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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6月中旬启动，至2005年11月正式出版问世，十八卷本的新版《鲁迅全集》，历时四年半时间，由众多人付出坚实的劳动，终于完成了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学术突破性的成果。新版《鲁迅全集》是在1981年版全集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校勘、正误、补遗和修订，在充分保留原有版本基本面貌、已有优势和学术成果的同时，取得了许多新的可喜的进步。就本人承担的《鲁迅全集》第一卷的《坟》、《热风》和《呐喊》的修订工作来看，可以说是相当艰辛，相当复杂，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它所花费的劳动，远在我独立完成一部学术著作所需要的付出之上。 先就版本的校勘来说。为了能够使新版的《鲁迅全集》，尽可能成为一个接近可靠而完善的底本，要以1981年版（1996年第3次印刷）的本子为底本，将它与鲁迅各个集子的最初版本，后来的重要版本，和最初发表的原刊文字，有的还需要与鲁迅自己的手稿，一篇一篇地，逐字逐句地，进行非常仔细的校勘核对，发现异处，作出认真的考证与辨析，直至确认下来，才能动手修改。即使一字之差，也不能放过。为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文言文的一些文字疑难的校勘，我曾到鲁迅博物馆借阅当时的旧杂志，年已七旬的老花眼睛，借着一柄放大镜，整整看了一天多。其中收获，即使只有很少能落实于新版文字，却颇有意义。如1981年版《人之历史》中“夫德意志为学术渊薮”一句，我于校勘中发现：初版时“渊薮”为“渊丛”。一是1981年版，一是初版，哪个是对的呢？于是去鲁迅博物馆查阅发表该文的1907年12月《河南》月刊第1号，才知道，原刊上发表的时候，“学术渊薮”作“学术渊丛”。但是仅此还不能确定，于是又翻阅了鲁迅博物馆所藏的1930、1933、1936年出版的《坟》第三、四、五各版，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和1941年印行的《鲁迅三十年集》，发现也一直均作“学术渊丛”，直到1956年版才开始改“渊丛”为“渊薮”，1981年版袭用未变。大约当时编者觉得“渊丛”不如“渊薮”说得通吧。“渊丛”通不通呢？经查日本《大汉和辞典》“渊丛”条，古“渊丛”与“渊薮”同。《左传·昭公七年》：“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注：“悉以纣为渊丛而归之。”有了这样一些充分的根据，新版《鲁迅全集》里，将《人之历史》里的“学术渊薮”改回为“学术渊丛”。只一字的更动，却去掉了后来的曲改，恢复鲁迅文章的本来面貌。类似校勘给新版各卷带来面貌新异的例子，在这次全集的修订中，已并非是个别情形。 还有一种1981年版未有的情形：有些校勘工作结果的发现，虽然没有改动全集的正文，但据1981年版及初版本，与最初发表刊物的文字进行校勘，发现了初版中的一些重要的文字缺遗，为保持和尊重经鲁迅亲自阅定的初版面貌，就不改动原文，而将有关的补遗文字，放在注解里录出，并加以说明。我所负责的《热风》中的几篇《随感录》及其他短文，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如《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有一句话：“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1981年版与初版同，但查阅1919年第6卷5号《新青年》的原文，发现此句后面有缺漏，原文为：“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是过激主义了，然而我们这中国的残暴淫掠，究竟是根据着什么主义呢？”《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中，“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查1919年第6卷6号《新青年》发表时的原文，在“不算什么；”之后，还有一句话初版里被漏掉了：“一村一镇的人都死了，在一府一省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热风·无题》一篇里，文章开头有“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1981年版与初版相同。但在查阅1922年4月12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原文时，发现这段文字之后，还有第二段的一句话：“人看见Sro.E，几个人叫道：‘瞎子！瞎子！’对的，他们发现了真理。”这里的Sro.E，指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前两处的缺文，可能是手民的误排，后一句的秽语，则应是鲁迅自己的删刈。这些漏缺的文字，对了解鲁迅文章原貌，理解鲁迅思想，以及提升《鲁迅全集》的学术价值，都很有意义。现经校勘出来，在新版全集都于注释里作了补录和说明。 我以为有一点应该说明：初版本文字也不是丝毫动不得的。有些已经校勘出来的成果，因为对于重要性理解的不同，出版社最后审定时，并未被吸收入新版书中。如《热风·随感录 四十九》里有这样一句话：“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初版与1981年版的文字是相同的。但是查阅1919年2月5日出版的第6卷2号《新青年》，进行仔细校勘时，与初版原文亦无差异，只是发现这句末尾是：“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在“死”这个字上有个引号。我推想，《新青年》杂志发表时，根据的应该是鲁迅的手稿，而这个“死”字加了一个使抽象情感具象化、拟人化以强调意义的引号，可以看出鲁迅如何想突出那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前驱者的奉献精神，与散文诗《自言自语·古城》里传达的在古城坍塌时拼命救出幼者而老人甘愿牺牲自己有一样的意义。而且，上文的原文是：“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显然后面文字的“那个‘死’”加了引号，是有意与前面文字相呼应的。对于传达全文精神来说，这个引号很重要。已经费力校勘出来，而未被新版采用，虽然只是一个标点符号之差，我至今仍然觉得很遗憾。 新版《鲁迅全集》增补收入了一些内容，如《两地书》鲁迅六十八封原信，鲁迅《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鲁迅的佚信十八封和多篇佚文，这些增补，和个别误收重收的删刈一样，可能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我想，于尽可能保留鲁迅文字的完整、准确和为研究者的方便，也应该是“新”得有益的。1978年我于《每周评论》上发现署名“庚言”的四篇佚文《美术杂志第一期》、《随感录》三则，就了解鲁迅当时的启蒙意识、美学思想和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有重要价值。虽经充分考证，唐弢、李何林、王瑶等专家鉴定，确信为鲁迅文章无疑，但为慎重起见，1981年版暂未收入，这次被增补进来了。1978年夏，我将《美术杂志第一期》等鲁迅佚文和考证文章，寄给《美术》杂志的创办者刘海粟先生，并请教一些有关问题，先生给我的复信中说：“北大学报发表鲁迅佚文《美术杂志第一期》一篇，系前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出版美术杂志的评论，鲁迅对这本杂志的评价甚高，另一篇你写的对佚文考证也极好。鲁迅此文实为近代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文献，弟对中国美术运动亦由此而概见了。”由此亦可见其重要性。这组佚文的收入，经过专家学者专题会议的认真而审慎的论证，给新版全集这方面“新”的特色，带来了准确科学的保证，作为一个发现者，当然也为自己的辛劳感到欣慰。 2005年版《鲁迅全集》最重要的突破，是在注释文字上所取得的进步。1981年版大量的注释，因为受时代政治气候与学术氛围的制约，注释者思想水平和思维惯性的限囿，史料披露与发现的滞后，从内容到文字，关于历史人物、重要事件、国内外的文学社团流派，乃至一些古代经典思想观念与用语，都留下了很浓重的非科学化及“左”的或简单化的痕迹，带有很明显的以主观政治评价代替客观学术叙述的色彩。将这些问题明显的和不明显的条目改正过来，使注释文字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更少一些褒贬评骘，更多一些客观陈述，经得起历史的和时间的双重考验，成为这次注释修订中努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通过修订工作，已经使得这部20世纪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字，取得了更为接近于历史真实面貌的科学化的品格。在这方面的显在的或潜在的成绩，为不甚了解历史的一般读者提供了比较“近史”的文本。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还是在注释中比较容易做到的。 比较难的，倒是对于那些注释中缺漏的补注，错讹的辨证，史实的稽考，人物生卒年及行藏的追踪勘定，引述史料和用语出处的追寻与原文核对等等。有时需认真重读古籍，有时完全如大海捞针，或茫然寻求，或多方求教，或稽查史籍，或翻检旧刊，为一个问题、一个人物、一条材料，甚至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需要花上许多工夫，也不一定获得满意结果。但是每当获得一点点的结果，都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欢乐。举一条注释突破性较大的例子。《坟·看镜有感》中说：“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1981年版注释说：“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时他上书礼部，说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无结果。康熙四年（1665）又上书礼部，指责历书推算该年十二月初一日蚀的错误，汤若望等因而被判罪，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因推闰失实下狱，初论死罪，后以年老从宽发配充军，遇赦放归。”为了核对注释叙述的正确性，查出杨光先生卒年及后面引语出处等未注出的问题，我花很多时间查阅了一些有关参考书籍、百科辞书及专门资料，很长时间里均未获任何结果。在茫然无措时，偶于书店浏览中，突然发现并购得今人陈占山校注的杨光先著《不得已（附二种）》一书（安徽黄山书社2000年版），真是喜出望外。认真阅读此书所收《清史稿》县志等的杨光先传记、碑文，汤若望的资料，杨光先《不得已》一书，以及校注者撰写的长文《杨光先评传》，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确定了杨光先的生卒年为1597-1669，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他上疏礼部的《正国体呈稿》中，提出《时宪历》历面上用“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予以西洋”，无结果。杨光先又上疏礼部，是康熙三年（1664）七月，而非康熙四年（1665），汤若望等传教士被判罪，应为康熙四年三月，八月杨光先始任钦天监监正。注释说杨光先康熙七年因推闰失实下狱论罪，也不准确，应该是康熙八年二月，康熙皇帝重新起用南怀仁，对杨光先“但夺官，免其罪”。三、四月，因推闰失实，上为汤若望等人冤狱平反，“坐光先斩”。康熙怜其年老，免死放归，遣回籍，行至德州，病发卒。新版全集注释据此作了改动。另《看镜有感》中还说：上命杨光先任钦天监正，“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981年版仅注：“下文的《不得已》，是杨光先几次控告汤若望的呈文的汇集。”于《不得已》一书语焉不详，鲁迅引述的文字，也未注明具体出处。新版则具体注出《不得已》的成书时间、内容，且注明了两段引语的具体出处等。 有时一些注释需要尽可能地核对原始材料，也就可能会发现问题。如《坟·论雷峰塔的倒掉》关于《义妖传》，1981年版全集注释说该书为“共四卷五十三回”，查《辞海》为“五十四回”无卷数，也无刊刻时间。二者究竟孰为是？刊刻时间如何？查谭正壁、谭寻编著《弹词叙录》，录有两种刊本：一、二十八卷五十三回，署陈遇乾先生原稿，清同治乙巳年（1869）刊本；二、四卷五十三回，光绪二十四年（1898）石印本。后查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绣像《义妖传》初刊本，书前署：同治乙巳春镌，二十八卷五十四回。据此，新版注释改为：“共二十八卷五十四回，同治八年（1869）刊行”。又如《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原注《今古奇闻》刊刻时间为光绪十七年（1891）。查孙楷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录“存光绪辛卯（1891）坊刊本”和“光绪辛卯铅印本”，江苏社科院等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又录光绪十三年（1887）原刻本，再查《辞海》，说：“光绪年间刊行”，模糊了刊行的具体时间。经查北京大学图书馆无此书。在进一步查询中，得友人帮助得阅上海师大潘建国博士发表的《晚清上海书坊东壁山房与〈今古奇闻〉》一文，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今古奇闻》东壁山房原刊本，凡六册，存二十二卷，光绪十三年（1887）镌刻出版。新版注释据此改订。注释里类似这样关于一本书的卷数、刊刻年代等所作的修订，给新版全集带来的是学术上的更加准确和坚实。花费不少的劳动，作出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极微小的变化，却透露出某种有利于学术求真坐实的信息。 有时一个字的发现和修订，获得的是意外的惊喜，尽管耗费掉的时间和精力，与落实在纸上的结果相比，真如沧海与一粟。《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注释“墨憨斋增补《平妖》”叙述冯梦龙《三遂平妖传》时说：“内容叙述宋代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官军文彦博用诸葛遂、马遂、李遂将起义平息，所以原名《三遂平妖传》。”本来可以不必再去查询了。但我还是花了两天多的时间，重读了一遍冯梦龙的《三遂平妖传》，却发现1981年版注释中说的“三遂”之一的“诸葛遂”，在小说原文中应该是由弹子和尚化身的“诸葛遂智”，注释中漏一“智”字。为证明这一发现的可靠性，我又查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有：“幸得弹子和尚化身诸葛遂智助文（彦博），镇伏邪法；马遂诈降击（王）则裂其唇，使不能持咒；李遂又率掘子军作地道入城；乃擒则及永儿。奏功者三人皆名遂，故曰《三遂平妖传》也。”此可为有力的旁证。新版此条注释里，因此改“诸葛遂”为“诸葛遂智”。 《坟·写在〈坟〉后面》1981年版注［2］引《晋书·刘伶传》“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我仔细读了《晋书·刘伶传》并校勘文字后发现，在“曰”字前面少了一个“谓”字。《坟·论照相之类》1981年版注释［4］引《汉书·王莽传》说翟义党王孙庆被捕后，“莽使太医、尚方与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我又重读了《汉书·王莽传》，发现原注释所引文字，“莽使太医、尚方与屠共刳剥之”一句，在“屠”字之前，《王莽传》文里还有一个“巧”字。此段记载，可谓我国古代早期人体解剖学实践的重要资料，这一“巧”字，因此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漏掉的。这样尽可能地核对校勘原来注释中所引述的文献资料，工作量极大，更需要细致与耐心。每一处的修订，哪怕仅一个字，一个句读的改订，都于《鲁迅全集》文本的完善以及为接受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信息。 注释文字修订中，即使是一些纠正人物或历史事件评价偏至的条目，也并非简单的文字的删削与调整，而需要依据大量原始资料查阅，获得多方的信息，作出更为尊重历史原貌，接近历史真实的书写。如《坟·题记》中关于鲁迅批评陈西滢《闲话》对于三一八惨案“另有一番风凉话”、“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的注释，《坟·寡妇主义》中关于章士钊《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说鲁迅所引的文句，“都是呈文中侮辱女学生的词语”的注释，《坟·智识即罪恶》中关于鲁迅批判朱谦之《教育上的反智主义》里面一些观点的注释，等等，都能根据查阅的史料，使得注释尽可能呈现更为符合客观实际的面貌。有的不是简单的修订，还会有所发现。如读了朱谦之发表于《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的原文《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与光涛先生论学书》，发现1981年版注释中引述的文字，对于原文作了删节，在朱谦之文章的“知识就是赃物”后面的省略号之后，删去了这样一大段话：“知识是可量性的，也是可属性的，所以知识可以被人占有，可以灌来灌去。我的朋友瞿秋白说得好：‘把知识当作一种所有物，就是盗贼明抢暗夺的行为，侵人家的权利，我可以说知识是赃物。’”瞿秋白的话全部被删去了，却加上了注释者根据其大意自己浓缩编写成的一句话：“由知识私有制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是赃物”，并把注释者自己拟成的这些话，放在引号里面加以引述。这样的删节与改动，既不妥切，也不符合引文规范。新版全集的注释，删去作者杜撰的一句话，保留了引述瞿秋白话的原貌，使之更接近历史事实，也有利于全面理解鲁迅所批评的朱谦之思想提出的背景和本意。 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的二十年里，许多学者专家陆续发表了不少勘误与修订的宝贵意见，见诸《鲁迅研究月刊》、其他媒体及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这次修订中，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原有基础上，充分注意和尊重这些研究成果和意见，并一一加以考核后，尽量吸收于新版的文字中。仅我自己负责的《坟·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文言文，鲁迅引述的拜伦、雪莱作品和思想引语的出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中的“玄纽”、“机缄”、“东西戈尔”、“密栗”、“爱德华”等条目注文，都直接或间接吸收了其他学人的劳动成果。有些文章，还根据其他学人提出的鲁迅著作的误用或误排，经过认真核对后在新版中作了校勘与更正。二十多年前，我在《〈野草〉研究》一书附录的《〈野草〉修改蠡测》里，对《野草》初版与在《语丝》发表的原文，各篇作过校勘。其中发现了《语丝》上刊登的鲁迅自己对《好的故事》漏排的《更正》，内容是：“《好的故事》正误：十二行乌下脱桕字；十五行桨误浆；廿六行缕上脱如字；末行的下脱夜字。”我当时说，“据川岛先生说，《语丝》上错漏之处是很多的，一般很少更正，除了作者自己出来说明。这段《更正》是出于鲁迅自己的手笔，大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正》所列的几个内容，在《野草》成书时都已改正过了。唯‘如缕缕的胭脂水’一句，仍缺‘如’字，一直延续至今。这可能是鲁迅自己的一个疏忽罢。”（《〈野草〉研究》1982年版，316页）二十三年之后，这个脱字补缺的遗憾，已经在新版全集的校勘注释中得到了解决，这是令我十分快慰的。面对许多研究者基于辛勤劳动提出的宝贵修订意见，我自己绝不会将别人的成果视为自己的发现。由于全集编辑体例的限制，对于我所熟悉的或不熟悉的许多研究者那些学术上艰苦劳作获得的成果的吸收，不能一一注出说明以表示感谢，但对于他们为新版《鲁迅全集》之“新”所作的这番贡献，我自己，我想也包括整个的全集修订编委会，都是会深怀敬意的。 由此我同样想到的是：《鲁迅全集》这部世纪经典的注释和言说本身，就是一个可能永远没有终结的过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一代人，每一个人，为此所付出的点滴汗水，都会源源不断地，无声地，流入于那些同样是用笔墨与心血写成的无声的默默劳作之中的。 这样就够了！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