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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著作《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以下简称《想像》)一书对现代文学“制度”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度阐释。据作者声称，文学制度包括三个方面: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学理阐释，以文学写作及其相关体制为主的文学实践，以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所受教育为主的文学教育；文学教育因其对研究者和创作者的深远作用而在文学制度中格外突出，所以《想像》一书主要以现代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学教育之间的搏击展开。当《想像》把现代中国文学放置在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的现代化生产过程中来考察的时候，很准确地引入了福柯的“话语”概念，认为文学即话语实践。在福柯的话语意义上，现代中国文学作为现代知识类型的被创建，必然会涉及如下问题:话语形成的过程、话语形成的机制、话语形成的标志、话语形成过程中权力关系的位移。不过，《想像》一书并不是按照上述次序来组织文章的，它把这些问题分配在各个章节中。《想像》一书除导论外，分上下两篇，每篇五章。上篇主要是对文学的概念、文学课堂的内外和新文学史传统的建构进行理论阐释，以此探讨了新文学是如何被制度规训的。下篇探讨了五个个案:以王国维对大学课程设置的讨论为中心，分析了王国维以“无用之用”的审美现代性来定位文学和哲学课程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以蔡元培借用洪堡特的大学理念改革北京大学，突出文学哲学课程，沟通文理为中心，揭示出大学重建民族文化价值系统、完成民族国家想象的功能；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中心，探讨了新文学如何借助国语的标志，开始确定自己的身份；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中心，探讨了新文学融入中国文学史长河的努力；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中心，探讨了新文学如何以经典的形式被定位的过程。 在文学作为话语的意义上，如果设想现代中国文学在大学课程上的形成标志是1950年代初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教材的中国新文学课程，那么《想像》一书的上下两篇在两条线索上描述了这种话语形成的过程。王国维的大学课程，蔡元培的文科改革，朱自清的新文学史课程，中间经过周扬在延安和沈从文等人在西南联大开设的相关课程，最后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这条线索描述了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在现代大学的建设中以课程的形式进入大学课堂的。第二条线索:胡适对新文学的胜利性定位，周作人对新文学的整体性定位，《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新文学的经典化，毛泽东把新文学纳入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道路，最后进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条线索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如何在文学史的意义上被完成的。其实，《想像》并不在乎这两条线索上各个环节的明晰梳理，也无心于去刻意设置一个话语形成的标志，不过，我还是能强烈感受到《想像》中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的逻辑思路。可以这样说，《想像》对晚清至抗战之前现代文学与文学制度之间的搏斗，进行了整体性的勾勒，并以个案的形式进行深入分析，由此开启了对抗战之后这种搏斗的描述路径。 《想像》着意于每个个案的横向开掘，对现代中国文学作为话语的个案，在理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阐发。借用西方理论资源阐释现代中国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基本思路。因为现代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在西方的文学思潮和理论思潮下发展起来的。《想像》一书在整合西方资源方面显示了相当的功力，比如对翻译问题的思考，翻译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阐释现代中国文学都绕不过去的问题，但又是一个烫山芋。《想像》从分析尼南贾纳的翻译理论入手，进而分析学衡派诸子的文化立场，继而对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孙歌的互译性理论和汪晖的翻译主题化思考，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和鉴别，最后回到翻译主题化过程催生中国现代思想主体的复杂性。从黑格尔、福柯、德勒兹和科耶夫等人对知识分子和主奴关系的思考，分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如鲁迅自身的主奴关系结构，以及他们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很精彩而富有启发的论述。这种学理分析的方法得益于对西方理论资源融合后的使用。 相对说来，我更喜欢《想像》在横向展开上的第二个特色:它很看重历史文本的外部诞生方式和内部的叙述方式，即很看重话语形成过程中的机制，与各种权力之间的较量。以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等文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比较，发现《五》采用客观化叙述方式，意在结构“历史神话”的用心。分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在叙述中有意忽略文选派的存在，以及抹去西洋理论的色彩等话语表述的缝隙，揭示出周作人叙述的多重意义。分析茅盾等人对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历史分期的商讨，以及阿英在史料过程中对学衡派文章的“压制”，凸现现代中国文学在被创制的过程中又压抑了他者话语的尴尬。这些地方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无论是福柯的话语实践，还是酒井直树的话语装置，都必须在具体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展开。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