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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说某书填补空白，似有大话欺人或吹捧之嫌，但诸葛忆兵先生的《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确实是填补了词史研究乃至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这一是考证出周邦彦与大晟乐府的诸般举措并无多大关系；二是勾勒出北宋末年俗词创作繁盛的面貌。这都是以往文学史语焉不详或甚少提及的。 以往文学史受旧史学“纪传体”的影响，比较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相比之下，对某个具体时段的把握就显得模糊而笼统。例如。古今词论者提到北宋徽宗年间词坛的创作状况，都是以周邦彦概而言之，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晟乐府则仅仅由于周邦彦做过大晟府提举而被提及。但“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本书作者认为：“法国‘新史学派’注重历史‘时段’的划分和研究，强调‘时段’研究是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关键，这种新的认识方式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于是，立足于时段研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勾画出某个具体时段的清晰面貌，解读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并寻找历史演变的轨迹就成为本书基本的研究思路。作者认为徽宗年间词坛可划分为“宫廷御用词人”与“废居罢官词人”两大群体；从创作实际上看，则是“雅化”、“俗化”与“诗化”三种倾向并存。全书即从这三个角度切入，分三章研究北宋末年词坛的创作状况。 关于大晟词人，历来词论家大都沿袭王灼《碧鸡漫志》记载的“崇宁间建大晟府，周美成作提举官，而制撰有七”以及张炎《词源》所云“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的传统论调，并没有人考证过他们的记载是否属实。究竟周邦彦在大晟乐府中起过多大的作用？对大晟词风又有多大的影响？本书即从对大晟词人的考证入手。第一章《大晟词人考论》是作者尤为用力之处，也是全书最为出彩之处，共分《大晟府若干问题考辨》、《“太平盛世”中的大晟谀颂词》与《富丽精工的大晟雅词》三节。作者通过大量详实可靠的史料，正本清源，廓清迷雾，指出大晟府之创立是宋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始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九月，罢于宣和七年十二月，前后历时二十多年。而“周邦彦提举大晟府，在政和六年十月至政和七年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这与《宋史》等史料所说‘提举大晟府，未几，知顺昌府’吻合。”周邦彦在大晟府任职既然非常短暂，显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诸重大音乐创制举措，均在周邦彦提举大晟府之前，与周邦彦毫不相关”。作者接着对大晟府提举职权范围进行考释，指出张炎误将按协声律、制撰文字的具体工作都指派给了周邦彦，后人自然跟着一错再错，夸大了大晟府提举的职权范围。大晟府历时二十多年，有词流传至今的其它六位大晟词人，晁端礼、万俟咏、晁冲之、田为、徐伸以及江汉诸人大都与周邦彦任职时期不同，彼此互不关联，甚至不一定认识。因此，“可以断言历来认为周邦彦提举大晟府时对其它大晟词人的创作产生影响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至此，周邦彦在一千多年里对大晟词风的掠美之嫌才得以彻底澄清。那么，大晟乐府创制的新乐是否都用于填词？作者在《大晟新乐考辨》一小节之中解答了这个问题。北宋末年所说的大晟乐是指朝廷庆典、庙堂祭祀所用的颂乐，它们与宋词毫无关系；而歌宴酒席所用的燕乐才是一般词论者津津乐道的大晟新声。 大晟乐府作为国家的音乐机构，其成员可以说是“宫廷御用词人”，这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创作流派。因其所处的徽宗朝繁荣安定，以及当时朝野上下对“太平盛世”的心理认定，造成了谀颂词泛滥的景象。这些谀颂词虽然思想意义不大，但直接服务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突破了“词为艳科”的局限，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能够从中反映出当时社会状况与时代心理。因此，作者认为：“大晟词人的这种作为，正悄悄改变着词的内质成分，为南宋词的更大转移做好铺垫。”当然，大晟词人更多的作品还是在传统的艳情题材范围内寻求新变。这集中表现在大晟词人尤其是周邦彦所做的“雅化”的努力。去俗复雅是词史上贯穿始终的一条线，从敦煌民间词到“花间”代言体，再到南唐北宋初的文人抒情词，最后，“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这里，作者进行了细致的文学分析，从词作实例之中总结出大晟词人具有“融化前人诗句以求博雅”、“推敲章法结构以求精雅”、“追求韵外之旨以示风雅”、“注重音韵声律以示醇雅”四方面的创作实绩，正因为他们在字面、句法、修辞、布局、音韵等方面的精雕细琢，才为宋词主要是长调慢词的创作指出了一条新路，由此“为南宋雅词确立了‘家法’。” 虽然由于徽宗本人的艺术素质与大晟乐府作为官方机构大力倡导高雅品位，带来了大晟词风雅化的一面，但北宋末年同时又是一个俗词创作极度繁荣的时期。由于南宋初年对徽宗朝的全面清算，大量禁毁俗词，这一段历史后来湮没无闻，成为词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本书第二章《北宋俗词创作的高峰期》就着重分析俗词创作的发展流变、产生背景以及当时俗词创作的概况与成就。词起于民间，应乐而歌的特质使其天然地具有俚俗倾向。在最初的敦煌曲子词中这一特点十分明显。文人的介入使词开始走向雅化，但柳永的出现是对这个雅化进程的冲断。柳永词大量描写市井生活尤其是秦楼楚馆中歌酒流连、偎红倚翠的经历，表现手法上多吸收民间口语、俗语入词，风格靡曼谐俗，浅艳喜人。柳永词既赢得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的社会效果，亦招致当时以及后世以雅为尚词人的一致非议。继柳永之后，欧阳修是俗词创作的另一大重镇。作为北宋文坛泰斗，大文学家、大政治家，欧阳修却在词的创作中放下道德面具，留下了大量俗艳的小词，以致后世许多词论家为尊者讳，将欧阳修的许多俗词都划归别姓。众多文学史也乐意介绍欧阳修“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之类融入其志意、襟抱、学养等文人词。诸葛忆兵先生通过对欧阳修词的全面分析，认为欧阳修的创作一方面既符合宋词“雅化”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又深受民间风格的影响，在创作之中具有俚俗的倾向。这与其个性张扬、喜好世俗享乐等密切相关。至北宋末期，徽宗的喜好与世风的转移为俗词的创作迎来了黄金时期。作者从《徽宗朝的社会风貌》、《北宋大臣的豪奢与帝王的“尚俭”》、《徽宗朝君臣之奢侈》以及《淫靡世风对词曲的影响》四方面来分析俗词创作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徽宗年间经济发达，都市繁荣，朝廷上下生活奢侈，纵情声色，世风趋于淫靡。俚俗词风因此而找到了适合的土壤，大行于世。俗词创作的流风所及上自大晟词人以及结集在徽宗周围的一批御用文人，下至民间艺人、释道神仙、下第举子、市井歌妓，作者队伍十分广泛。并且，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也未能免俗。例如向子諲，向来文学史只注重他南渡前后词风的巨大变化，多关注其“江南新词”。其实他的“江北旧词”即有许多 俚俗之作；而赵令畤，李 廌等元祐党人的部分歌词也“时时出滑稽语”，可见世风转移、审美趣好对当时词人的巨大影响。至于俗词的题材内容，则既有对社会现实的针砭批判，亦有友朋之间的戏谑取乐，还有抒发个人生活的复杂感受以及宣扬宗教出世之情等等。艺术方面，作者认为“俗词脱口而出，率真自然，能够比较真实地表现词人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活动。”同时，灵活运用幽默、讽刺、揶揄、俏皮、自嘲、滑稽等多种表达方式，丰富了词的创作手法。 书的第三章《徽宗年间词坛“诗化”倾向的深入》分别从《禁绝“苏学”和“苏学”的渗透》、《“诗化”创作倾向的深入》与《“诗化”革新的深化者——贺铸》三方面论述徽宗词坛歌词创作的“诗化”倾向。徽宗朝虽然下令禁绝“苏学”，但实际上“苏学”的传播与影响是无法禁绝的。因此苏轼开创的“以诗为词”的抒情范式在徽宗朝被普遍接受，使得徽宗词坛的抒情模式有所改变，并出现了壮阔劲健的新词风。最后，作者着重解读了继苏轼之后，将“诗化”革新推向深化的词人贺铸。作者认为，贺铸的长处是“将‘诗化’革新与歌词的传统协调起来，在将‘言志’传统引入歌词之时顾及词独有的审美特征”，运用比兴手法，形成“幽索如屈宋”，艳丽秾冶的艺术风格。同时，贺铸是位词风多样的作者，《东山词》之中既有很多赋笔直抒，豪迈奔放之作；亦有不少婉约柔情之什，在题材与音乐风格方面都有所开拓。 北宋徽宗年间是由北向南过渡的时段，不弄清楚这一时期词坛创作的总体风貌，宋词的发展过程就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没有大晟词人对宋词“雅化”的推进，在修辞、章法、音韵、声律等方面为之建立“家法”，就没有南宋典雅词的兴盛①；没有徽宗时期俗词创作的高潮，南宋初年抵制俚俗，复雅之风盛行就犹如空穴来风；没有徽宗词坛对苏轼开创的“以诗为词”写作手法的深化，南宋初年词风的转变一直到辛弃疾“大声鞺鞳”之词风的延续就缺乏根基。诸葛忆兵先生的《徽宗词坛研究》为我们“勾画出北宋词史上被人们忽略的文学现象，描绘了北宋词向南宋词转移的动态过程，填补了词史研究中的这一段空白。”（郁贤皓《徽宗词坛研究·序言》）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从考辨入手，不囿于现有的定论，对古人诗话笔记中的记载也不盲从，不迷信，都予以源源本本的考辨。古人留下大量诗话、词话，如何正确地鉴别，有效地利用它们，诸葛忆兵先生的态度值得学习。作者采用考辨与批评相结合的治学方法，条分缕析，引证大量资料，翔实而广博，任何结论都立足于资料的基础上，决不凿空乱道，逞屠龙之技。正因如此，其观点才能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其语言通脱明净，分析鞭辟如里，结论斩绝干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考辨部分尤见功力。相较之下，文学分析部分较为平实，这应与作者长于理性思维有关。 诸葛忆兵先生尝言做学问是为了好玩。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爬罗剔抉，发现新的材料；从司空见惯的结论之中发现新的盲点，得出自己思考的结果，那一刻的惊喜与愉悦应该足以抵消无数个焚膏继晷的日日夜夜的辛勤了。所谓做学问的乐趣，也就是发现的乐趣，思维的乐趣吧。现如今，每年都有大量的博士硕士有如零部件一样从现代教育体制这部庞大的机器上批量生产出来，堆积如山的各类论文大多综述已有的成果，四平八稳，偶有创见也都淹没在百衲衣般的文章里，能让你读了以后想：“原来是这样啊，我从来不知道”的书实在是少之又少，而诸葛忆兵先生的《徽宗词坛研究》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自己写时既有发现的乐趣，思维的乐趣，读者自然能够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