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觚庵诗存》 俞明震著 马亚中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495页，48.00元 在光宣诗人当中，俞明震（恪士）是惜墨如金的一位。《觚庵诗存》始于光绪五年（1879），终于民国七年（1918），前后将近四十年，按时间顺序编排，共为四卷，再加上《外集·诗文补遗》里的四首，一共也只有二百五十二首。据书中附录《诸家评论资料辑要》的介绍，恪士对于写诗，认真到了执著的地步，认为“寻常人能为之诗，不作可也”，又对人说：“君欲为诗？流俗人能为之诗，吐弃之可也。”（赵元礼：《藏斋诗话》） 也许正因为恪士不肯轻易出手，《觚庵诗存》中几乎见不到什么草率敷衍的应酬之作。陈三立（散原）说恪士“托体简斋（陈与义），句法间追钱仲文（钱起）”，说得固然不错，然而细读卷一中他早年的作品，尤其是那几首五言古体，我以为还是细心揣摩老杜而有所得。比如开卷第一首《出都宿杨村作》以及稍后的《鸿嗷叹》，字里行间，就有《北征》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影子。而他早年的五律，例如《萍乡泛舟至渌口道中作》、《悲愤》和《寄怀王木斋秀才》，已经开始由陈师道（后山）、简斋入手而上溯少陵了。 陈衍《石遗室诗话》收有潮州诗人石维岩（字铭吾，1878-1961）恭维陈衍的一首五古，历论清代诗人，说到恪士的两句，则用了散原和郑孝胥（海藏）对恪士的评语：“觚庵学简斋，杜味得苍凉”，可以说是对恪士相当精确的评语。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五一·补订一）里批评《觚庵诗》学简斋，“不能朴属微至”，用的是《周礼·冬官考工记序》的词汇，意思就是比较单薄，不够圆融。但是我以为钱先生在这里主要是以恪士与简斋相比而言。恪士一生诗作，以五古、五律居多（各八十二首），七律次之（七十首），随后才是七古（十五首）和七绝（仅三首）。与他的五言相比，恪士早年的七言，无论是古、近体，都显得比较稚嫩，遣词造句，常落前人窠臼。钱钟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里说恪士的七古“远不逮其五言” ，确为的论。不过他的七律，从卷二中丙午（1906）、丁未（1907）的几首开始，已经渐趋老练，如《重过洞庭》、《登园亭感赋》、《赣江晓发》等作。兹后的许多七律，尤其是卷四中的《夜坐》、《睡起》等作，与其五言佳作交相辉映，可谓各有千秋。 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收尾，临去秋波一转，风神潇洒。恪士有好几首作品，似乎也深得其中三昧。例如卷一的《晓发南津港》（“翩然一鸟下，万里风瑟瑟”）和《寒食日续游用前韵》（“高谈破蒙翳，微月在溪堂”），卷三的《春寒登楼写意》（“万家愁入夜，孤影下亭皋”）和《大雪登乌梢岭》（“不见马牙山， 呼风作哮怒”），卷四的《读散原鬼趣诗》（“微吟坐达旦，一鸟窥檐听”）和《送大维侄赴美国入哈佛大学》（“来日吾安知， 极目海涛阔”），都是言已尽而意有余。当然，以景作结，并不自钱起始，盛唐王维（《酬张少府》：“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和孟浩然（《岁暮归南山》：“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的诗中已能见到，老杜更是有意为之，力求收“篇终接混茫”之成效。 在二十年的仕途中，恪士除先后在北京、南京、江西等地任职之外，还曾南下台湾，西入甘肃。西北与江南反差极大的不同风光，开拓了他的眼界，为他在诗中写景抒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以为恪士最为成熟的篇章，集中在三、四两卷，他解官退隐之后所写成的那一百来首。1913年之后，恪士来往于南京杭州之间，后来在杭州置产构筑了他的“湖庄”，与另一位诗人陈曾寿（仁先）比邻而居。从卷四开始，他有不少抒写杭州风光的诗篇，得湖山之助，风韵绝佳。我之所以喜欢这些诗篇，是因为他笔下的西湖、灵隐、龙井、云栖等等，也是自己所熟悉的地方，而恪士在这些诗篇中，不仅意象、造语常能出人意表，而且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和沧桑感。也正是在这些诗作里，他在句法和神韵上与简斋最为接近。兹录两首为例： 铃语层层风雨寒，支筇人老怯凭栏。之江到此霸图尽，病雁横空来日难。肯与西湖作屏障，可容东海镇狂澜。潮痕不没云栖路，佛火灯樯夜夜看。（《六和塔》） 乍乍纸窗明，悠悠百虫绝。渐生今日意，开门步残月。言寻满觉陇，远见炊烟白。丛桂无寒花，葱茏避秋色。香后悟真空，云山自高洁。十年沧海事，六度重阳节。悲哉支离叟，独向苍茫立。（《晓起满觉陇看残桂》） 恪士生命中的最后四五年，饱受疾病的折磨，对生命的脆弱，似乎有特别敏锐的感受，例如为人称道的七律《夜坐》，但我最喜欢卷末的《病甚口占》，窃以为堪称其压卷之作： 病久先天觉，时危识命轻。真看成末世，何境是来生？哀乐随年尽，星河向晓明。了然无触处，夜气与心平。 百劫成今日，生平扰攘中。梦边无悔惧，灯外即鸿蒙。渐悟形骸累，终惭淡泊功。有涯应自惜，回首万缘空。 历来的绝笔诗， 老杜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引经据典、冠冕堂皇的话说得太多，在少陵集中属于下乘；陆游的《示儿》诗情意真挚，谭嗣同的绝命诗慷慨激昂，可谓各擅胜场。恪士的这两首五律，大约作于1918年冬天他去世之前不久，辗转病榻、独对昏灯，娓娓道来，其中有对混乱时局的无奈，有对生命与死亡的领悟，语气从容淡定，意蕴却至为深刻沉重，即使少陵、简斋再世，亦当为之心折。当然，这种诗绝对不是青少年人所能欣赏的。若非如今已经过了耳顺之年，我想自己也领略不到其中微妙的旨趣。 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之一的《觚庵诗存》，其校注者是钱钟联先生的入室弟子，前此还校注过另一位近代诗人范当世的《范伯子诗文集》，应该说是能够驾轻就熟的。全书的校勘整理，以总体而言，尚称精详。不过写书评的本意，不在锦上添花，倒反而应该吹毛求疵，俾能开拓“更上一层楼”的空间，所以下面提出些一隅之见，以就正于方家。 此书共495页，将近五十页的《前言》和《目录》尚不在其内，而作者本人的作品，四卷《觚庵诗存》和一卷《外集》，一共才152页，只占全书不及三成。这本无可厚非。笔者在美国执教文学多年，最喜欢英美跨国的诺顿公司（W. W. Norton）的“诺顿校注本”（Norton Critical Editions），其中凡英美文学名著，都是请知名学者校勘权威版本，详加注释，广收重要评论资料，凡世界文学名著，同样如此，而且用的都是新近的可靠译本，在这套丛书中，各种研究资料的比重，也有数倍于本文的。但是《觚庵诗存·外集》中所收的《觚庵漫笔》和《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两篇，前者大谈历史、侦探、言情等各类小说，后者为英国护士南丁格尔立传。前者原载于《小说林》，文中有“余年仅卅”语。这本杂志，由1907年至1908年共出十二期即寿终正寝，而当时恪士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况且这两篇东西文词浅近，与学养深厚的恪士口气实难吻合。校注者自己也说“据其行文腔调，不能因据现今难以查证有第二个名号‘觚庵’者，即确定为俞明震所作”云云，然而仍径行收入，未免首鼠两端。诸如此类，还是宁缺毋滥为好。《外集》所收入的四首五古，都不见精彩，难怪当年散原未曾收入，其中《小学堂歌》和《哀自治》系据李之鼎《宜秋馆诗话》补入。若循此例，则后面《诸家评论资料辑要》中，陈锐《袌碧斋诗话》及夏敬观《学山诗话》所载恪士的四首打油诗，滑稽突梯，风趣盎然，比起那四首五古来，似乎更应收入。 《相关传记及家世资料辑录》部分所收曾培蒂及高山杉的三篇文章，写的都是恪士的侄儿俞大维，对于恪士，只不过是一笔带过而已。高氏兄弟，都是笔者心仪的青年才俊，他们为《上海书评》写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我爱读的，其中尤以山杉君的文章，披荆斩棘，锋不可挡。但是在恪士的诗集里收入讲他侄儿的文章，取舍标准也未免太宽了些。即以散原为例，其诸子中，衡恪是大画家，寅恪是大学者，隆恪、方恪亦均非等闲之辈，若按此例，难道《散原精舍诗文集》里也该把有关散原诸子的文章全部收入？ 二十七页的《前言》，以超过一半的篇幅，讲了恪士任职台湾抵抗日军、在学堂总办任内选派学生留日造就人才（主要是鲁迅），以及“同情和庇护革命党人”三项。其中第一项，用了洋洋四页，把《外集》里以浅显的文言所写的《台湾八日记》的内容，用白话重述了一遍。其实有关这一部分，读者在后面可以读到，前言里只要提纲挈领地说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前言后面对觚庵诗本身的评论中，仅以恪士三四首诗作中的数联，就断定恪士“在近代诗人中对龚自珍似别有心会……在思想观念上对龚自珍也有所继承”，似乎也值得商榷。这里牵涉到文学史上所谓“经典化”（canonization）的题目。自上世纪中叶之后，国内的文学史里，乾嘉以来的黄景仁（仲则）、龚自珍（定庵）地位大为提高，但是在清末民初，对他们的评价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第三章里，“才气甚好，跟着老子做旧诗”的董斜川一出场就说：“我做的诗，路数跟家严不同。家严年轻时候的诗取径没有我现在这样高。他到现在还不脱黄仲则、龚定庵那些乾嘉人习气，我一开笔就做的同光体。”四十年前我初读此书时，父亲就告诉我，董斜川的原型就是他的老友冒孝鲁。父亲的藏书中有中华书局民国廿六年（1937）年发行、民国三十年（1941）第四版的石印本，薄薄的一小册《音注黄仲则诗》。父亲在书前的“揭要”和“小传”后面，用毛笔写下了一段短短的批语：“清刻才隽，时亦可喜，而气味寒薄，格复不高，尚不足与俞恪士、李拔可抗行也。辛卯十一月于旧肆购此册读一过，漫识数语为笑。葱奇虔”（注：父亲本名叶虔而以字行。原文无标点，系笔者所加）。虽然冒孝鲁和我父亲那一代在光宣诗人之后，但是一代诗人在诗歌实践中所提炼出来的诗学（poetics），往往需要时间沉淀而在随后的下一代结晶，所以我以为同光体本身，是对乾嘉、道咸诗歌实践的一种逆动。对定庵的作品，即使与光宣诗人同辈而在文学实践上不属于其范围的梁启超也说过：“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我这样讲，当然不是完全否认恪士曾经读过定庵，并且早年也许多少也受过一点影响，但若是真如前言里所说的那样，恪士也就不成其为同光体的一员大将了。恪士的诗作与定庵相比，以整体而言，前者淡雅内敛，后者瑰丽张扬，在风格上迥然不同。从陶渊明在诗史上地位的演变，可以知道“经典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光宣诗人的艺术造诣和地位，与同朝前人相比，妍媸优劣，目前似乎是见仁见智的事，而最终的判断，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话又要说回来，对校注者的苦心，我觉得还是不难理解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光宣诗人在文学史上被一笔抹杀了，今天的读者，又有多少人知道俞恪士这个名字？标举恪士与鲁迅的师生关系，把恪士跟定庵拉在一起做伴，收入讨论俞大维的文章，凡此种种，也许都是为恪士寻求定位的一种努力吧。所幸的是，这种情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渐渐有所改观，1997年问世、由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里，已经以两页的篇幅，讨论了散原的诗作，应该算是一个可喜的转折。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近代文学丛书》陆续付梓；主其事者，对于恢复近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厥功至伟。我相信恪士在我国诗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完全不需要沾他学生、侄儿的光，至于其后人如何耀祖光宗，对恪士而言，用陆放翁的诗句来说，实在是“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寄自美国加州华山市 ■ 原载：《东方早报》2010-08-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