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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草》目录 将日本变为风景（自序） 从塞班到广岛 涩谷面影 东京的地铁 最后的绿洲——日本新村访问记 竹富岛的酷娅玛 靖国神社与日本人 “肉弹”伦理学 民间写作与历史叙述 “满洲记忆”与历史认识 1969：安田讲堂的陷落 餐桌上的亚细亚 艺伎之艺 异乡的浮世绘 越天城 捕捉风的形状 消费时代的舞台 语言的殖民地 境内境外的思想 开掘日本现代性的古层 平成时代的小森阳一 子安宣邦的神学批判 将日本变为风景 （自序） 这个集子收录的二十一篇文章都是写日本或者与日本有关的。名之曰《茫然草》，一是模仿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著名歌人、随笔家兼好法师（吉田兼好，约1283－约1350）的名著《徒然草》，二是忠实于曾经有过的个人生活感受。2002年年初，我辞去东京《留学生新闻》主编的职位，闲居江户川区小松川的寓所，读书、写字、看风景。住宅区前面是一个小公园后面是一个大公园，右边是清瘦的旧中川左边是宽阔的荒川，往前走三公里就是东京湾，风景优美空气新鲜。每到黄昏，我便穿着一双黑布鞋爬十六层公寓的楼梯、到荒川大堤上跑步，作为体育锻炼。在东京，那种被北京人称作“懒汉鞋”的黑布鞋是“中国人”的符号，我穿它不仅是因为它轻便，也有坦然展示自己身份的意思，且美其名曰“用脚传播中国文化”。到东京涩谷区樱丘町的留学生新闻社当主编是我第二次赴日，本是为了“较劲儿”。1998年11月我结束留日生活、怀着中国人的自尊心回到北京，准备潜心学术研究，没想到“留日”的“原罪”已经影响到自己在北京学术界的生存。失魂落魄、六神无主，为了回击流言、向个别同胞证明自己并非“在国外呆不下去了”才回国，所以回北京不到两年便又折回东京。研究文学的人去办报纸本属不务正业，又忙又累时间和健康都被付出，况且已经证明自己在东京能够生存并且生存得不错，于是点到为止、见好就收，干了一年多就辞职了。不过，辞职之后已经不像留学时代那样满怀回北京的渴望，于是就在小松川耗着。当时作《小松川述怀》一首，自嘲曰“头发日渐稀，皱纹日渐密”，感叹“樱丘梦已远，归程未可期”。某日黄昏走在荒川大堤上，看到河堤斜坡上的荒草在春风浩荡中茫然无助地起起伏伏，与远处河水边的芦苇丛相连，“茫然草”的意象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当时就想∶如果某一天编自己的日本文化随笔集，书名就用“茫然草”。 为了编这本集子捡拾旧作，发现十多年来关于日本的文章已经写了大小七八十篇。这是理所当然的。1994年至今的十四年间三次去日本，在东京生活的时间加起来将近八年。第一次留学，第二次工作，第三次做客座研究，职业与生活均与“日本”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难分难解。幸运也罢不幸也罢，主动也罢被迫也罢，偶然也罢必然也罢，只能是这样了。尽管怀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厌恶”，但我必须承认 “日本”已经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八年宝贵的生命留在了东京，读日本书，看日本画，听日本歌，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日本师友……。初次赴日时的日本首相的是细川护熙，其后有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现在轮到了福田康夫。如果一位首相算一个朝代的话，那么十四年间日本已经改朝换代七次。而这段历史与我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日本是我走出国门第一次面对的“世界”，是我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重新塑造自我的地方。在此意义上，我真诚地对日本说一声“谢谢”！置身北京，日本的许多风景变的遥远、变的清晰并且变得美好。即使是现在，想起东京，想起“涩谷”、“浅草”、“新宿”、“上野”这些优美的地名，我依然感到亲切与怀念。 作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日本”本来是“民族恨”的对象，是“鬼子”、“侵略者”、“军国主义”的接头词。读大学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这样与“日本”纠缠不清。但是，1978年秋天走进大学校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追捕》、《生死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等日本影片风靡全中国，面对杜丘、真由美，一个新奇、陌生、神秘、多情的日本突然出现在眼前，与固有的“日本想象”形成巨大反差。于是开始对日本怀有浓厚兴趣，甚至停掉英语课开始了日语学习。1994年2月17日第一次去东京，飞机飞到日本上空的时候，在引擎的轰鸣声中，透过机窗看到机翼下的大海和残雪斑斑的绿色峰峦，心中产生了一种感动……。2001年4月初在东京饭田桥的日中友好会馆第一次见到《追捕》中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不禁感慨万千。 相对于现实日本来说银幕上的日本是单纯的，文学想象也总是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置身东京之后，便切身感受了日本的丰富性与矛盾性。看到、感受了日本的美，也看到、感受了日本的丑。不满于某些日本人对中国、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不满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并且把自己的不满流露出来，以至于被某些日本人看作“民族主义者”。在日本的语境中，“民族主义者”是对“知识人”独立人格的否定，含义与中国语境中的同一词汇相去甚远。 所以，当我说“日本”已经成为“自我”的一部分的时候，日本处于分裂状态。对于我来说这种分裂是重要的并且是必要的。 在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对于日本的历史性展示这一背景上，1980前后《追捕》等日本影片中的“日本”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风景出现的。它与作为历史记忆的“日本”构成了我认识日本的另一“原点”。到了东京、开始阅读“日本”之后，历史记忆和风景都被重新整合。与此同时，我的“身份”也被从主动的内在与被动的外在两个维度重新界定，分裂在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之中。我欣慰于这种分裂，就像欣慰于作为“自我”之一部分的“日本”是分裂的。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某种程度上展示着这种分裂。 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写于1998年，最晚的一篇写于2008年，基本上体现了十年间我对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观察与思索。写作过程中，比起对文章体裁的拘泥，我更注重知识、思想与趣味三者的统一，力图将自己的观察与思索作为“风景”展示出来。与一切想象性的身份相比，“看风景的人”更真实。风景与看风景的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主动性。我在自觉地将日本变为风景。这是将日本相对化并且将自我相对化的有效方式。这里的不少文章采用具有时空距离的回忆性叙述视角，即与此有关。 这些文章均曾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大陆的《读书》、《书城》等杂志上发表过。感谢刘青峰老师。她三次把拙文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感谢叶彤兄。十年来经他的手发表在《读书》上的拙文有十余篇，借助《读书》的发行量拙文有了更多的读者。《靖国神社与日本人》被选入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也有“望文不生义”的同行提出商榷意见。《艺伎之艺》甚至被改写、摘抄，出现在境外报刊上。我非常看重《读书》这份刊物。每当拙文在上面发表出来，都似乎能体验到一种近似于高考分数过线的喜悦。感谢李二民兄。无论是在他编《书城》的时候还是在他编《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他都接纳我的文章，并且能够容忍我的冗长。感谢郑勇兄的盛情相约和卫纯兄的辛勤劳动，他们的努力使这些散乱的文章能够以一本书的面貌出现，并促使我清理自己的知识、去寻找新的风景。 董炳月 2008年2月22日记于寒蝉书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