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史哲汇通》封面 看到作者谭家健先生的大名和《中国文史哲汇通》这个书名，就能够引人注目。我读完此书，确乎大有所得。此书60多万字，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中国文化史专题”，共十一章，依次为“古代称谓”、“科举考试”、“历代学制”、“历代官制”、“历代兵制”、“地理沿革”、“历代俸禄”、“古代岁时历法”、“中国民间信仰”、“古代体育、杂技和游艺”和“古代的‘机器人’”。（多作于20多年前）第二编为“中国认识论述略”，依时代顺序分为八章三十九节，从先秦诸子讲到严复、章太炎和孙中山。（新近所作）第三编为“中国文学史精读”，依次分为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每一个时段又分为若干个专题。（各篇写作时间超过50年）试想当今学术界，一个人兼治文史哲而又能写成此等著作能有几个？试想一本著作而能兼容并包文史哲者又有几部？所以此书很值得推荐。仅就我的亲自感受，即使是对中国古代文史哲并不陌生的人而言，也决不会有老生常谈之感，一定会让你觉得很有收获。 掩卷而思，此书发人深省之处，似乎有以下几点。 第一，体现了作者谭家健先生关于学术结构的追求和探索。 谭家健先生是北大中文系出身，是以研究先秦散文著称的，他早就设想过突破一城一地的局限。早在四十年前，就想以文学为主，兼顾历史和哲学。其后他又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应当以文史哲的融合贯通作为自已的学术追求，形成自己的学术结构。二十年多来，他依照这一追求，相继出版了包括文史哲三个方面的十几种著作，诸如《中国古代散文史稿》、《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先秦文学史》（主编）、《先秦散文纲要》（合著）、《先秦两汉文学通论》（主编）、《六朝文章新论》、《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主编）、《古代神话寓言精读》、《中国文化史概要》（主编）、《水经注选注》（合著）、《墨子研究》、《墨子选译》（合著）、《墨子全注全译》（合著）等等。与此同时，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等国内外的高等学校，讲授过文史哲三方面的课程。《中国文史哲汇通》这本书的大部分，尤其是前两部分，都曾经作为他的讲稿在许多高等学校讲授过。因此，他的这本《中国文史哲汇通》虽然不是事先依照一个提纲，一时一地之作，却是他几十年的积累，体现了他坚持文史哲融合贯通的学术追求。 正因为谭先生有此追求，有多部文史哲的著作，所以他也赢得了文史哲融汇贯通的赞誉。1999年台湾《书目季刊》第33卷第2期发表过一篇题为《融汇文史哲的可贵探索》。文章就谭氏的《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墨子研究》和《中国文化史概要》，探讨了作者融会文史哲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向。而谭氏本人则一再表示对于融汇贯通愧不敢当。认为他的追求固然是文史哲的兼涉，他所能做到的只是“汇通”，所以他的书名也叫《中国文史哲汇通》。在《关于<中国文史哲汇通>的写作经过》一文中，他认为他这一本书不过是对他以前许多著作的补充和发挥，仍然是一种“汇通”性的工作。就他“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而言，不过是表层的视角的交叉，知识面的拓展；而不是内在的精神的融通，和跨学科大思维的观照。”读了他的这几句话，我们应当知道他对文史哲的融汇贯通悬鹄甚高，随着他的研究工作的深入，他的学术追求亦将随之提高，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第二，是文字风格的朴素实在，从容不迫，井井有条，言之有物。全书整体如此，三编之间依其内容亦略有不同。第一编，是讲文化史的，文字更为朴实，力求以少胜多，好像是宁失之简而不失之于繁。第二编，是讲认识论的，哲学概念多，理论性强，呈现的是条理明晰，概括力强，准确到位，以简驭繁。第三编，是讲文学的，主要是讲文学欣赏的，需要有一定的生发与联想，这一部分的文字除了朴素之外，也时见文学情趣与博雅。 第三，是长于纵横比较，上挂下联。比较和联系需要广博的知识，准确而恰当的比较和联系，可以促生新的论题，可以给事物准确定位，可以使人视野开朗。例如他说，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但二人都力求通过教化而使人性得以提升，殊途而同归。荀子的性恶论是为“隆礼”的政治目的服务的；韩非主张性恶论则是为了论证其法治理论，是为其严刑峻法寻找人性论的支点，他们师生两种性恶论名虽同而实异。这样进行比较和分析，显得相当透彻。又如《古代诗文名篇改写举隅》，把历代关于《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醉翁亭记》、《钱神论》和唐诗宋词若干名篇的改写、改编、拟作、和作，加以搜罗排列比较，以见同一题材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中的阐释和发挥，此文很有新意，甚见功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编《中国文学史精读》中有《先秦诸子的救灾观》、《<左传>之救灾观念与措施》、《先秦史籍中之救灾思想》、《汉代杂史杂传中的小说成分》、《刘禹锡的时空观》等新鲜题目，以前很少有人这样专门讲过，可以使人豁然通达，甚至精神为之一振，而产生深长思考。像这一类的题目此书中还有不少。在讲文学史的部分中能够有属于史学和哲学的论述介绍，尤其是专门探讨救灾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这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开拓，确实是文史哲三界之“汇通”或“会通”。 第四，是注释多、引文多、开列书目多。 我所说的引文多是特指对当代研究著作的引用，这在第二编中尤为显著。39节的每一小节，谭先生都有征引，少则两三处，多则八、九处。体现出对他人成果的充分尊重，但并不影响谭氏本人的独创性。除了作者单独立论之外，引证和参用其他学者的意见，也是中国历代著作家表达学术见解的一种重要方式。谭氏在征引他人意见的同时，也常表示或然或否，或部分赞成，或有所讨论，这是与学术界对话，也是在履行一种当今急需倡导的学术规范。 我所谓开刊书目多是指，第一编之后的附录：《九十年来中国文化史著作举要》（680余种）；第二编导论之末开列的他曾经参考过的重要哲学著作三十余种；第三编之后附录的《中国古典诗词典总集举要》（60余种）。第一、第三部分书目尤属难得，而且分了类，并有简单介绍和评语。从中可以看到谭先生见闻之博，用功之勤。可见他的学术性格是一个广泛吸纳的开放型的学术性格，他也乐于为读者营造一个开放型博览型的学术氛围。 谭先生主张文史哲汇通,但並不赞成回复到笼统的国学。2008年，谭先生在接受《甘肃社会科学》访谈时指出：我们整个学术的发展应该是分而又合，合而又分，不断推进。目前的文史哲分工是必要的。自然科学分工是越来越细了，同时出现学科交叉现象，形成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态势。文史哲要互补而不是互相分割，要互相参照，吸收对方的资料、观点、方法。但是如果设想在文史哲之外建立笼统的“国学”学科，就如同在数理化之外建立笼统的“科学”学科一样，恐怕是相当困难的。他这种见解是值得学术界重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