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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梁启超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一文开启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以来,其间大家辈出,亦曾冷落沉寂。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复兴始自陈平原等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不断呼吁,从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领域逐渐向其他专业领域扩展,终成蔚为大观之势。作为对这一潮流的呼应,在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有识之士多次呼吁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史、外国经典作家研究史等进行研究,《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即是陈建华及其同仁做出的回答。 在当代中国,关于中俄文学关系,已出版过一些著作,如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张铁夫等的《普希金与中国》、倪蕊琴等的《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智量等的《俄国文学与中国》、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等,但对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史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探讨和论述的专著,仍暂告阙如。因此,《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的出版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同时,它为中国其他国别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有范本的意义。 一、对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百年历程分析得当,述评有力。该书从历时与共时等方面,多维地揭示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百年历程的全貌。作者将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分为清末民初、五四时期、20年代末至40年代、新中国前30年、新时期以来等五个时期。清末民初,尽管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几乎与中国现代学术之诞生同步,但这一时期真正的学理性专题研究十分罕见,不少文章只是在其明确的主旨下旁及俄国文学。五四时期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则强调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俄苏文论进入中国学者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关于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研究的理论译著大量出现。建国后的三十年之前十年,俄国文学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一枝独秀,但主要侧重于苏联当代文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苏共文艺政策,以及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作家。同时,当时中国文坛主要关注的是苏联文坛的诸多应时之作,研究多取阶级分析的方法,缺少学理性强的著述。进入60年代,中国对俄苏文学研究迅速降温,至“文革”时期,只剩对“苏修文艺”的鞭笞。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丰收时期,随着研究者具有科学和理性的立场,俄罗斯文学全面进驻高校课堂以及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期刊的出现,中国的俄苏文学学基本确立。 作者不仅注重历时的维度,从第一手研究史料出发,对中国俄苏文学研究进行编年史式的复述与分析,而且从共时性出发,阐述中国对俄苏重要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将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置于当代世界俄苏文学研究的大语境中进行考察,既彰显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与俄国本土及世界俄苏文学研究的同步,又突出了中国研究的自身特色。比如中国对俄国文学进行宗教阐释的研究,与俄国本土对其文学的宗教批评的复苏与兴盛息息相关,到今天,此类研究成为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之一。又如中国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可以说是紧跟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现状的,无论在作品翻译、跟踪研究还是在深度研究方面,中国学者都发出了自己有力的声音。中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新时期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以及中国批评视野中的俄苏“红色经典”,最能体现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自身特色,俄苏文学在中国不仅因承荷着别国文学所未有的极沉重的社会历史使命而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而且中国百年来吸纳探索俄苏文学的过程又与其艰难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因此,百年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是一个从政治性向非政治性,从注重文学的现实功利性到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从偏重情感的非理性批评到理性的学理审视的过程。 二、难点、重点分析透彻,点面结合恰如其分。如果说作者以历时为经,共时为纬,编织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全景网络,那么对俄苏文论、文论家以及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则是这张网络的每个关节点。只有深入剖析这些具体的关节点,才能更加透彻地了解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全貌。《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选取了9种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俄苏文论、24位代表作家,将他们列入研究专章,既做到点面结合,又突出重点和难点。作者较好地处理了许多理论难点和复杂问题。例如别、车、杜文艺思想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问题,20世纪俄国文论与文论家问题,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评价问题,都是历史上争议颇多的问题,该书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个案研究中,对学术前沿问题的追踪与探讨具有及时性与前瞻性,突出表现在第二卷第十六章新时期巴赫金文艺思想研究中。巴赫金身后在俄国本土和国际上声誉鹊起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历经了三次被发现,其影响从俄国向国际学术界蔓延。中国巴赫金研究热潮的兴起是西方学术热点传入与俄国本土学术热点传入的双重结果。中国对巴赫金理论的探讨历经了从早期的小说理论的单一性研究到对他诗学的整体研究,再到对他学术思想的多维研究的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在中国的接受视野里,巴赫金也从一个文艺理论家向美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演变。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从跟风向与国际研究同步与对话发展。尤为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对附在正文后的相关研究要目也进行了有益的分类,颇利于读者之把握与后继者之研究。 三、对研究者问题意识之启示。一部好的学术史著作,不光是要以史家的客观公正对相关研究进行准确定位与评价,更要对研究者的研究有启迪。中国的普洛普研究至今没有权威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国内目前所依据的资料基本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而且除了贾放的两本译著外,多为节选节译,研究至今基本停留在故事学方面,对他学术思想的全貌还不甚了解。这些都为研究者指明了深入研究的方向。在作者开列的24位作家个案研究中,19世纪古典作家研究中女性是缺席的,20世纪作家研究里列出了两位女性作家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这一现象说明女性写作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是被遮蔽的,而20世纪俄罗斯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决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纵观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女性作家群的崛起与白银时代是密切相关的,除上述两位外,吉皮乌斯等女作家也是重要成员,她们都有相似的经历和文化背景。此外,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等当代女作家也很有研究的价值。这些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 四、资料翔实,具有文献价值。作为“史”、“论”结合的研究型学术史著述,“论”之精彩,是建立在“史”的翔实之上的。该书对资料收集称得上竭尽全力。首先,将台湾的俄苏文学研究设专章作描述,可谓弥足珍贵;其次,散见于各章之后的“相关研究成果要目”一目了然,给阅读和后继的研究提供方便;第三,以一卷的篇幅(第四卷第七、八两编)将一般研究者很难收集的资料,尤其是建国前的重要原始资料刊出,使该书具有了极强的文献价值。 总之,《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体现了一种阐述俄罗斯文学的新观念。一个多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描述和理论立足点。但金无足赤,书中亦有些许瑕疵。全书多人执笔,在写法和写作能力上颇不平衡,有些专题经纬交织,点面结合好,无论综述还是重点评述都切中要害,而有些则比较空泛,有失公允。此外,有些章节的标题不能涵盖全篇内容,如“新时期巴赫金文艺思想研究”其实是对新时期中国巴赫金总体研究的概括,仅以巴赫金文艺思想研究为标题似不能涵盖全文,也遮蔽了巴赫金研究的更多学术价值。对研究者而言,学术史研究是一种对话,“与凝聚为文本的作家心灵对话,也与落实为论著的名式诠释者对话”。①研究者在这样的对话中表达自己对文学、对人生、对历史的思考;对读者而言,与好书的相遇却是一种缘分。洋洋四卷本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竟让人不觉阅读之枯燥与疲累,不舍昼夜,一气读完。掩卷遐思,似有所悟,走笔放思,亦无滞碍。收笔之时,夜凉如水,窗外星光正灿烂! 注解 【Notes】 ① 详见陈建华等:《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