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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曼君的新著《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部颇具文学审美理论价值的关于新文学经典研究的范本。 该书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努力从世纪性的高度看问题。即不仅回顾20世纪文学，回响着20世纪文坛的风雷，可从中看到其风云的变幻；而且着眼于新的世纪，跟踪与把握跨世纪诗神的腾挪变幻。其次，试图运用文本的历史品格与历史的文本功能相统一的综合分析框架。该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为核心，以新文学传统和新文学经典阐释为贯穿线索；但这个史论框架不是一个以必然性结构推演历史行程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毋宁说是一个历史品格与历史进程相统一、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相统一的丰富复杂的共同体。再次，该书十分注重“诗性把握”所要论述的内容，不仅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同时也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感情；既摒弃非历史的苛求，也不做单纯的诠释与讴歌。该书在研究中尽可能地将理性与感性、思与诗、文化与诗学、科学与诗性结合起来，即冷静地科学地剖析、审视研究对象的方式，与动情地诗意地体验、介入、沉醉于研究对象的方式结合起来，“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从而使得该书呈现出一种既科学严谨、逻辑统一，又充溢情感、柔韧可赏的理论态势。 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经典，经典的判定，须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坐标系中，而不能形而上学、主观武断地认定经典只有一个历史时期才会出现，而别的时空领域却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依情而非依理来宣判经典的有无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无视经典存在的愚昧之举。事实上，经典是个与时空相对应的概念，只有经过时空涤荡与淘洗的文本，才有资格谈论经典。但是伟大的作家应具备使命感。只有具备了这种使命感才有可能创作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经典作品，使其具有俘虏人心的力量。由于文学有着不同于科学学科的特质，因此不可以完全用科学主义的启蒙主义来进行阐释，并不是人类所有的情感都可以被阐释，也不是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被解释。人类心灵的丰富与广阔，天地之间冥冥之中不可解的魅性，都可以也应该是文学经典所表现的内容。文学不受衰亡这种规律的制约。也许时间会使得一些情感消失怠尽，但是时间却能够使真正的文学成为经典。经典作品往往是写给未来的，比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此它们可以战胜残酷的时间，能够经受住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领悟，带给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动与震撼。现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因其属于近距离的“在场”，应归于现代文学评论范畴。只有在拉开了时间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排除意识形态、文化权利等等的制约与干扰，从而作 出相对客观公正的判断。所以，对近距离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不一定要急于“盖棺论定”，向世界宣布孰为经典，这样做是不科学的。当然人们也不应放弃这样的努力，即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寻找某种持久的、永恒的因素。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不可或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是非常可悲的。文学经典典律构建注定是一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过程。文学经典也并非凝固不变的绝对化的终极化概念，它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性的体系。因此需要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多重的视角、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对此进行观照与阐释。黄曼君的理论新著《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正是遵循上述思想脉络展开其既汪洋恣肆、又逻辑严谨的研究与论述的。它的阐释个性、风格，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且在新世纪又有发展、创新的学术精神，其理论价值是颇为丰富的。 原载：《文艺报》2009/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