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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表面上是在抗战形势下中国文艺的大众化和现代化的大讨论，但实际上却是事关“五四”新文艺存亡的一次殊死较量。石凤珍博士不畏艰难，以非凡的勇气和恒心对这场论争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出色地完成了《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这部学术专著。 石凤珍博士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先入之见，对人对事都不急于定性，而是抓住源头，慢慢梳理，而其文艺理论的职业敏感则又使她在梳理的过程中逐渐悟出了论争中，各门各派观点中的政治含义和其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差异，心中有了这两个标准，就使她一下厘清了许多孤立看似正确，但又各不相同的观点的关系。而且既然认定了这场论争有很深的政治目的，政治的斗争才是论争的本质，作者也就在源头上下了一番功夫，努力摸清运动发动者的真正意图，然后抓住这条主线，层层剥离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观点，从政治角度来理解论争的实质，摒除了纯文学本体论观点的干扰，对论争主战场重要人物的论点做集中深入的论述，并随论争的发展，主战场的转移，论争人物的变换，及论战争点的不断演化发展，对论争的发展过程进行不断深入的论述评析，于是这场波及地域这样广阔、涉及人物如此众多、观点如此丰富的波澜壮阔的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场面，就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再现在人们的面前了。而生动立体地再现这一波澜壮阔的论争场面，把这场论争条理分明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不仅对广大关心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命运，关心中国现代文化运动，但又对这一段精彩纷呈的论争感到茫无头绪而苦恼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而且也为有心的学者作进一步研究廓清了迷障，扫清了道路。 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与把握上，该书也颇有些见地。如先前的研究者大都是从早些时候陈伯达、艾思奇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去找它的起源，而作者却能独辟蹊径，从斯大林的《民族主义问题》中找到毛泽东创造民族形式的理论根据，并能看出毛泽东的这一提法比陈伯达那一套新启蒙理论来得高明。又如，在梳理过程中，作者发现了周扬在延安论争中坚持“五四”新文艺传统的坚决明确的态度。这样就使作者一反历来“周扬晚年文艺观的发生转变“的观点，而提出了周扬晚年文艺观的转变是对他对自己早年“五四”文艺观的复归的说法。这一提法不仅对周扬文艺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现象，对一批五四文化人文艺思想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由延安发起，在重庆、香港、桂林、晋察冀等全国其他地区也得到积极响应和开展。该书的不足在于：注重了论争的主战场延安和重庆的论争情况，却忽略了周围的次战场，特别是忽略了当时的桂林文化城的情况。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不全，所以其所论失之管窥也就在所难免了。总之由于桂林当时的文化人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论争的观点在国统区同样很具有代表性，所以该书未能顾及此地各派的论争，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总体上说，该书基本上把这场波澜壮阔的论争生动且条理分明地描述出来了，而且对于这场论争的起源、性质、来龙去脉的理解和整体把握也都基本到位，也就是说把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了，剩下要做的就是还应尽量多地占有资料，把一些不足之处补充完整，把失之偏颇的观点加以修正调整。 原载：《文艺报》2009-02-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