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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理论是当今西方人文科学中的显学。 话语理论的核心是在语言中解析文化，阐述遮蔽于语言背后的历史密码。他们认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的本质即人的本质。语言的本质是隐喻。无论是表达词语的声音还是刻画出来的形象，都是一种隐喻，通过声音或形象指代另一种事物。随着时间的延续，语言符号与事物的指代关系被固定下来，从而滋生出另一特性，即：语言与世界万物的对应性，也就是透明性。往昔的，话语理论之前的语言学者所关注的便是这种透明性，并试图将这种透明性厘定为若干法则，语言的本质反而淡出研究视野。随着二十世纪之初俄国形式主义与六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出现，将语言学引进文学研究，把语言与文学结合起来，语言中的隐喻性问题方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进而提出隐喻深处的文化张力。 在西方，最早揭示隐喻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与《修辞学》中指出隐喻是一种对比关系，他认为隐喻与明喻的本质是一样的，赞赏能够运用隐喻的人是语言的天才。在中国，隐喻可以追溯到《诗经》之中兴的用法。但是，隐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对比，而且往往是一种新生意义的创造过程，随着时间的淤积而植根于人类的意识深处，成为不可问，也不想问，仿佛是自然而生的社会现象。在此，隐喻中的两级完全重叠而融合为一体，用西方话语理论的表述是符号过分化。这种过分的符号化，藏策称为超隐喻，他说：汉字的造字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由某些“中心符码”向“边缘字符”不断“喻说”的过程。而这种最初的中心/边缘关系又在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中不断地“生成转换”，按照尊/卑等级或曰中心/边缘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编码(符码化)。比如，日，月，示、且(示，且合之而为祖)等“超级能指”又通过一系列“天人合一”式的隐喻关系建构起乾/坤、阴/阳、天/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具有尊卑等级关系或曰中心/边缘关系的“超隐喻”(并非像西语那样是一种语音/文字的中心/边缘关系)。在这里，“天理”与“人事”的“超隐喻”中，“隐喻”已不再是某种“修辞”(古人所谓的“文”)，而是成为了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 天与地原本是自然现象，古人将其与人际关系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把一种隐喻关系固化为不可以追问封建等级制度。藏策认为超隐喻是隐喻中的一种，但它所涉及的却远不止修辞学，而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背后的编码。如果从俗套理论的角度看，超隐喻其实也是一种俗套，一种特殊的套话而已。运用这一理论，藏策对文学与摄影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尤其是在摄影界造成了波澜而影响很好。如何透过表层解剖肌理，是一个困扰我国文学界的大问题，众多的理论家与批评家们忙于走穴赶场，汲汲于发表短平快的文章而立名造势，既无心也无暇对理论的深度思索，更谈不上建设自己的理论基础，所谓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这一理论当然不仅可以运用于中国的畴昔，而且可以施于今之现实，将深藏的隐喻开挖出来，使之在透明度上饱满、生动，至少部分地接近透明，从而为我国文学现状梳理出更加清晰的脉络，这不仅是藏策也是每一位学者所应该戮力而为之的吧。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