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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罗生的《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华龄出版社）不仅对“最新现实”——新世纪报告文学进行了系统考察与研究，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而且站在最新的“现实”高度，得出了最新的理性认识。 首先，该著通过系统考察新世纪以来的“现实”，指出了其报告文学创作所发生的一系列“审美新变”，如“重建崇高”、“价值中立”、“返朴归真”和“多元发展”等，即在题材的开拓方面，形成了“三农”问题等新的热点；在主题方面，表现出“精神的新承担”与“冲突的新融合”；在形式与风格方面，表现出“英雄的新叙事”、“理性的新发展”与“形式的新探索”等等。其次，该著结合其最新的创作实践，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指出报告文学不是“狭义文学”或“纯文学”，其根本特征是“非虚构性”和理性。而在此后的系列论文中，作者又将此观点发展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复合体”，它具有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非虚构性与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应该说，这是作者多年来坚持在报告文学研究领域苦苦追求后的理论结晶，是对报告文学研究乃至当代中国文论建构的独特创新与贡献。 当前中国文学的审美维度正悄悄发生着转变。然而，学术研究与报告文学创作一样，仍旧应该坚守自己的核心立场，坚守原有的审美维度，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就此而言，作者的执着追求与辛勤劳作尤其值得尊敬。的确，当商品文化与拜金主义甚嚣尘上时，作为“知识分子文体”的报告文学不能随大势所趋，其学术研究也要坚持对先进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正是如此，作者指出：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深刻反映了寻找“意义”与重建“崇高”这一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不少作家自觉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重任，在创作中追求“宏大叙述”、史诗风范与“崇高”品格，寻找新的“当代英雄”。 诚然，新世纪的文化多元造成了核心价值的缺失，但它也有积极的方面，最大的一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和人的思维维度，理性启蒙及其“人的发现”对报告文学的审美维度的拓展具有重大意义。上个世纪，报告文学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是通常所说的“新闻性”、“文学性”与“政论性”的融合、统一的问题：它们不但顾此失彼，而且相互矛盾冲突，甚至为“弘扬”而“弘扬”，为“精神”而“精神”，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其创作不少是官方的、“拜金”的，而缺失底层的、市民的；人性化书写不足，“伟大”而不“平凡”，甚至为“宣传”而书写。时至今日，该问题在报告文学领域虽仍未解决，但已有很大改观。即在新世纪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报告文学已呈现出与上世纪不同的新的审美趋势——正如该著所论：在人物描写等方面，“一是这方面的作品数量更多；二是题材更广泛，尤其是更注重表现普通百姓等‘小人物’；三是作家的独立性更强，更远‘宣传’而近‘文学’；四是艺术更精湛，手法更多样。总的来说，最鲜明、突出的特色是进一步表现出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这些，都说明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某些传统观念的桎梏而走向了多元、繁荣的新阶段。 与弘扬核心价值观相对应的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继承传统，在坚持独立品格的同时仍未放弃批判、反思的职责。文化的本质之一是批判，文化一旦丧失了批判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报告文学就更是如此。在新世纪，报告文学继续扛起了批判大旗：无论是对新世纪多元文化主体的批判，还是对多元文化造就的社会现实的理性考量，都可以看作是报告文学对当今中国的大胆正视，其目的仍旧是为了把思考维度拉回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和正义当中。因此，作者准确指出：“新世纪报告文学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问题报告文学忧患人生、理性批判的启蒙传统，在‘发现’被遗忘的底层民众的同时，也‘发现’了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小人物’。而这种‘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融合’,既不是出于对主流意识的迎合，也不是胁于政治外力的压迫，而是作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心态的自然调整与审美的自觉选择”，即报告文学的“理性”拥有更多的人文关怀而回归到了文化的本源之上。总之，坚守启蒙理性的核心价值取向，坚持文学与学术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守望并承担“沉重”的社会责任与正义良知，这是报告文学审美维度的最终归宿，也是章罗生著述和研究的价值所在。我们期待报告文学创作与理论、作家与学者与时俱进，比翼齐飞，再创辉煌。 原载：《文艺报》2009-03-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