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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味文学第三代：泛媒介场中的20世纪90年代北京文学》，王一川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在近年来的都市文化研究中，京味文化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当然和北京五百年来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有关，和越来越迫近的2008年奥运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在北京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古都和城市改造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伴随着推土机的轰响，老北京离我们渐行渐远，已成为一个迷离而遥远的梦，曾经浓浓的京味也相应地越来越凋零、清淡。当下人们对京味文化的热衷，与其说是出于某种文化自豪感，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无以安身立命的认同危机，出于对古典文化在现代社会里的散逸而产生的回瞥与怀旧。 如何咂摸这让人留恋徘徊、牵肠挂肚的京味？从建筑、饮食、民俗入手，可能都是不错的选择，但从京味文学的角度体会京味，无疑是更令人神往的一种。京味文学关注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生命体验，关注城与人在文化性格上的沟通，有利于发现城与人共享的秘密和神秘联系。如赵园先生所说：“文学对于文化形态及其包含的文化关系的把握，有时比之史料的铺衬更有价值。”（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小引1—2）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有影响的“京味文学”论著中，或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朔等重要京味作家并没有涉及，如赵园先生的《城与人》；或由于着笔太宏阔对京味文学只是匆匆带过，如杨东平先生的《城市季风：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精神》（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新星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京味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脉络始终没有得到梳理。 正是在这里，王一川先生主编的《京味文学第三代》显示出了独特的价值。在我看来，它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京味文学第三代》清晰地界定和概括出了京味文学的概念及其特征，厘清了许多模糊不清的范畴。 相对于作为文学流派的“京派文学”，“京味文学”这个概念一直缺乏清晰的界定。例如，赵园先生认为京味本来是“多味的”、“弹性的”，因此对京味的界定是：“‘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京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趣味”（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这个界定稍显宽泛。杨东平先生对京味的界定也很模糊，他把京味基本界定为“底层的民俗民间文化”，和上层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京派文学”形成对比。这个界定侧重“京味”的底层，但又显得窄了。概念的模糊和不统一直接导致了面对有些问题读者可能会不知所措。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算不算京味文学？《北京：城与人》认为它不算，《城市季风》却认定它算。这不免让人一头雾水。还有，京味文学的发端到底是哪里？是《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还是老舍小说？或者是清末民初的蔡友梅、王冷佛、穆儒丐等人（关于“京味小说”开端之争，请参看金汕、白公，《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雷晓彤，《“京味”：近代北京小说家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2005.2）？有人提出了“新京味小说”，那么，“新京味文学”新在哪里？与“旧”京味文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京味文学”的概念才能解释和回答。这样，厘清京味文学的概念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和紧迫了。 对此，《京味文学第三代》在开头就鲜明地指出：“京味”的特质在于，它是“故都北京在其现代衰颓过程中让人回瞥到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和不可重复的地缘文化景观”。“京味文学可以视为能够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的独特地点、事态、风俗、语言、秉性等特色的文学”，它有五个要素：地、事、风、话、性。第一，地，是指京味文学总是要再现故都北京城特有的地点景观；第二，事，是指京味文学总是要讲述发生在故都北京城的事件；第三，风，是指京味文学要描绘故都北京城的风俗民情；第四，话，是指京味文学总是要讲故都北京特有的语言；第五，性，是指京味文学要刻画生长在故都北京的人们的性格特征。这五要素支撑起这种地域文学的一种总的回味———流兴。也就是说，京味文学要回瞥出故都北京在其衰颓中散发出的现代流兴。京味文学所传达出来的总精神是北京人的侃平气质———通过调侃以达成自我心理平衡的过程（王一川，《京味文学第三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以下涉及该书引文，只标注页码）。 这样，《京味文学第三代》从要素和特质上厘清了京味文学的许多重要内涵，它也许不是最终的阐释，但显然有利于我们在解析具体文本时借助它来把握和分析文本的特点。如上面提到的《京华烟云》不能算是京味文学，因为它不能满足京味文学的五要素中的大多数条件，特别是没有用“北京话”写作———它首先是用英文小说发表的。 在对京味的界定的基础上，《京味文学第三代》勾勒出了京味文学的缘起、含义以及演变脉络：京味文学第一代为20世纪20至40年代以老舍写作为代表的文学，第二代为20世纪80年代以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为代表的文学，第三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王朔、刘恒、冯小刚、王小波、刘一达等为代表的文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新京味文学”。 《京味文学第三代》在理论上发展了京味文学的内涵，划分出它的演变阶段和前世今生，有可能把京味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也为当下和今后的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借鉴。 《京味文学第三代》从泛媒介语境这一全新角度揭示了京味文学的新内涵。 《京味文学第三代》专门考察的对象是京味文学第三代。那么，第三代与前两代的划分依据是什么？三代作家的区别在哪里？是否仅仅是作家的代际差别？对此，该书的回答是：和前两代相比，京味文学第三代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产生语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泛媒介语境。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京味文学第三代呈现出以往两代所没有的新特征，如产生了新的京味语言——调侃式语言、新的京味人物——“顽主”、新的京味人生观——弃雅就俗及自我侃平价值观等。 所谓“泛媒介场”是由两种以上媒介组成的对公众产生交互影响的复合传播情境。泛媒介场并不简单意味着传媒技术手段的改变，更意味着文学本身在地位、语言形态、审美方式、人物形象、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全面变化。京味文学第三代也因此打上了影视媒介的鲜明标记：善于利用影视媒体宣传方式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盛名，进一步地借助小说的影视改编而实现文集热销，更为内在地按照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审美趣味而调整写作方式，文学巧借影视传播而促成艺术潮的整体转向等等。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京味文学第三代》对王朔、刘恒、王小波、刘一达等作家的“触电”经历和亲密接触那么关注。原因在于：第三代京味作家如王朔的小说文本的传播和接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1988年“王朔电影年”（这一年王朔的四部小说同时被改编成电影）的轰动效应；也明白了为什么《京味文学第三代》会出现“后顽主与大众文化潮——冯小刚”看似“旁逸斜出”的整整一章内容，这是因为：冯小刚和王朔合作多年，他的许多影视作品就是由王朔的小说改编而来，冯本人也多次加入了编剧行列，他的影片中由葛优扮演的“北京爷”形象其实就是“顽主”的延续——“后顽主”。《手机》更是先拍出电影，再由刘震云写出同名小说，借助电影的巨大市场号召力，小说也得以热销。 令人深思的是，泛媒介对京味文学乃至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之间仅仅是互利互惠吗？《京味文学第三代》对此显示出的态度是复杂的，其中不乏乐观，如：“文学诚然与20世纪80年代的超常兴盛相比衰落了，但并不等于没落或终结，而是在衰落中重振旗鼓，奋力在影视夹击中寻觅新的生机”（28页）。对刘一达《人虫儿》等京味写作所引发的京味热，该书认为：刘一达的京味写作与媒介（报纸、书籍、电视）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水乳交融”，“媒介也帮助京味文化在不同的形态之间、在广泛的接受和消费群体中建构起文化认同圈。而京味文化在这一认同圈中享受着被消费的快感”。“在媒介与文化之间，刘一达玩了漂亮的‘三级跳’”（284页）。 但同时，《京味文学第三代》对媒介对京味文学的消解作用也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如：“当京味文学的主导性传播媒介——机械印刷媒介已让位于以影视和网络媒介为主导媒介的更丰富而多样的泛媒介场时，京味的足以令人回味的媒介渠道就趋于断裂了……例如，今天的公众大多是在看过电影《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及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才去阅读小说原著的。影视的影响不仅把原由印刷媒介所打造的京味通过改编给变异了、融化了，掺杂进一些异质的新东西，而且还由此规定了公众回头阅读文学原著所必具的特定视角和口味。于是，文学成为必经影视媒介过滤的文学或‘电化文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京味变味了，变得似是而非了”（287—288页）。以上看似截然对立的判断，实际上从正反两个方面道出了媒介之于文学的双刃剑效应，足以发人深思。 在阐释文学现象时高度重视媒介因素，是王一川先生近年来标举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并获得了一定的学术反响（王一川先生近年在“泛媒介研究”方面的代表成果有：专著《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主编《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主编“媒体新体验”丛书共六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京味文学第三代》正是对这一研究路数的深入拓展，为我们进一步进行都市文化研究和文艺学研究开掘了一个具有潜力的新的增长点。 《京味文学第三代》深刻揭示了京味文学的走向和新命运。 作为泛媒介场中的京味文学第三代，它究竟预示着什么？是预示着京味文学的方兴未艾，还是回光返照？根据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变迁、新因素介入等事实分析，《京味文学第三代》揭示了京味文学的新命运：京味文学第三代只是京味文学的挽歌，“京味文学已无可挽回地以天鹅绝唱般的辉煌方式走向终结”（286页）。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王一川先生看来，京味文学作为地域文学的危机和衰落取决于京味文学的演变逻辑本身，即取决于它与当代北京人的生存体验的关系的演变，更根本地取决于它的媒介和媒介场的急剧变迁。而京味文学特有的媒介和媒介场正在今天的北京城消失：京味的原生物质型情境逐渐从地图上抹去了———胡同和大院如今已纷纷被拆除，分居于单门独户的高楼或小区的居民，已经不可能制造出朝夕相处的胡同居民或大院顽主才能制造出的往昔京味了；京味文学的语言媒介———北京话，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地土语所融会或覆盖；京味文学的主导性传播媒介———机械印刷媒介，已经必然地让位于以影视和网络媒介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了。“那种能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在现代衰颓时散发出来的流兴意义上的京味文学，毕竟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286—288页）。 应该说，《京味文学第三代》的如上判断虽然听起来很残酷，但绝非危言耸听。如京味文化的生态情境的消亡，类似的喟叹我们在《城记》（王军，三联书店，2003）、《城市季风》等书籍中反复听到过。1950年代，我们失去了北京的骨骼———城墙和门楼；1990年代以来，我们失去了北京的肌体———老城区；现在，我们正在失去北京的细胞———胡同和四合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我们听到有人把中国的China戏读成“拆啦”的时候，心里除了苦涩和愤懑还能有什么呢？ 在《京味文学第三代》的结语里，王一川先生认为：面对京味文学的终结“我们不必悲观”，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北京”，“北京人还会有实实在在的生存体验”，还会有“新京味”可供品尝，京味文学“是在绝响中换味”。但是，那时的“新京味”和所有的现代城市还有多大的差别呢？我们还能够感受到那个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北京么？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