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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作家研究丛书》的编写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文学工程，在江苏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可以说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工作。 谈到江苏文学，我以为进入新时期文学以来，苏州和南京可以称为“双核”。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梳理和研究的文学现象，在这两地坚持写作，或从这两地走出来，以及从外地进入这两地写作的作家一代接着一代，一批接着一批，影响深广。这无疑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文学与地方的关系。自从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至言语悬殊，封疆阴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等议论一出，似乎谈论文学的地域性已显得多余。而在如今这样一个动不动就要以世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为背景的时代里讨论文学，其论述半径确实已经越来越大。但正如我们今年在讨论江苏文学风格时所说的，不管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还是从地方行政沿革、人口管理、现行文学管理制度以及文学话语习惯上讲，从空间范围来谈论文学又一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话题角度。近年来，有关文学地理学，甚至文学地图的讨论与研究好象又有回温的趋势，尤其是杨义先生对重绘文学地图提出“一纲三目四境”说以来，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似乎已见出学术模型并显示出在文学史研究以及作家作品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学意义。这些成果相对于古典时期有关文艺与地理之美学关系的表述又进了一层。其实，不仅是这种理论预设，更重要的是鲜活的文学现象，确实提示人们文学的地缘学角度的客观存在。比如苏州文学，范小青在陆文夫之后已有“范苏州”之称，她对苏州城乡生活的表现，对苏州方言的运用，特别是渗入骨髓的苏州的文化精神，那种世俗而又超然，入世却不执着的人生态度已经构成了她的叙事伦理。苏童的文学生涯虽然并不直接起始于苏州，但他的文学记忆，他的生活积累，他的美学风格都与苏州密不可分，他的枫杨树系列、香椿树街系列都可以进行地理实证研究，而他写作中的南方气质无疑与其少年时期特定地方、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车前子显然是古代苏州文人或士大夫在当代的再版，其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与江南文人可谓一脉相承，他作品中的南方风物具有明确的自然与人文的地理特征，至于他反复书写的苏州园林早已不是客体的建筑，而成为一个可游、可居，特别是可以对话的承载着江南文化秘密的生命意象。还要提到金曾豪，也许儿童文学这种特殊的体裁与艺术呈现方式掩盖了他的苏州作家身份，其实只要对他的文本细加分析，其人物活动的环境与生活细节依然是南方的，苏州的，这种曲折的存在在他的散文《蓝调江南》里得到了直接的表达，这是一部回溯童年之作，也是对苏州乡村日常生活与风物习俗的记载与备忘。至于叶弥、朱文颖、陶文瑜、荆歌、小海等作家诗人，我以为都可以循此角度进行描述与分析，从而彰显其文化的角色，梳理其艺术的谱系。 早几年，范培松教授主编的《苏州文学史》已开了苏州地方文学研究的先河。现在，《苏州作家研究丛书》又以其个案的方式在当代文学范畴予以拓展，我以为这对进一步开展苏州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工作将会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苏州文学的印象，而且还会增强苏州作家的本土角色意识。其实，不仅是苏州作家，每一个地方的作家都是如此，都会意识到自己的本土文化身份。可能会有作家反对这种提法，甚至厌恶这种地方性的标签，但从本质上讲，你是拒绝不了的，文化的地方性状会像隐形人一样藏匿在你的美学世界中，不管你自觉与否。文学的地方书写的意义确实不是每个作家都意识到的，像陆文夫那样毕生愿意为苏州写作，像汪曾祺那样虽然漂泊京城但却一直以文学的方式眷恋故乡小城的作家越来越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正是我们文化多样性丧失的原因之一。当代社会，总是讲公共性、通用性、标准化，而忽视个性、差异性与多样性，文化也是如此，很少有人在利益驱动之外还去关注地域文化的兴废存亡问题。我们可能对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文化图景还残存记忆，那种文化是如何存在又是如何传承的，除了地理、气候、生活方式以及习俗、禁忌、仪式、民间宗教等等之外，语言、民间艺术以及地域文学甚至口头文学都是重要的载体，担负着传递文化、生产文化与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的文学缺乏这种意识，我们多样性文化的传递与再生产将面临严峻的匮乏。不能设想苏州这样的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家。要知道，中国的乡村重建与城市建设在文化的自我认同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进行再创造，从而保存自己的文化个性。我不是苏州人，不知道如何表达、感受苏州，但是在我的想象中，如果苏州没有了苏州园林，没有了评弹、苏绣、昆曲，如果再也出现不了冯梦龙、顾炎武、苏曼殊、周瘦鹃、陆文夫这样的作家，如果人们再也不讲苏州话了，苏州的魅力还在哪里？苏州又将如何保持自己城市的个性？ 我还想对这套丛书的编者表达由衷的敬意。正如作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一样，批评家也应自觉地履行相同的职责。前几年，我推介一位专门从事其所属地文学批评的青年评论工作者，当时找不到恰当的概念，但我十分赞赏他的批评态度及其价值取向，用了一个“乡土文学批评”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歧义性的概念。我的意思是指这样的批评家将批评的注意点较多地集中在他所生活的社区，以他所生活的地域的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当然，这样的批评是建立在共时性的文学态势的大背景与批评的学理规范之上的。他注意发掘本地区的批评资源，依托本地区的文化传承与学术传统，热情地将本地区的作家作品向外推介，同时，引进当代文学中富于活力的因子，给地方文学以激励与鞭策。这样的工作无疑需要批评家别样的热情、耐心与献身精神。之所以作这种有意识的推荐，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印象，即在批评史上有一种继承传统与习惯的价值取向，为了使自己的批评工作更具影响力与学术性，在当今这样的时代，还要兼及时尚、商业的需要与学术体制的规范，批评家们往往热衷于制造或参与热点，他们或追踪文坛大家，哪怕关于这些大家的批评文字已连篇累牍，或选择覆盖面广的论题，哪怕这样的论题总是要牺牲很多的具体文学现象和创作个性，他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文学现实漠不关心，任由它们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批评史上批评中心化格局形成的原因之一，其实，这是一种略显畸型的批评生态的模式。我以为，地方文学也需要批评，而文学批评家理应关心他所处地区的文学状况，不管这个地区的文学是不是中心，不管这些作家作品是不是能够进入文学史，是不是有资格成为博硕论文的课题。从这个方面看，我对以苏大为中心的苏州批评家表示敬意与感佩，因为他们长期关注着苏州的文学。当然，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苏州的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早已超出了苏州，超出了江苏，具有了国家写作的意义与地位，甚至可以说，苏州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晴雨表，具有文学分析的典型意义，关注苏州，即关注中心，又关注乡土。不过，一个地区的文学总是不断生长，有前有后，作家们也影响不一，成就不等，因此，我们的批评也不能仅仅集中在已经成名的作家身上，还要延伸、后移，关注更广泛的写作群体、新生力量与新的文学现象和新的文学生长点，采取多样化的多层次的批评方式，以创造良性的创作与批评的对话通道的互动关系，共同营造文学的良好生态格局。 苏州，永远是文学的天堂。 (《苏州作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 《苏州作家研究丛书·〈范小青卷〉》 原载：《文学报》2008-12-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