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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论集——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想象》 陈衡哲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9年1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印行的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文化论集》问世了。书的腰封上印着十几个大字:尘封了七十余年，中文版首度出版。大字的下方排列了十八位论文作者的大名:丁文江、胡适、蔡元培、赵元任、朱启钤、余上沅、任鸿隽、葛利普、翁文灏、李济、秉志、胡先骕、朱经农、冯锐、何廉、曾宝荪、陶孟和、陈衡哲，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时之秀(用现在叫法可称是顶尖级的“精英”)，其中除葛利普一名外国人外，都是地道的“国士”。他们为这个论集撰写的十八篇论文，当年全都是用英文发表的。 主编这一论集的是陈衡哲女士。陈衡哲和她的夫君任鸿隽(叔永)是三四十年代知识界的著名人物。任先生最为人知的事迹是曾任“中国科学社”的主持人和《科学》月刊(后改为季刊)的创办人，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兴起和初步发展立下汗马功劳。陈衡哲曾任北大、川大和东南大学教授，是著名的作家和散文家。陈从1927年开始连续四次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太平洋学会的双年会。自1929年在日本举行京都会议以后，该会开始发起“机器时代与传统文化”的讨论；陈作为代表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文化展开多方面的讨论研究，以保证能在1931年的会议上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探索。她因而受协会委托，负责编辑这样一部文集——这便是这本英文“SymposiumOn ChineseCulture”论集创意的由来。至于这个论集因何尘封七十余年，暂无从探究，如今福建教育出版社约译并出版了它，应该说是为文化出版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全书共分十八章:丁文江的《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胡适的《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和《文艺复兴》、蔡元培的《绘画与书法》、赵元任的《音乐》、朱启钤的《建筑》、余上沅的《戏剧》、任叔永的《科学之引进中国及其发展》、葛利普的《古生物学》、翁文灏的《中国地质学》、李济的《考古学》、秉志和胡先骕的《生物学》、朱经农的《中国教育》、冯锐的《农业》、何廉的《工业》、曾宝荪的《中国妇女的过去与现在》、陶孟和的《社会变迁》、陈衡哲的《结论》。以上十七位中国学者，除了朱启钤和蔡元培两位在三十年代已是越过中年的长者外，其他十五位多为留学欧美多年、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学者。蔡先生很谦逊，专门在文后的附言中声明该文是用中文写就，请林语堂博士译成英文的。蔡先生的这句话倒勾起了我的一点好奇心，有点想了解一下与蔡先生年龄和经历都不相上下的朱桂老(启钤先生)是否也会是烦请别人代劳译出这篇文章的呢？我甚至疑惑有无可能是请他的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先生代劳的呢？ 对这本书，首先，我的印象是:从英文本回译成中文的文字，基本通畅好读、有中等以上水平的学子都可以读得懂(个别较费解的科学原理除外)，这凸现了译者的翻译水平和文字处理能力是很不一般的。但我感到一个大缺憾是二位译者未注明参加本论集中译工作是否得到某些专业人士或专家的从旁协助(即如第一章中丁文江先生所提倡的“引进”精神)。这十几位大学者介绍本专业的学术，所用概念、术语的掌握和运用，恐不是查查一般参考书就能奏效的。例如赵元任的“音乐”一章，翁文灏的“地质学”一章，朱桂老的“建筑”一章的翻译都是要花费极大功力的。再说一下原英文版，本书的中文译者在处理英文原作中的一些失误时，常都作了相应的改动并另行加了“译注”，这是非常有益的，也是非常敬业的。不过估计印制时可能因时间仓促缺少校订，因而出现的错漏之处还不在少数(有的是原稿的失误，有的可能是排印失误)。这里我仅就初步翻阅时发现的两处说一下:1，英文目录中第一章的标题中“Intro－ duction”一字在正文第1页中就没有，这个词很要紧，这里搞不清的是，究竟是该删去目录中这个词，还是该在正文中增加它？2，第七章和第十二章的标题，在英文目录中和中文目录中不一样，是否有意为之或是原作者有此愿望？ 有些属于校对技术上的错误不应由译者承担或不应全由译者承担，这里就不细说了。我只举一个明显的大错，即关于任鸿隽先生的大号“叔永”二字居然在印成书后都成了“永叔”，这实在有点离奇了。这恐怕就不属于技术问题。 最后，想简单说一点对这本“论集”的估价问题。从这本《论集》的分量来说，从个人的浅见出发，我最欣赏的前几名的文章顺序是:胡适写的第七章《文艺复兴》、丁文江写的第一章《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陈衡哲写的《结论》、胡适写的第二章《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陶孟和写的第十七章《社会变迁》。倒是父亲(李济)自己的那一篇《考古学》，好像欣赏的人还不在少数；我当然也觉得写得很有水平，但我总有些觉得比起前面说的几篇要“略逊一筹”似的。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8-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