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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卞之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在文学翻译和中国新诗史上，卞之琳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忆和研究卞之琳，对于今天的文学翻译和新诗写作都不无裨益，即使在他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之后。本文是诗人屠岸先生为荷兰学者汉乐逸新著《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所作的序言。在文中，屠岸先生除了介绍《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外，更以一位后辈的身份追忆了自己与卞之琳交往的所见所闻，客观且情感真挚。该文呈现了中西两位学者笔下“说不尽的卞之琳”。本报特此刊发，以纪念卞之琳先生。 ——编 者 1979年1月14日至17日连续四天，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做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他当场举出四位：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当时，除郭沫若已故去外，其他三位都在座。胡乔木的报告强调新诗的成就，是有原因的。此前不久，毛泽东于1965年6月致陈毅的信公开发表，其中说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此说一出，在新诗界产生极大的思想混乱。胡乔木的报告没有点明，但听者无不心知肚明：胡乔木是要为新诗“恢复名誉”。就在这次会场休息期间，我作为晚辈与卞之琳先生交谈，提及胡乔木报告中举出四位“大诗人”中有卞先生，当时卞先生没有表态。 然而，后来——我已记不清哪一天，卞之琳在他家中对我也对其他人说过：“我称不上是major poet，只能是minor poet。”英文major poet是“大诗人”(或“主要诗人”)，minor poet是“次要诗人”。卞之琳认为自己只能是次要诗人，这是他的谦虚，还是他的客观态度？ 诗史家和诗论家也可以见仁见智。比如就整个唐代诗歌来说，恐怕只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可称作大诗人，杜牧、李商隐只能称次要诗人。但就晚唐时段来说，小李杜也是大诗人。或者，另一种看法可能是，即就整个唐代诗歌来说，小李杜也可以是大诗人。或许，定排行榜，争座次，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确定一位诗人在诗史上的地位，既是对他在诗歌活动上的成就深入研究的结果，也是对他在诗歌活动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做进一步探讨的契机。 卞之琳对自己是客观的，也是严肃的。《诗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设立一项专栏：“中国新诗经典”，约请卞之琳“加盟”。卞之琳拒绝了，他认为不能把自己的诗作任意拔高到“经典”(是他认为这个专栏中已被列为“经典”的他人作品够不上经典，故而不屑与之为伍，还是认为自己的作品够不上经典，待考)。在诗歌翻译工作上，卞之琳称杨德豫的英诗汉译已达到“译诗艺术的成年”，对有些英诗汉译，卞之琳说“我不如杨德豫。”但如果认为卞之琳是个“谦谦君子”，那就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卞之琳自己选定的诗集《雕虫纪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作家方殷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批评说，有人谦称自己的诗是“雕虫小技”，但“雕虫”总要“雕”出个“虫”来呀，你这个“虫”在哪里呢？卞之琳知道了，说：“他看不见，那是他的眼睛瞎了！”这句话非常厉害，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颇吃惊。卞之琳的严肃和自尊，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有一种谚语：“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无傲骨！”我觉得卞之琳正是一位无傲气而有傲骨的非凡歌者。 或者，major poet也可以指一个时代的“主流诗人”。确实，卞之琳不是“主流诗人”。但是，他并没有脱离时代，毋宁说，他是超越了时代，他的超前意识烛照着后世。中国新诗史如果没有卞之琳这类不趋时、不媚俗、坚持自己美学追求的诗人们，将会显得苍白。 一次， 卞之琳先生与我谈及莎士比亚。那时他正在撰写《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他说，有一种说法，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真没错。我说，中国人也说，说不尽的曹雪芹，与此相同。后来我常常想，“说不尽”的何止这两位，还有很多很多。卞之琳其实也是“说不尽”的。卞之琳在世及逝世后的长时期中，我总感觉到，对卞之琳的研究很不够，他的著译是一座宝藏，这宝藏的光芒还深挂在时间的尘埃里。因此，当我读到荷兰学者汉乐逸(Lloyd Haft)的著作《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时，我深感喜悦。卞之琳是可以不断被“发现”的。而汉乐逸在“发现卞之琳”的旅途上，迈出了有力的一大步。 《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的特点是史论结合，繁简得宜，语言精粹，逻辑严密；有如评传，但无某些评传的繁琐考证之弊。该书详细评析了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学翻译、翻译理论；以文本为经，历史为纬。有一些以文学家为传主的纪实作品，偏重史实，忽略文本；或者反过来，囿于文本，疏离背景。汉乐逸不偏废二者，为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卞之琳文学成就的通道。第三章和第五章是全书的两个亮点。前者对卞之琳的战前诗作进行了整体研究，分析了卞之琳诗形式的基本特征，突出论证了卞之琳诗节奏单位“顿”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卞诗意象的象征内涵；指出了卞诗意象的三个来源：西方象征派诗歌、中国古诗传统、中国佛道哲学。后者详细回顾了五十年代由新民歌运动引起的关于新诗形式(联系内容)的一场持久论战，使读者仿佛置身论战现场，明悉这场论战中卞之琳的观点由简约到完整的发展过程；而作者汉乐逸的倾向性在客观述评中自然流露。全书前后呼应，明确卞之琳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和思想但方式有不同，表述有迂回、思路有发展。该书还摒除术语的堆砌和理路的玄奥，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对卞之琳的“发现”还没有“观止”。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