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觚庵诗存》 俞明震著 马亚中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495页,48.00元 在光宣诗人当中,俞明震(恪士)是惜墨如金的一位。《觚庵诗存》始于光绪五年(1879),终于民国七年(1918),前后将近四十年,按时间顺序编排,共为四卷,再加上《外集·诗文补遗》里的四首,一共也只有二百五十二首。据书中附录《诸家评论资料辑要》的介绍,恪士对于写诗,认真到了执著的地步,认为“寻常人能为之诗,不作可也”,又对人说:“君欲为诗?流俗人能为之诗,吐弃之可也。”(赵元礼:《藏斋诗话》) 也许正因为恪士不肯轻易出手,《觚庵诗存》中几乎见不到什么草率敷衍的应酬之作。陈三立(散原)说恪士“托体简斋(陈与义),句法间追钱仲文(钱起)”,说得固然不错,然而细读卷一中他早年的作品,尤其是那几首五言古体,我以为还是细心揣摩老杜而有所得。比如开卷第一首《出都宿杨村作》以及稍后的《鸿嗷叹》,字里行间,就有《北征》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影子。而他早年的五律,例如《萍乡泛舟至渌口道中作》、《悲愤》和《寄怀王木斋秀才》,已经开始由陈师道(后山)、简斋入手而上溯少陵了。 陈衍《石遗室诗话》收有潮州诗人石维岩(字铭吾,1878-1961)恭维陈衍的一首五古,历论清代诗人,说到恪士的两句,则用了散原和郑孝胥(海藏)对恪士的评语:“觚庵学简斋,杜味得苍凉”,可以说是对恪士相当精确的评语。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五一·补订一)里批评《觚庵诗》学简斋,“不能朴属微至”,用的是《周礼·冬官考工记序》的词汇,意思就是比较单薄,不够圆融。但是我以为钱先生在这里主要是以恪士与简斋相比而言。恪士一生诗作,以五古、五律居多(各八十二首),七律次之(七十首),随后才是七古(十五首)和七绝(仅三首)。与他的五言相比,恪士早年的七言,无论是古、近体,都显得比较稚嫩,遣词造句,常落前人窠臼。钱钟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里说恪士的七古“远不逮其五言” ,确为的论。不过他的七律,从卷二中丙午(1906)、丁未(1907)的几首开始,已经渐趋老练,如《重过洞庭》、《登园亭感赋》、《赣江晓发》等作。兹后的许多七律,尤其是卷四中的《夜坐》、《睡起》等作,与其五言佳作交相辉映,可谓各有千秋。 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收尾,临去秋波一转,风神潇洒。恪士有好几首作品,似乎也深得其中三昧。例如卷一的《晓发南津港》(“翩然一鸟下,万里风瑟瑟”)和《寒食日续游用前韵》(“高谈破蒙翳,微月在溪堂”),卷三的《春寒登楼写意》(“万家愁入夜,孤影下亭皋”)和《大雪登乌梢岭》(“不见马牙山, 呼风作哮怒”),卷四的《读散原鬼趣诗》(“微吟坐达旦,一鸟窥檐听”)和《送大维侄赴美国入哈佛大学》(“来日吾安知, 极目海涛阔”),都是言已尽而意有余。当然,以景作结,并不自钱起始,盛唐王维(《酬张少府》:“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和孟浩然(《岁暮归南山》:“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的诗中已能见到,老杜更是有意为之,力求收“篇终接混茫”之成效。 在二十年的仕途中,恪士除先后在北京、南京、江西等地任职之外,还曾南下台湾,西入甘肃。西北与江南反差极大的不同风光,开拓了他的眼界,为他在诗中写景抒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以为恪士最为成熟的篇章,集中在三、四两卷,他解官退隐之后所写成的那一百来首。1913年之后,恪士来往于南京杭州之间,后来在杭州置产构筑了他的“湖庄”,与另一位诗人陈曾寿(仁先)比邻而居。从卷四开始,他有不少抒写杭州风光的诗篇,得湖山之助,风韵绝佳。我之所以喜欢这些诗篇,是因为他笔下的西湖、灵隐、龙井、云栖等等,也是自己所熟悉的地方,而恪士在这些诗篇中,不仅意象、造语常能出人意表,而且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和沧桑感。也正是在这些诗作里,他在句法和神韵上与简斋最为接近。兹录两首为例: 铃语层层风雨寒,支筇人老怯凭栏。之江到此霸图尽,病雁横空来日难。肯与西湖作屏障,可容东海镇狂澜。潮痕不没云栖路,佛火灯樯夜夜看。(《六和塔》) 乍乍纸窗明,悠悠百虫绝。渐生今日意,开门步残月。言寻满觉陇,远见炊烟白。丛桂无寒花,葱茏避秋色。香后悟真空,云山自高洁。十年沧海事,六度重阳节。悲哉支离叟,独向苍茫立。(《晓起满觉陇看残桂》) 恪士生命中的最后四五年,饱受疾病的折磨,对生命的脆弱,似乎有特别敏锐的感受,例如为人称道的七律《夜坐》,但我最喜欢卷末的《病甚口占》,窃以为堪称其压卷之作: 病久先天觉,时危识命轻。真看成末世,何境是来生?哀乐随年尽,星河向晓明。了然无触处,夜气与心平。 百劫成今日,生平扰攘中。梦边无悔惧,灯外即鸿蒙。渐悟形骸累,终惭淡泊功。有涯应自惜,回首万缘空。 历来的绝笔诗, 老杜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引经据典、冠冕堂皇的话说得太多,在少陵集中属于下乘;陆游的《示儿》诗情意真挚,谭嗣同的绝命诗慷慨激昂,可谓各擅胜场。恪士的这两首五律,大约作于1918年冬天他去世之前不久,辗转病榻、独对昏灯,娓娓道来,其中有对混乱时局的无奈,有对生命与死亡的领悟,语气从容淡定,意蕴却至为深刻沉重,即使少陵、简斋再世,亦当为之心折。当然,这种诗绝对不是青少年人所能欣赏的。若非如今已经过了耳顺之年,我想自己也领略不到其中微妙的旨趣。 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之一的《觚庵诗存》,其校注者是钱钟联先生的入室弟子,前此还校注过另一位近代诗人范当世的《范伯子诗文集》,应该说是能够驾轻就熟的。全书的校勘整理,以总体而言,尚称精详。不过写书评的本意,不在锦上添花,倒反而应该吹毛求疵,俾能开拓“更上一层楼”的空间,所以下面提出些一隅之见,以就正于方家。 此书共495页,将近五十页的《前言》和《目录》尚不在其内,而作者本人的作品,四卷《觚庵诗存》和一卷《外集》,一共才152页,只占全书不及三成。这本无可厚非。笔者在美国执教文学多年,最喜欢英美跨国的诺顿公司(W. W. Norton)的“诺顿校注本”(Norton Critical Editions),其中凡英美文学名著,都是请知名学者校勘权威版本,详加注释,广收重要评论资料,凡世界文学名著,同样如此,而且用的都是新近的可靠译本,在这套丛书中,各种研究资料的比重,也有数倍于本文的。但是《觚庵诗存·外集》中所收的《觚庵漫笔》和《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两篇,前者大谈历史、侦探、言情等各类小说,后者为英国护士南丁格尔立传。前者原载于《小说林》,文中有“余年仅卅”语。这本杂志,由1907年至1908年共出十二期即寿终正寝,而当时恪士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况且这两篇东西文词浅近,与学养深厚的恪士口气实难吻合。校注者自己也说“据其行文腔调,不能因据现今难以查证有第二个名号‘觚庵’者,即确定为俞明震所作”云云,然而仍径行收入,未免首鼠两端。诸如此类,还是宁缺毋滥为好。《外集》所收入的四首五古,都不见精彩,难怪当年散原未曾收入,其中《小学堂歌》和《哀自治》系据李之鼎《宜秋馆诗话》补入。若循此例,则后面《诸家评论资料辑要》中,陈锐《袌碧斋诗话》及夏敬观《学山诗话》所载恪士的四首打油诗,滑稽突梯,风趣盎然,比起那四首五古来,似乎更应收入。 《相关传记及家世资料辑录》部分所收曾培蒂及高山杉的三篇文章,写的都是恪士的侄儿俞大维,对于恪士,只不过是一笔带过而已。高氏兄弟,都是笔者心仪的青年才俊,他们为《上海书评》写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我爱读的,其中尤以山杉君的文章,披荆斩棘,锋不可挡。但是在恪士的诗集里收入讲他侄儿的文章,取舍标准也未免太宽了些。即以散原为例,其诸子中,衡恪是大画家,寅恪是大学者,隆恪、方恪亦均非等闲之辈,若按此例,难道《散原精舍诗文集》里也该把有关散原诸子的文章全部收入? 二十七页的《前言》,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了恪士任职台湾抵抗日军、在学堂总办任内选派学生留日造就人才(主要是鲁迅),以及“同情和庇护革命党人”三项。其中第一项,用了洋洋四页,把《外集》里以浅显的文言所写的《台湾八日记》的内容,用白话重述了一遍。其实有关这一部分,读者在后面可以读到,前言里只要提纲挈领地说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前言后面对觚庵诗本身的评论中,仅以恪士三四首诗作中的数联,就断定恪士“在近代诗人中对龚自珍似别有心会……在思想观念上对龚自珍也有所继承”,似乎也值得商榷。这里牵涉到文学史上所谓“经典化”(canonization)的题目。自上世纪中叶之后,国内的文学史里,乾嘉以来的黄景仁(仲则)、龚自珍(定庵)地位大为提高,但是在清末民初,对他们的评价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第三章里,“才气甚好,跟着老子做旧诗”的董斜川一出场就说:“我做的诗,路数跟家严不同。家严年轻时候的诗取径没有我现在这样高。他到现在还不脱黄仲则、龚定庵那些乾嘉人习气,我一开笔就做的同光体。”四十年前我初读此书时,父亲就告诉我,董斜川的原型就是他的老友冒孝鲁。父亲的藏书中有中华书局民国廿六年(1937)年发行、民国三十年(1941)第四版的石印本,薄薄的一小册《音注黄仲则诗》。父亲在书前的“揭要”和“小传”后面,用毛笔写下了一段短短的批语:“清刻才隽,时亦可喜,而气味寒薄,格复不高,尚不足与俞恪士、李拔可抗行也。辛卯十一月于旧肆购此册读一过,漫识数语为笑。葱奇虔”(注:父亲本名叶虔而以字行。原文无标点,系笔者所加)。虽然冒孝鲁和我父亲那一代在光宣诗人之后,但是一代诗人在诗歌实践中所提炼出来的诗学(poetics),往往需要时间沉淀而在随后的下一代结晶,所以我以为同光体本身,是对乾嘉、道咸诗歌实践的一种逆动。对定庵的作品,即使与光宣诗人同辈而在文学实践上不属于其范围的梁启超也说过:“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我这样讲,当然不是完全否认恪士曾经读过定庵,并且早年也许多少也受过一点影响,但若是真如前言里所说的那样,恪士也就不成其为同光体的一员大将了。恪士的诗作与定庵相比,以整体而言,前者淡雅内敛,后者瑰丽张扬,在风格上迥然不同。从陶渊明在诗史上地位的演变,可以知道“经典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光宣诗人的艺术造诣和地位,与同朝前人相比,妍媸优劣,目前似乎是见仁见智的事,而最终的判断,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话又要说回来,对校注者的苦心,我觉得还是不难理解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光宣诗人在文学史上被一笔抹杀了,今天的读者,又有多少人知道俞恪士这个名字?标举恪士与鲁迅的师生关系,把恪士跟定庵拉在一起做伴,收入讨论俞大维的文章,凡此种种,也许都是为恪士寻求定位的一种努力吧。所幸的是,这种情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渐渐有所改观,1997年问世、由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里,已经以两页的篇幅,讨论了散原的诗作,应该算是一个可喜的转折。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近代文学丛书》陆续付梓;主其事者,对于恢复近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厥功至伟。我相信恪士在我国诗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完全不需要沾他学生、侄儿的光,至于其后人如何耀祖光宗,对恪士而言,用陆放翁的诗句来说,实在是“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寄自美国加州华山市 ■ 原载:《东方早报》2010-08-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