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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恣肆 不拘一格——读苏轼散文《石钟山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肖旭 参加讨论

     苏 轼的散文腾挪变化,不拘一格。在欧阳修散文的基础上,苏轼充分发挥了韩愈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和表达能力,同时又多方面汲取前代各家散文的优点长处,如 孟子文章的气势,庄子文章的恢奇,《战国策》文章的纵横驰骋,贾谊、陆贽文章的精警透辟,等等,这样融会贯通,形成他自己“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风 格。苏轼的散文向来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韩柳欧苏”。前人曾说“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是抓住了四家散文的风格特征的。同韩愈的浩瀚 奔腾、柳宗元的晶莹澄澈、欧阳修的平易舒畅比较起来,苏轼的散文特别显得“汪洋恣肆”。他的政论、史论都写得明晰透辟、滔滔雄辩。早年所作的《教战守策》 评论北宋的国防问题,劈头就单刀直入,指出“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 将有所不可救者。”问题提得很尖锐,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底下正面列举历史上注意与不注意军事训练关系国家存亡的例子,侧面列举人体进行与不进行劳作关系 体质强弱的例子,说明备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再进一步联系现实,“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 战”,指出以输送银两绢匹去乞求和平是根本不可靠的,强调备战的刻不容缓。这篇《教战守策》表现了苏轼对国事的关切,眼光的敏锐,以及论述问题的铺张扬厉 作风。苏轼在文章内容上不肯人云亦云,在文章表达上又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史记》记载圯上老人授书于张良,向来以为张良得到这书于是能够辅佐汉高祖 夺取天下。苏轼在《留侯论》中则以为“其意不在书”,指出圯上老人不赞成张良对秦始皇采取行刺手段,有意挫折他“少年刚锐之气”,使他“忍小忿而就大 谋”。全文围绕一个“忍”字发挥韧性战斗这一中心思想,引证历史而自有创见,上下议论而不为空言,写来舒卷自如,洋洋洒洒。又如,向来认为汉文帝不善用 人,而同情贾谊的怀才不遇,但苏轼却在《贾谊论》中指出贾谊“不能自用其才”,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这都可以见出苏轼散文议论纵横,如天马 行空的特色。
     苏 轼的记叙文不多,成就也不及韩愈、欧阳修。但还是有成功之作。如《方山子传》一文写其友人陈慥甘守清贫而慷慨任侠的事迹,概括叙述与重点描写相结合,详略 适宜,画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书刘庭式事》一文写刘庭式“未及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币也。”刘庭式在没有考中进士时,商量娶他同乡人的女 儿,约定了但还没有正式下聘礼。“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刘庭式考中进士后,同乡人的女儿因为生病,双目失明,女方家庭 靠种田为生,很穷,不敢再提婚事。“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有人劝刘庭式另娶同乡人的小女 儿,刘庭式笑着说:“我的心已经许给那个约定结婚的女子了,她虽然眼瞎,难道我能违背我最初的心愿吗?”他终于娶了那位双目失明的女子,夫妻白头到老。这篇文章很短,只突出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表现了刘庭式高尚的品德情操。
    值得提出的是,在苏轼的记叙文中,一些记叙亭台山水的作品尤有特色,它们把叙述、描写与议论错杂并用,在结构布局上又随内容、主题的不同而各有变化,如《超然台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等。
    《石钟山记》结合探求石钟山得名的由来,生动地说明了只有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弄清事情的原委真相的道理,而叙写夜探石钟山的过程,又极善于描绘幽冷的景色,渲染阴森的气氛。
     石钟山,在今江西省北部湖口县城附近。城南的名上钟山,城北的名下钟山,合称双钟。两山山势相向,都高五、六百尺,周围有十来里。下钟山以悬崖峭壁面临长江,尤为险要。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六月,路经湖口县,寻访了石钟山,写下这篇《石钟山记》。
    寻 访石钟山,登临观览,文章标题按理应该作“游石钟山记”。但苏轼这篇文章并没有“游”字。作者从题目上即向读者表明他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在记游,我们自然就 不能把它当作一般游记文来阅读。宋人写文章,大多强调立意,要阐明某种道理,要从思想上给读者以启迪。游记文本来不外记述游览之赏心悦目,描绘山川之壮 丽,风光之优美,于叙事之中侧重写景抒情,而在宋人笔下,就决不以此为满足。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都是如此。苏轼这篇《石钟山 记》,本意也不在游山观水,而在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苏轼并非向往石钟山的风景名胜,专程去游览,只是路过这里,顺便寻访而已。
    第二,苏轼的寻访又并非领略了何种水光山色,只是通过实地了解解决了先前存在的疑问而已。就这一点来说,不妨把《石钟山记》看成一篇调查报告,而文章的写法本来就跟一般游记文有所不同。
     文 章开头首先提出关于石钟山得名的疑问。有了疑问,下文自然要给予解答,文章的中心便显然不在记石钟山之游了。作者平常读书,从古人的记载里知道有石钟山这 个地方,又知道关于石钟山得名的一些说法。不过,作者并不迷信书本,盲从古人,而是根据一般生活常识,认为那些说法站不住脚,值得怀疑。思想上有这么个怀 疑,由于偶然的机会,能够亲自到石钟山看看,怀疑终归解决了,并且由此懂得了遇事必须从实际出发的道理。按照这样的内容与主题的要求,文章当然不会从什么时候到达石钟山以及如何游览写起,而是先引述书本上的记载,列举石钟山得名的旧说。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文章起笔引述《水经》,点明石钟山的地理位置,在鄱阳湖连接长江的入口处,并且带出了《水经注》关于石钟山的记载。“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以 为”以下几句就是《水经注》上的话。郦元,即《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苏轼这里引述的《水经》和《水经注》上的话,由于原书的散失讹误,都不见于今天的传 本。苏轼引述《水经》,指出石钟山之所在,再引述《水经注》,指出石钟山之得名,顺理成章,十分自然。郦道元认为风吹浪起,使得“水石相搏”而发出了洪钟 般的声音,因而名叫“石钟山”。但苏轼随即以“是说也,人常疑之”二句截住,文笔陡峭,顿起波澜。先提出怀疑,然后再放开一笔,申述怀疑的理由:“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把钟和磬放在水里,不要说“微风鼓浪”,就是“大风浪”也不能使它们发声,可见“水石相搏”之说难以令人相信。“人常疑之”的“人”是泛指,包括作者自己,也包括别人,这又很自然地引出唐代的李渤。“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李 渤曾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任江州刺史。江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东面不远即湖口县的石钟山。李渤不相信郦道元的说法,就近寻访了石钟山。他发观了两块大石, 敲击之后,南边的石头发音宏大而低沉,北边的石头发音清脆而悠扬,鼓槌停止敲击了,而响声还在空中回荡,那余音很久很久才逐渐消失。因此,李渤就认为找到 了石钟山得名的缘由,专门写了一篇《辨石钟山》的文章,指出所谓“石钟”,就是他发现的两决石头。苏轼用“自以为得之矣”一句,写出李渤的沾沾自喜,把笔 势一放,但紧接着又收回,以“然是说也,余尤疑之”二句提出第二个怀疑,而怀疑的理由则是“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道 理很简单,到处都有石头,石头都可以敲击出声,为什么偏偏这两块石头要叫石钟呢?作者先后引述郦道元与李渤的说法,又都用普通情理去衡量,接连表示了自己 的怀疑。这就好比射箭先立了“的”,为下文的“破的”提出依据。摆出了疑问,然后才好在“释疑”上做文章。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李渤之说的怀疑,在“是说 也”之前加一“然”字,又改上文的“人常疑之”为“余尤疑之”,语调就比怀疑郦道元之说加重了,更具有批驳否定的感情分量。因为郦道元与李渤虽然同有错 误,但情况性质是不相同的。作者在以后的释疑和总结中,下字用语都极有分寸,表观出轻重倾向,而在这里则已预示了对两种说法的怀疑,主要是针对后一种的错 误。
     下面文章转入中间一部分,具体记述实地考察的情况,真正弄清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以作诗文诽谤朝廷的罪名下狱,出狱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到元丰七年(1084), 他被改为汝州团练副使。这年六月,他从黄州赴汝州,取道水路,由长江顺流而下,顺便送他的长子苏迈去饶州德兴县作县尉,这样路经湖口县,便去看看石钟山, 了解一下李渤所谓的石钟。这几句交代到石钟山的时间与原因。交代原因,对于一般游记文来说并无必要,而对于这篇《石钟山记》来说则非有不可。前面已经说 过,苏轼不是专程游览,只是顺路寻访,为的解决疑问。把这一点交代清楚,“因得观所谓石钟者”一句,就正好与上文的“人常疑之”和“余尤疑之”二句紧密衔 接,同时也把下面文章所记的“游”限制在考察问题的范围以内。作者运笔始终环绕着石钟,所以交代了时间、原因之后,立即叙述“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硿 硿,是敲击石头的重浊音响,与钟声的洪亮而悠扬不同。对此,苏轼当然“笑而不信”,苏轼的“笑”,包括“笑”李渤的到了实地而不作深入调查,抓住表面现 象,主观臆断,同时也“笑”李渤这一错误,以讹传讹,以致常住当地的“寺僧”都认为石钟是击石发声,而更为可“笑”的是“寺僧”连李渤发现的“南声函胡, 北音清越”的两块石头都搞不清楚了,只能让小童“硿硿然”乱敲一气。文章至此了结了李渤之说的疑案。李渤“自以为得之”,其实毫无所得,无非给人们留下笑 柄而已。
     苏轼既然“笑而不信”,势必要亲自去考祭,文章于是展开月夜泛舟的一大段描写。“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这 几句描写苏轼自己偕同苏迈于当天夜晚,乘着月色,驾一叶扁舟,到达石钟山的绝壁之下。眼中所见是嶙峋怪石,好像—大群“猛兽奇鬼”,做出要扑打人的样子, 耳中所闻是受惊的鹘鸟在空中发出磔磔的叫声,另有鹳鸟的叫声则好像山谷中有老人在频频咳嗽和格格作笑。整个景象显得幽冷清绝,阴森可怖。山间栖鹘的惊起, 鹳鸟的飞鸣,说明夜间极少有人到来,而描写景象之使人毛骨悚然,又正好点出了夜间极少有人到来的原因。这样,石钟山之所以得名,向来就很难确切地弄清楚 了。作者并不为写景而写景,这里对所见所闻进行的描绘,都没有脱离考察山名的内容,可以说无一闲笔。
     当然,苏轼也不会把自己打扮成多么了不起的无所畏惧的人物。他在这时,精神上同样不免紧张起来,想要回舟登岸了。不料正是这时,忽然出现声音。“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这不就是苏轼所要考察的现象吗?噌吰,是形容声音的宏大。听着这宏大如钟鼓的声音,原为寻根究底而来的苏轼自然被吸引住了,那绝壁深潭、奇石怪鸟,一切都置之不顾了。“舟人大恐”,是船夫十分骇怕,而他却是“徐而察之”,慢慢地细心考察这“发于水上”的“大声”。“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石钟山下有许多深不可测的洞穴和缝隙,水浪灌注其中,回流激荡,结果大声噌吰,犹如钟鼓。这一发现是否苏轼“自以为得之”呢?没有。苏轼已经“徐而察之”了,但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他还要继续考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苏 轼把船绕到上下钟山之间“将入港口”的地方,又发现水流中心有一大石,风吹水浪不断冲击着大石中间的窟窿,形成擂鼓撞钟的声音,与方才那种宏大的声音互相 配合,仿佛奏乐似的十分悦耳动听。于是,苏轼笑了。这笑与前面的笑不同。前面的笑是讥笑,鄙视李渤的粗枝大叶,盲目自信。这次的笑是欢笑,庆幸自己深入调 查,终于探明了真象。“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这里,苏轼把先后听到的声音比做周景王的无射钟和魏庄子的编钟的声音,表示石钟山之得名,即由此而来。可见郦道元所说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原是可信的。“古之人不余欺也”的“古之人”即指郦道元。只不过郦道元说得太笼统,没有具体指明山石的有“穴罅”、“中空而多窍”,因此导致“人常疑之”,至于李渤的自作聪明,“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则根本搞错了。
     文章的中间部分是全篇的重点,详细记述夜探石钟山的经过,解决了文章的开头部分提出的疑案,而记述这一经过,又为文章的结尾部分作了铺垫和准备。苏轼从书本到对石钟山之得名进行实地考察,但不停留于解决疑案本身,他还通过具体事例得出了规律性的认识,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发表感想,进一步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苏轼首先指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是他经过亲自调查研究后获得的体会,也是贯穿整篇《石钟山记》的中心题旨。指出了这点,他再回应文章的开头与中间部分,归纳了石钟山之得名所以弄不清楚的三种原因:
    第一,“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
    第二,“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
    第 三,“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这里所谓“知”,是指自己真正了解,所谓“言”,是指说出来让人了解。曾经在各地踏勘河道的郦道元与经常出没于石钟山下 的渔人船夫对石钟山的得名是“知”的,但可惜郦道元知而“言之不洋”,渔人船夫“知而不能言”。一般士大夫虽然能“言”,可以借助文字表达自己的见解,然 而畏惧艰险,不敢亲临观场,所以“莫能知”。“知”与“言”不能很好统一,石钟山究竟因何得名,就谁也不知道了。苏轼总写一句说:“此世所以不传也。”那么,为了弄清真象,就只有实地调查,以求真“知”。但有一种人却到了实地而不作认真考察,浮皮潦草,妄加揣测,结果连—知半解也谈不上,完全搞错了。李渤就是这样。苏轼说:“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陋者”,是见识浅陋的人,这里即指李渤。李渤写了《辨石钟山》一文,他是能“言”而且“言之”颇“详”的,但他强不知以为知,反而谬误流传,那位“寺僧”不就使小童在乱石中“择其一二扣之”而随意指为石钟么?可见其为害更大。为此,苏轼才写下这篇《石钟山记》。“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郦道元“言之不详”,只是不够明确,作者就表示叹惜;李渤“知”之不真,则是背离事实,作者就给予讥笑。与开头部分相呼应,文章最后收结到郦道元与李渤关于石钟山的说法上来,在事须“目见耳闻”的基础上,要求“知”是真“知”,“言”是详“言”。
     可 以看出苏轼这篇文章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到总结认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布局紧凑,结构谨严。但它又不完全是纯粹的说理文字。我们前面指出它好像一篇调 查报告,不过,它并不就等于只是罗列材料与论证推理的调查报告。我们之所以把它看作优美的文艺散文,正在于它把抽象的说理与生动的叙事很好地统一了起来; 而且,它不仅借事喻理,同时还结合着议论与描写,字里行间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从而使文章既具有说服力,又具有感染力。
     有 人说石钟山形似大钟,苏轼完全没有从以形得名上考虑,不免失之片面,而且夜间泛舟,没有在白天进行反复仔钿的观察,又不免失之粗略,可见他也犯着“臆断” 的毛病。这种责难大约同样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苏轼所见既然是“大石侧立千尺”的“绝壁”,山势巉巖,如“猛兽奇鬼”,则石钟山之外形决非圆 拱状。他在山下发现的既然是“石穴罅”、大石“空中而多窍”,则石钟山之内部决非悬顶虚腹,一如复盖。山形似钟云云,固可聊备一说,但不可据以轻易批评苏 轼不知整体,浅尝辄止。至于“其夜月明”泛舟,恰恰是因为夜深人静,才便于谛听水上声音的发生、变化,而月夜潮生,回流激湍,更是观察空石“与风水相吞 吐”的大好时机。这正体现了苏轼的认真、刻苦、深入、细致。通过阅读这篇《石钟山记》,使我们更加体会和认识到苏轼的求实态度、探险精神以及他的精辟的思 想见解和高超的散文写作艺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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