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一百多年前，人类历史刚刚跨入20世纪，许多文化精英一致欢呼：20世纪是妇女争取自身解放并得到彻底解放的世纪。世纪初，金天翮首先敲响了“女界钟”，他欢呼中国女性要高扬“独立、自由、平等三色之徽帜，以祝我中国女权之万岁”。20世纪不仅是妇女争取独立、自由、平等以及女权高扬的时代，而且也是在文学上全面显露才华并取得光辉成就的时代。为了总结20世纪女性文学的成就和经验，盛英、乔以钢主编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以下简称《女性文学史》），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该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值得祝贺的。 在肯定该书成绩的同时，我觉得这部专著最大的缺憾是对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女性文学的叙述有着明显疏漏。而这一缺憾还不仅仅是叙述得简略与否或篇幅多少的问题，而是该书根本就没有反映这一时段女性文学的特点和成就，套用一句常用的术语，我们把它称之为该书的一个盲点，似不为过。 本文以此为质疑起点，对这部《女性文学史》中有关世纪初女性文学书写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讨论，目的在“使失衡了的文学史结构得到纠偏和补正”（见“导言”第11页。）使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女性文学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和如实的展现。故本文并不想也无力全面评判这部《女性文学史》，而只是以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作为讨论的中心。 20世纪女性文学是光辉灿烂的，表现之一是第一个二十年就拉开了这一光辉的序幕。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不仅作家、作品数量多，而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遗憾的是在盛英等人主编的这部《女性文学史》中均没有反映。 《女性文学史》全书80余万字，但占20世纪五分之一的第一个二十年的女性文学在全书中却没有位置。该书在“导言”中挂一漏万地提到近代几位耳熟能详的女作家名字：秋瑾、吴芝瑛、徐自华、徐小淑、陈撷芬、王妙如（作品举例《女狱花》误为《女狱长》）、单士厘，在正文中展开论述的作家只有秋瑾一人，而且还放在了第二章。 秋瑾既然是20世纪初第一位女诗人，按一般文学史的结构设计，应当放在第一章，何况20世纪初还有数以百计的女诗人、女词人、女政论家、女小说家、女戏剧家、女翻译家。这部《女性文学史》的主编者，或许出于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对占20世纪五分之一的第一个二十年的文学和如此众多的女性文学代表人物却视而不见。该书第一编（1900—1927）·第一章·概说，就直接从“五四”写起。第一节《20世纪初女性文学的崛起及其历史意义》，开宗明义：“1919年，在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富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第一次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女性脱颖而出，她们的创作，为‘五四’新文学奉献了风采别具的篇章。”（盛英、乔以钢：《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很明显，所谓“世纪初”，在编者的心目中就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所谓“女性文学的崛起”就是从“五四”崛起。第一编的时限虽标明1900—1927，前二十年（1900—1919）只是一个背景，一个道具，并无实际内容。《女性文学史》导言第三部分：“关于历史分期”，共分五期，第一期：“世纪初到‘五四’，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文学勃然崛起时期”（第22页）（这个历史分期值得商榷，详下）。看来编者并非不清楚世纪初到“五四”（1900—1919）是女性文学的“崛起时期”，只是因为对这一“崛起时期”的文学缺乏研究而干脆跳过，直接进入“五四”。显然，无论是作为第一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还是作为学者和文学史家，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既欠严肃，也是非常不妥当的。这样的文学史不能全面反映20世纪女性文学历史真实的面貌，只能对读者产生误导。话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女性文学的总体风貌作出钩玄提要的叙述，否则就有险涉“指控”不实、哗众取宠之嫌。 二 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由于这二十年（1900—1919）正处于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后期，它与此前（1900之前）相比，中国女性文学具有了许多新的特色和变化，要言之，有如下三点： 1．创造主体的变化 20世纪前，中国女性作家的主体还是书香门第出身的闺秀，她们的知识结构还是传统式的。20世纪初女性作家的主要成员已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她们一般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其中的佼佼者还曾出国留学（或出国游历），这批人有秋瑾、康同璧、吕璧城、张昭汉、张汉英、燕斌、陈撷芬、单士厘、何震、杨庄、汤红绂、薛琪瑛、吴弱男等。她们的知识结构已不同于此前的闺秀作家，其内容至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音体美和外语。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女性作家的主体，其比例约占同期女性作家的80%。这批作家的生活范围已由兰闺走向社会，由国内走向世界；视野的开阔，知识结构的更新，其人生理念和文学观念也较20世纪前的作家有了不同，反映到创作实践上，这时段的女性文学也具有了异于传统女性文学的个性内涵和创作风貌。 2．写作文体的超越 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体裁主要是诗词文赋，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出现了女性写的第一部小说，但真正形成女性小说创作热潮是在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出现了一个女性小说家群（下面再谈）。此外，这个二十年还出现了女性政论文学、女性游记、女性翻译文学，后者更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 3．审美范围的扩大与艺术风格的变化 随着创造主体生活空间（由兰闺走向社会）的变化，以及她们交际范围的扩大，世纪初女性作家的审美范围也有所变化，这时期所书写的内容，也由较单一的春恨秋愁、离情别绪和爱情婚姻，扩展到广阔的社会层面，以及伦理道德、教育、法律、实业等视域，说明女性文学已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人生。像王妙如的小说《女狱花》、杨令茀的小说《瓦解银行》、幻影女士的小说《声声泪》和《贫儿教育所》、秀英女士的《髯翁之遗产》、养晦女士的小说《遗憾》、徐斌灵的小说《桃花人面》，吕碧城、徐自华、张昭汉等人的诗词。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呼唤女权，以妇女解放为主题，这都是此前未有的。再一点，由于作家队伍中有若干留学生和旅外者，又增添了域外题材的作品，描写异国风光和风俗民情，抒写外国的历史文化和自己的观感，这在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1903）、《归潜记》（1910），以及吕碧城的诗词中均有反映。 与创造主体的审美选择相适应，这时段女性文学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要而言之有两点：一是由低沉纤细向雄丽豪放发展；二是感伤、悲凉的艺术风貌。 以上是世纪初女性文学的几个主要特点，限于篇幅，不能详述。第一个二十年的女性文学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四大作家群体的出现。 其一是女性小说家群。古代女性没有写小说的，过去有人说清代女诗人汪瑞（1793—1839）写过一部《元明佚史》，但文本已佚，真伪难考。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位小说家是近代的顾太清（1799—1877），她竟敢违背女教，第一个动笔写小说，做了“攻入男性堡垒的一次冒险”（科拉·卡普兰：《〈奥罗拉·利〉与其他诗》），写了《红楼梦影》（1877）。此后写小说的还有女作家陈义臣（1873—1890）、王妙如（1877—1903）、邵振华等，但都未形成大气候。真正形成女性小说创作大气候的是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第一个女性小说家群。据初步考察有50余人，其作品近百种。主要的小说作家有黄翠凝、吕逸（韵清）、毛秀英、杨令茀、徐彬灵、静英、曾兰、陈翠娜等。这个女性小说家群体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她不仅刷新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无小说的纪录，而且为“五四”女性小说家群（如冰心、庐隐、白采、白薇、冯沅君、凌叔华）的脱颖而出竖起了阶梯，提供了文体样板，奠定了文学基础。 其二是女性翻译家群体的出现。 这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学现象。据目前的发现，这批女性翻译家约有15人左右，除少数人（如薛绍徽）外，大多是留学生，也有的虽无留学经历，但受过新式教育（包括教会学校），著名的有陈鸿璧、黄翠凝、陈信芳、杨季威、罗季芳、陈翠娜等人，赴欧美和日本留过学的有张昭汉、薛琪瑛、汤红绂、吴弱男、刘韵琴、凤仙女史等。这批女性翻译家，在翻译方式上除极少数人属于林译式外，大多是独立进行翻译。这一翻译群体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属破天荒的新力军，而且对“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翻译也有春风化雨的影响。 其三是南社女性作家群，据柳亚子《南社纪略》统计有61人，著名的有徐自华、徐蕴华、吕碧城、张昭汉（默君）、王粲，湖南的陈氏三姊妹（陈家英、陈家杰、陈家庆），四川营山诗人张光蕙、光萱姐妹，广东梅县的吴其英，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四是女性政论文学家群，这是20世纪初女性文学史上一个新的生力军。 古代女性创作体裁虽有文，比起诗词来数量要少得多，而且多为记叙文。至于论说文，很少有什么佳作。20世纪初，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妇女为实现男女平权，或批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制，或提倡女学，或号召妇女参加民主革命，或争取参政权，基于宣传的需要，政论文成为各类体裁中的首选。20世纪初的妇女报刊，这个新兴的传媒又为政论文提供了广阔的发表园地。继《女学报》（1902）后，《女子世界》（1903）、《中国新女界杂志》（1906）、《中国女报》（1907）、《神州女报》（1907）、《天义报》（1907）、《湖北女学生日报》（1908）、《女学生杂志》（1909）、《妇女时报》（1910）、《留日女学生会杂志》（1911）、《大汉报》（1912）等也都纷纷创刊，这些刊物为了宣传妇女解放，需要政论文，于是由女性撰写的社论、论说、宣言、演说词、战斗檄文，通过妇女报刊这一新的传媒，很快普及全国，影响甚大。这个政论文的创作群体主要由两部分女性组成，一是妇女运动的领袖和骨干，如秋瑾、林宗素、唐群英、张昭汉、江纫兰、吴木兰，二是各妇女报刊（也包括非妇女刊物）的女主编、主笔和女编辑、记者，如陈撷芬、燕斌、何震、潘朴、杨季威、郑毓芳，活跃在世纪初女性政论文坛上的这批作家，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她们多数具有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接受过新式教育和西学的熏陶，见多识广，知识面宽，思维敏捷，既能滔滔雄辩，又具生花妙笔，故她们写的这些政论不乏文学色彩。如秋瑾的《中国女报发刊辞》、《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陈撷芬的《女界之可危》、陈婉衍的《女子北伐队宣言》、莫雄飞的《哀中华》、杨季威的《男女当有平等教育》、吴弱男的《告幼年诸姊妹》，吴淑卿的投军文等。这些政论，自抒胸臆，有感而发，自由奔放，酣畅淋漓，感情充沛，极富感染力；而文中语言生动形象，清新流畅，喜用排句，又骈散相间，诚为女中之“新文体”。世纪初的这些政论，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而且对“五四”之后的女性政论创作也有启示意义。 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在中国女性文坛上出现了这四大创作群体，不仅较之此前的女性文学具有了新的特色，而且在文学成就上也是令人鼓舞的。看来，世纪初的这个20年（1900—1919）并不是没有什么可写，绝不像盛英等人主编的这部《女性文学史》中所描绘的那样寂沉、荒凉，只有秋瑾一人在那里孤独的慷慨悲歌。恕我直言，正是由于主编者对这段女性文学缺乏研究，才造成了这一时段女性文学的大面积空白。 《女性文学史》的主编者也不无正确地指出：“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黑洞里。”（第2页）与女性长期被淹没在历史黑洞里有关，在文学生态中，女性创作一直处于被失落的地位和失衡状态，“以往文学史研究强化着这种失衡状，对女作家群的存在置若罔闻，总是视女作家为寥落晨星。”（第10页）客观一点说，对待女性文学的这种失衡和不公，“五四”之前较之“五四”之后更为严重。清代女作家的文集“数逾三千”（胡文楷著：《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今天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清代女作家有几人呢？宋代见于经传的著名女作家并有专集别集行世的（有的已佚），除李清照外尚有朱淑真、温琬、魏夫人、吴淑姬、张玉娘、谢希孟等十多人，今天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只有李清照一位。所以我赞同盛英诸作者的意见：女性文学研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对少数几位杰出女作家的探讨，还要主动“发掘被历史封存的女作家”，还女性文学以本来面目，并为女作家正名、扬名，揭示她们创作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使失衡了的文学史结构得到纠偏与补正”（第11页）。我还认为重新评估女性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地位，应当成为21世纪“重写文学史”工程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正是基于如上的共识，我觉得《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对第一时期（世纪初至“五四”）的书写与这一时段文学的本真面貌距离太远。上面我简略的描述，也只是这一时段女性文学的一部分。至于所谓发掘历史尘封，还只是刚刚开始。由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较之古代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相对滞后，这一工作的进展也就有赖学界的共同努力了。 三 《女性文学史》中的分期也值得商榷。该书把20世纪中的女性文学分成五期，第一个时期是“世纪初到‘五四’”，称为“女性文学勃然崛起时期”，著者没有标明具体时限，但在第一编中则明确标出1900—1927。因此书中第一期下限的“五四”，不是指1919年，而是泛指“五四”时期，故主编者定为1927年。 该书把第一时期的下限定为1927年，我觉得不妥，还是以“五四”（1919）作界碑为好。我曾经在讨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五四”这块文学界碑不容忽视。我看重“五四”这块界碑，还不仅仅因为它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以及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分水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考虑的。一方面，“五四”前后的文学在形式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文言和白话。即使我们不考虑创造主体的思想倾向和女性意识，仅从语言因素这一点来看，“五四”前后的女性文学就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这样分期，也与著者对“五四”前后女性文学的看法相矛盾。《导言》中说：“‘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正是以与时代、社会同步，以持久的反封建主义和追求女性彻底解放的独立品格，寓居于新文学系统”（第15页），从“寓居新文学系统”的作家举例（卢隐、冯沅君、白薇、凌叔华等）来看，“五四”前的女性文学，肯定还未能“寓居于新文学系统”。既然“五四”前的女性文学是旧文学系统，“五四”后的女性文学是新文学系统，而《女性文学史》把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学放在同一个时期（1900—1927），自然是有矛盾的了。 该书之所以这样分期可能也有自己的考虑。盛英等人并非不了解“五四”前后的女性文学有重大的不同，而之所以让“五四”前和二十年代的女性文学放在同一个时期，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著者对“五四”前的女性文学不熟悉，除秋瑾外，无东西可写，第一编（全书五大编之一），若仅写秋瑾一人，似乎太单薄，也有点比例失调。而对秋瑾之外的其他女性文学，尽管内容丰富，极有特点，但限于研究范围，对世纪初的这段女性文学史又不太熟悉，自然写起来有困难。若与20年代的女性文学放在同一编中，有“五四”女性作家群（卢、冯、白、冰、凌等）支撑台面，这第一编处理起来相对就容易得多。 《女性文学史》还有一点值得商榷，主编者认为“五四”之前中国还“没有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第15页）；又说“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由于没有主体意识的觉醒，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系统”（第14页）。其意思是说，“五四”前中国女性作家写的作品，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该书的这个观点，我认为也是错误的。 尽管目前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存在着广义、狭义和极狭义之分，认识尚有分歧，但学术界大多数认为：所谓女性文学，简言之，就是女性作家所写的作品。故而凡符合此条件的都是女性文学，并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盛英等作者将“五四”后的女性创作称为“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而把“五四”前（古代和近代）的妇女创作称为非“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或“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系统”，实在令人费解。诚然，古代女性文学，像《女性文学史》中所说的尚缺乏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未能冲破封建伦理规范，其文学创作“还附属于父权文化”，这是历史的局限，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属性和身份，即它是女性文学。你能说李清照的词，柳如是的诗，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不是女性文学吗？该书谓古代女性文学“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系统”，此“系统”是由于学界缺乏深入研究尚未发现，还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就根本未形成“系统”？主编者并没有说明。 该书又说：“秋瑾一代人虽因采用旧形式尚未形成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这句话也需要商榷。按照《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主编者的观点，秋瑾是具有女性意识的，“是秋瑾和她同时代的女友们……扭转了古代女性文学的航向”（第14页），但却因为“秋瑾一代人”的写作是“采用旧形式”，就说它“尚未形成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把采用“旧形式”（指用文言或旧体诗写作）或“新形式”（白话）作为区分非“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和“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的决定条件，这与胡适“五四”前后以使用“文言”和“白话”来区分“死文学”、“活文学”一样，纯粹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点。既然“秋瑾一代人”的女性文学都不能称为“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那么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的女性创作均要被排斥在“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之外了。也就是说，20世纪初的二十年即无“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可言。而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女性文学史》把20世纪女性文学的第一时期标为：“世纪初到‘五四’，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文学勃然崛起时期。”（第22页）主编者既已划定世纪初的二十年是“女性文学勃然崛起时期”，而在同一“导言”中又说它是非“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二者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部《女性文学史》之所以会造成以上的混乱，我认为与主编者站在“五四”新文学本位的立场有关。导言第二部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总体特征”，第一个特征就强调“与新文学共体”（第13页）。所谓“与新文学共体”，就是20世纪一百年的中国女性文学必须以“与新文学共体”为坐标，属于与“新文学共体”的就是“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反之，不论女作家的主体意识多强，创作中的民主精神如何高昂，女性意识多么浓重，如秋瑾的作品，仍因它不“与新文学共体”，便只能称之为非“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既然秋瑾的作品都不能算是“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五四”之前的所有女性文学在该书编者心目中也只能降为非“完全意义的女性文学”，或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系统”了。 四 上世纪末，学术界出版了各种类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十几部，除了陈平原教授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连同他的同类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对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文学作了富有创造性、开拓性的研究外，恕我直言，其余多数以“20世纪”命名的中国文学史，对前二十年（1900—1919）这段文学史研究其深度都较后八十年的研究为差，不论是资料上抑或观点上，很少有原创性的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段文学史的研究本身就基础较差，这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相对滞后有关；二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多数系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对近代文学相对不甚熟悉，倘若仅靠参考一下现有的几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或相关研究成果而稍加以综合、提炼，就很难有新的发现。因此我国现有的相关文学史著作，对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书写，往往不是作为一个“帽子”被三言两语地带过，就是一般性地、缺乏新见的陈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就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所以我认为，要想深入地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课题，不深入地研究这个“源头”——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五四”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系列文学现象，如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文学的功利与审美，现代视域下的文学与“新民”，中国诗歌的走向，话剧的生命力何在等问题，就很难做出科学的阐释。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先生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曾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质疑，我倒觉得这句话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的。 以上所谈只是我的读后感。我写此文旨在希望“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对占上世纪五分之一的前二十年应做认真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吃透20世纪前二十年这个“源”，就很难理清20世纪文学的来龙去脉。 原载：《文艺研究》 2007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