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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得到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并且带动了当时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深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学术和思想文化语境的变迁，范畴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些质疑，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阐释向度的单一，尤其是一味地采取“以西解中”的诠释方法，从通行的文学概论教科书的概念和定义出发，寻找传统文论中的某一范畴进行一番内涵阐述，而最终的结果则难免将传统文论范畴作为西方文论的一个注脚，以印证西方文论之普适性意义。二、学术视界的狭窄，将所要阐释的对象抽离于其所产生和形成的文学史语境、文论史语境以及哲学和思想文化语境，而仅仅满足于作一番断章取义式的、抽象的理论话语推阐和演绎。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范畴研究，而在于如何来研究它，也就是在传统文论范畴研究中我们应该如何来阐释和表述它。 笔者在近年来一直主张，我们今天的传统文论研究，要注重中与西、古与今等不同文化视界之间的良性的深度融合；要回到传统文论自身的文化原点，回到影响传统文论产生和发展的文学史语境、哲学文化语境、学术史语境以及价值论语境中来，以此而推动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在传统文论范畴研究中，我们更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学术自觉，并且寄希望于通过这一学术途径来帮助我们摆脱当前传统文论范畴研究的尴尬处境。近来，笔者拜读了刘方喜博士的《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一书，除了知识学方面的收获而外，深感该著在传统文论范畴研究的学术方法和理念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因此，不揣浅陋，通过该著之特点和学术成就，结合笔者平时所思考的关于传统文论范畴研究的学术方法论的一些问题，就如何阐释和表述传统文论范畴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一得之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近60万字，是刘方喜积近十年之力，广为搜罗原始文献，反复推敲，潜心研究、精心结撰而成的。置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学术史中来看，该书在学术方面作出了不少新的拓展的，体现了新世纪以来传统文论范畴研究在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探索方面所呈现出的一些新气象。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该书首先是有关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一种研究，该书的研究定位是：提升一个“范畴”（“声情”），揭示一个“系统”（以“文”为轴心的“汉语诗学形式范畴系统”），即把“声情”提升到与“意象”相并列的高度，并进一步探究这两个范畴与另一重要范畴“神韵”的内在逻辑关联，将这三大范畴同时置于以“文”为元范畴的“形式序列”（“未形→有形→无形”）与“功能序列”（“不尽意→尽意→意无穷”）及这两个序列的相互作用中来考察。诚如该书所指出的那样，“意象”在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开，而“声情”范畴则几乎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该书以较为充分的原始文献，揭示“声情”及相关范畴“声气”等在古代诗论中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并从多方面揭示“声情”论之于汉语古典诗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从总体上来说，该书基本上达到了预先设定的研究目的，“声情”确乎是与汉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相关、能体现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诗学范畴，该书扩大了汉语诗学的核心范畴，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笔者以为，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历程，基本上是在批评史研究、理论专题研究和范畴研究三个方面展开的，而范畴研究不单单是为了描述、还原研究对象，更是为了考察、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和内涵特质，所以不但是探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而且对于当代文论的建构亦具有提供理论资源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及其结构特点的整体把握方面力度尚嫌不够，有的甚至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该书在这方面则有着较强的自觉意识，把“声情”、“意象”、“神韵”等诸范畴置于以“文”为元范畴的体系中来分析，能从整体上揭示中国古代诗论尤其形式理论内蕴的逻辑依据、结构方式与次序以及中国传统的知识特点和思维义法等，使其中的“潜体系”转变成了“显体系”，有利于我们今天更清晰地把握古代诗歌理论的内在理路。传统文论范畴的形成与发展演进，与文体的发展演变联系密切，后者推动、促进了前者的发展、成熟；该书揭示“声情”范畴论的发展与诗歌这种体裁的发展密切相关：声情论潜孕于儒家强调诗乐交融、重视声教等诗学传统之中，在创作实践上，唐诗的一大审美特征正是声情茂美，而声情范畴论最终也就正是在明人尤其格调派对唐代诗歌体式特性的理论总结中趋于成熟的。同时，该书也指出，在理论上，“声情”论又体现了诗歌对语言形式中的一种即语音形式的情感表现力的重视和开掘，这又贯穿于汉语古典诗学之始终，因此，总体上来说，该书的分析基本上做到了逻辑与历史较好的统一。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另一常见问题是批评史、范畴体系等研究与文学史语境的剥离，该书并不满足于以“文”为元范畴的体系内部的自成一体，同时还分析揭示这一范畴体系与中国古代诗歌具有民族特色的整体审美风貌的紧密联系，指出：“声情”茂美、“意象”丰富、“神韵”灵动，是汉语诗歌独具民族特色的三大基本审美特征，三者的和合方构成汉民族诗歌审美风貌之全貌，而既往研究对“声情”范畴研究的忽视，造成了对古代诗歌整体审美风貌理解和把握的偏失。与此相关，唐诗与宋诗的不同，乃是古代诗歌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同时诗歌唐宋之争也是古代诗歌理论史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该书从“声情”范畴理论的角度作了自己的阐释。由于与古代诗歌创作实际及古代诗学基本传统比如重视吟诵的传统等历史语境的紧密联系，该书所提出的“声情”说就具有着较强的说服力，对于古代诗歌发展史的研究等也有一定启示。 该书著者不拘泥于单纯的范畴研究，还试图在诗歌基础理论尤其语言形式理论上有所突破，并为此作了较为深入的语言哲学探索。这方面就涉及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古与今、中与西及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端复杂交织而往往纠缠不清的问题。 二 首先看古今、中西关系。在中国文化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古与今往往形成二元对立关系，“荣古虐今”与“荣今虐古”两极跳所形成的怪圈总是在困扰着我们。由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离不开西方文化的外力作用，古今关系又与中西关系纠缠在一起。该书在这方面的探索首先体现在表述体例上：以“述”、“疏”、“辨”等传统学术用语来命名各个章目，这在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大致看来，书中“述”的部分基本上是述而不作的文献梳理，“疏”则在述的基础上有所作，而“辨”则主要侧重于“作”即理论阐释。此外，在该书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范畴自然均是古代的，而在最基本的方法论上也均采用了古代的范畴如“有——无”、“体——”、“天——人”等，此略可见其有意识的考究，试图与现代西方概念术语保持一定距离。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一些细节，即在该书大部章节中，对西方理论文献的征引极少，这说明该书著者显然有意采取了较为审慎的克制做法，只在全书“赘语”部分对西方现代相关理论文献作了集中梳理和分析。这种表述体例或表述策略的实际效果如何，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当然，该书在这方面的探索主要还是集中在理论阐释上。概括说来，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古今涉及的是一种文化时间关系，中西涉及的是文化空间关系，这两种基本关系中显然有同有异，如何处理好这两种关系，首先要对这其中的同与异两方面均有具体而准确的揭示和把握。西方现代诠释学尤其其中的“视界融合”理论，对我们思考这两种关系有重要的理论启发。该书强调以《尚书》、《毛诗序》围绕“诗言志，歌永言”的相关表述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对这些经典论述百分之百的“以古述古”只能是一种诠释学神话。《毛诗序》相关表述涉及“志”“情”“言”“嗟叹”“咏歌”“手舞足蹈”等因素，该书分析指出，在今人通行的解读中，大抵只注意“志”“情”与“言”“嗟叹”“咏歌”“手舞足蹈”之间的二元区分——这实际上沉陷在“意义（内容）→形式”二分模式及哲学上的“主体→客体”二分这一很大程度上是西学的模式中了，这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古人并非毫无可议之处。该书并不自我标榜“更忠实于”古人，而是非常自觉地转换了自己的诠释模式，即，不是强调“志”“情”与后四者的二元区分，而是突出地强调“言”“嗟叹”“咏歌”“手舞足蹈”之间的区分，尤其是立足“咏歌”或“永言”而突出其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区分。该书还进一步把自己诠释的立足点表述为“所以道”，这同时也是该书一个基本的研究视界，正是从此视界出发，该书梳理出了大量为今人既有研究所忽视的极具理论价值的古代原始文献。该书还分析指出，片面强调从“言志”、“所道”出发的这一单一研究视界的形成，与我们受西方情感表现的诗歌观念及工具论的语言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与此相关，该书还对古代文论现有研究的整体格局即把古代文论研究定位为就是单纯的“诗文评”研究提出质疑，强调在古代诗学中，作为“经学”的诗学与作为“诗文评（诗话）”的诗学至少同等重要——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该书从作为“经学”的诗学也即诗经学中梳理出了大量极具理论价值的原始文献，比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除了“诗文评（诗话）”外，诗经学同样也是古代诗学研究的理论富矿。 以“言志”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把古代文论研究定位为“诗文评”研究，皆体现了研究中的独特视界，从该书的基本理论态度来看，并未把这些视界说成是错误的，而以自己的不同的研究视界为唯一正确的，因而也并未否认既往相关研究的理论价值。尽管采取了比较审慎的克制态度，但从该书“赘语”对西方理论的梳理来看，该书并未刻意回避西方理论的影响。这种研究路数的理论启示在于：对于包括古代文论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研究，或许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视界，不管该视界是来自西方还是研究者独创的，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我们在研究中应该不断地去探索新的视界，新视界的发现就会形成新的“视界融合”，而在不断产生的新的“视界融合”中，古代文化思想的丰富性会不断地展现出来，而这表明古代文化思想并非铁板一块。这其中还涉及理论阐释与原始文献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古代文论研究中，不断地去发现以前所未注意到的孤本、善本等等，固然重要；但探索和发现新的理论视界，进而去揭示那些可能并不难找到的原始文献的理论价值，同样重要，该书研究路数侧重于后者，构成该书重要文献基础的诗经学文献，并非难找的稀有文献（《四库全书》中就有这样的大量文献），但诚如该书所指出的，诗经学大量极具理论价值的原始文献，进入我们已有的古代诗歌理论史的研究成果中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该书也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只是对这些易找的原始文献的“发现”，主要仰赖于新的理论视界的探求。该书不局限于“诗文评”而融通经史子集的路数，确实代表古代文论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学术积累后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新气象。 当然，古今、中西之间的视界融合问题，还涉及辨清其中的同与异的关系，“荣古虐今”或“荣今虐古”，“援中入西”或“援西入中”，这些问题往往就出在：或只注意到了“同”而忽视了“异”，或反之只注意到了“异”而忽视了“同”。该书所谓的“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与‘哲学表述’”就体现了这方面的探索。该书强调，所谓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是相对于其“中国注解”而言的，即，所谓“诗学思想”作为某种普适性的东西来自西方，而汉语诗学理论只提供材料佐证，也即只是西方普适思想的注解和例证而已——这种基本路数非常普遍地存在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之中，极端的例子，如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模式分析和框定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发展主线，等等。这些西学模式与中国文化历史实况是否吻合是个问题，其实，即使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只成了西方既有理论体系或模式的一种注解而已。统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西学模式是“内容－形式”，今人也以此去分析中国古代文论，如何超越这种既定的西学模式，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探索，该书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追溯这一模式本身所欲解答的更为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该书提出这一更为基本的问题就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无论用什么民族语言创作，创作者都要面临这一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又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而“内容——形式”模式，乃是对这一普适性问题的“西方式解答”，该书认为，对这一普适性问题的“中国式解答”的基本方法论模式则是“体——用”。该书还进一步深入分析指出，意义与形式的关系，在哲学本体论上又跟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相关，在这方面，西方模式是“主体——客体”，而中学基本模式则是“人——天”。“内容——形式”、“主体——客体”模式的理论预设是这两种因素本来是二分，以此为出发点去追求两种因素的统一；而“体用一如”、“天人合一”模式的理论预设则认为两种因素本来就是交融在一起的。该书的特点在于以“体——用”为基本的方法论范畴对形式与意义关系这一普适的、基本的诗学问题作了“中国式解答”，并以“体——用”为诗歌语言形式结构论范畴、以“天——人”为生成论范畴，将这两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展开讨论。“体——用”、“天——人”也是贯穿该书始终的最基本的方法论范畴，该书以此对“情”、“道”与“文（声、象形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终勾勒出这样一种完整图式：通过充分而全面的开掘语言“声”、“象”、“义”之“三用”，充分释放出语言潜能的杰出诗作，在“人（情）”与“世界（物、道、天）”建立起了三重丰富关系，而一般语言往往只能建立单一的概念性关系。应该说，这种理论路数在古代文论研究既有成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较为具体而清晰地揭示出了汉语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的系统的理论景观和深层的哲学基础。此外，该书还以“美——能——神”三层论结构全书，从形式美学的角度来看，西人以“美”为最高范畴，而我们古人则以与“道”相关的“神”为最高范畴，“美——能——神”三层结构论也是颇能体现民族特色的。“内容——形式”、“体——用”乃是解答同一基础性问题的两种模式，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该书认为，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就不仅仅只具有中国性，同时也具有普适性，这为与西方诗学平等有效的对话创造了真实的条件，同时该书也因此强调自己的研究定位：不仅仅只是诗歌的“古代”理论研究，同时也是诗歌的“基础”理论研究。 三 古代文论研究流行弊端除了与文学史语境剥离外，还存在与哲学文化语境的剥离的倾向。当然，在古代文论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并不乏对古代哲学文化思想的背景描述，这方面的问题或许表现为：文论思想与哲学文化思想是两张皮，尤其忽视文论思想跟与其相关的哲学文化思想之间不同的方面，两者缺乏必要的过渡性的连接点，从而两者并不能做到具体的贯通。该书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具体的努力，可以注意的有三点。其一，有关诗歌语言形式生成与世界、人生的关系问题。如该书分析“神韵”范畴时，除指出其与道家哲学思想的关联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外，更进一步紧密结合诗歌语言形式来谈道家思想对诗学的影响，指出：“未形→有形→无形”，是古人（如王夫之等）描述诗歌语言形式生成的一种图式，而在思想渊源上这又首先是老子、庄子勾勒的一种人生图式、世界图式，如此，就使古代诗歌形式理论与道家哲学思想得以具体的贯通。这样的情况在书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由此而形成了该书在阐释方面的一大特点，确实值得充分肯定。又如在讨论《庄子》对文艺思想的影响时，一般研究者都会提及其中的“心斋”、“坐忘”等说法，该书则指出这其实只涉及《庄子》所论“得道”途径中的一种，可以说是“心与物游”的得道途径；而《庄子》中大量“匠人”故事则揭示了得道的另一途径，即“指与物化”。该书罗列了后世书、画、诗等诸种艺术理论表述中征引《庄子》匠人故事的大量原始文献，印证这方面的重要影响，然后分析指出：如果说更重观念活动的哲学家偏重“心与物游”的心灵超越方式的话，那么，离不开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则更偏重“指与物化”的创造性的超越方式——这种解释还是比较妥贴的，确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其二，有关言意之辨的问题。该书以诗经学“‘言之不足’而‘永言’可足”、易经学“‘言不尽意’而‘系辞’可尽”论为语言哲学基础。易学中的言意之辨，一般古代文论研究者也常有提及，但是往往停留于哲学泛论，诗学与哲学所论不分，该书则区分了两者的不同：如果说“言不尽意”表述了语言的表达困境的话，一般来说，这一困境对哲人来说是绝对的，对诗家而言则是相对的；对此表达困境，哲人往往采取消极的、外在的超越方式（以言破言、意会而不言传等），而诗家则采取相对积极的、内在的方式，即通过语言本身的形式创造来克服和超越“言不尽意”。此外，该书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二章还通过分析一系列范畴，对诗歌语言“意义”的独特性作了多方面的探讨：通过对“辞达”的辨析，揭示诗之“意”有“浅”与“深”之分；认为接受者所面临的“诗无达诂”正与诗歌创作者所面临的“言不尽意”相对应，表明诗之独特之“意”有“可解（可用概念解释）”与“不可解”之别；指出古人所谓的“兴”、“意无穷”揭示了诗之“意”的“开放性”，而不同于普通语言意义“封闭性”；通过对明人谢榛所谓“辞后意”的分析，揭示语言形式的和谐合规律性对诗人创作、诗歌意义生成具有能动的推动作用，而今人却认为符合语言形式规律对诗人情感表达、自由创作只有阻碍作用；认为古人“兴”论强调了诗歌语言感动、兴发而给人以愉悦的审美功能与开放性的意义功能的交融，而西人形式美学只强调愉悦功能、诠释学只强调意义功能，形成二元对立，我们的古代诗学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审美诠释学”。这些系统探讨，大致构成了一种较具理论价值的诗歌意义哲学。其三，所谓儒道互补问题。这一提法早已有之，文论研究者也常有涉及，该书的特点是将这种文化哲学上的一般性提法，落实到具体的诗歌语言形式创造过程中去，分析指出：在“未形→有形→无形”的形式生成过程中，儒家更强调“未形→有形”，即强调语言形式的创造性、功能性，而道家更强调“有形→无形”，即强调其超越性——而“未形→有形→无形”的完整图式，才能体现汉语诗学形式理论的整体性，这一完整图式可以说是儒道互补在诗学中的具体体现。一般认为易经是儒家经典，但魏晋玄学把道家思想带进了对易经的注解中，于是，后世易学中实际上交融着儒道两家思想，对言意关系也就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对于倾向于儒家思想的注解者来说，“言不尽意”是相对的表达困境，可以通过人文创造加以超越；而在倾向于道家思想的注解者，这是绝对的表达困境，对此只能作心灵的超越。如果说儒家更强调语言形式的创造性的话，那么，道家更强调其超越性，而汉语诗学形式理论强调创造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同样体现了一种儒道互补精神。最后，该书还作进一步的抽象概括，指出儒家以“人——人关系”为价值立足点，而道家则以“人——天关系”为价值立足点，而两者一起构成了汉语诗学价值论的基本立足点，而形式理论相对侧重于“人——天”关系这一立足点，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诗歌语言形式相对独立的价值最终应在“人——天关系”中探求。这种深入而全面的剖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了解汉语诗学哲学思想基础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也建构起了与西方诗学进行具体对话的哲学平台。 古代文论现代研究涉及的另一问题是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也即求是与致用的关系。“声情”涉及语言中的一种形式要素即语音，该书指出，五四以来，在西方唯科学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有关语音包括古代诗歌格律形式的研究，在中国现代音韵学中取得了大量丰硕成果，而这种学术研究路数是不会关心语音的人文性的。另一方面，在人文性极强的诗歌活动中：创作上以散文化、反格律为旗号，白话新诗不重视对汉语语音情感表现力的开掘；在理论和诗歌观念上受文学语言工具论影响，也不重视语音形式相对独立的人文价值。诸多因素纠结在一起，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声情”几付阙如。该书认为，唯科学主义语言研究往往对语言形式与意义关系作静态的研究，而诗学应对此作动态研究，即把这种关系置于诗人创造语言形式的动态过程中来审视——以此为立足点，该书在分析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揭示：我们古人以“言之不足”或“言不尽意”即语言表达功能固有的局限性为逻辑起点，如此，诗人创造包括“意象”、“声情”等语言形式的过程，就是克服和超越“言不尽意”的过程。在汉语诗人不断的形式创造过程中，汉语在形式和功能上的有限性不断地被超越。同时，该书还指出，诗歌形式创造过程，既是超越语言有限性的过程，也是诗人超越自身存在有限性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诗人与语言、语言的意义与形式是高度交融在一起的。该书还指出，在西方极端形式主义和极端工具论的影响下，在白话新诗中“声情”失落了，而这标示着某种“与汉语形式不可剥离的精神”的失落，并进一步导致对“汉语文化共享体”认同的缺失。该书有着比较强的问题意识，力图对在西方诗学影响下的中国现代诗学既定理论思路和哲学基础有所超越，并对汉语现代诗歌的历史性缺失有针对性的思考，这对于我们思考古代文论的当代性等问题有一定启示。 此外，该书还对“声情思维”、“声情批评”及“文”与“道”、诗与乐的关系等等论题，作了较有新意的阐释。应该说，该书研究的中心问题即“声情”论，是一个不大不小，较为具体而集中的论题，但这一问题又涉及语言学（音韵学）、音乐学、语言哲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该书在这些多领域的研究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均衡，一些方面研究的不够深入甚至存在疏漏恐怕是难免的。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也在不断升腾，该书著者有为博大精深的汉语诗学思想在新的历史状况下别开生面的宏愿，当然，这恐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成，我们还是愿意乐观其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