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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年轻学者郝润华博士寄赠之《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年12月出版)一书，为著者在南京大学随周勋初、莫砺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而撰写的学位论文，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第一部对钱谦益《钱注杜诗》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拜读之余，不禁对著者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功力深感钦佩，特撰小文以作评价。 我以为有如下几个学术特色： 首先是选题新颖，独辟蹊径。研治杜诗号称显学，千余年来所出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对杜诗学史上一些有影响的笺注著作，学术界目前尚缺乏系统研究。笔者孤陋寡闻，仅见到林继中著《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与谭芝萍著《仇注杜诗引文补正》二种，均为文献整理著作。郝润华博士迎难而上，毅然选择钱谦益《钱注杜诗》作为研究课题。从选题上来看，无疑是具有学术眼光的，使得课题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杜诗学史研究上，是一次成功的开拓，具有示范意义。《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以下简称郝著)凡五章，17万字。首章为引论，对《钱注杜诗》产生的时代政治背景及学术思潮进行了探讨。第二章阐述《钱注杜诗》的产生过程及钱谦益对此书的著述态度，从注杜动机与注杜目的两方面进行论述。第三章论述《钱注杜诗》中的诗史互证方法，此为全书的重点。第四章探讨了《钱注杜诗》对诗歌诠释学的贡献。最后一章阐述了《钱注杜诗》的文献价值。 从内容上来看，郝著五个章节紧密相连，层层推进，对《钱注杜诗》从理论上予以了阐述，对钱氏之诗史互证方法进行了剖析，从而指出该书价值的所在。便于从中学习、借鉴。这种尝试无论是在选题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是较为成功的，值得称道。 著者曾从著名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攻读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撰写并出版过《李翱集》(校点)、《李益诗歌集评》等书，皆得好评。良好的专业素养使得著者在从事这一课题时能得心应手，娴熟自如，诚如周勋初先生在序中所言，“选择《钱注杜诗》为研究对象，既显示出她出身於文献学专业的个人特点，又可看出她向理论方面寻求发展的趋势”。这种严谨扎实的文献理论功底贯通于全书之中，增加了学术性。譬如第三章中，著者探寻钱氏注杜所用之诗史互证方法，先从《钱注杜诗》的内容与特质入手，指出钱氏在具体注解中多用考据的方法。重视材料、重视实据，以材料分析为主，注重对杜诗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的考证研究。在将钱注杜诗这些基本情况弄清楚后，进而归纳出诗史互证方法的三种内涵。对每一种方法的分析均是建立在原始材料之上，同时引证唐代史料予以辅证，阐幽发微均言必有据，很有说服力。钱谦益注杜诗以经学的考证方法作为基础，为了验证钱氏之考据是否符合史事，著者又遍查史书予以复核，对一些模糊不清之处重新考证，以旁证相参附，加以推断，得出结论。至於对钱氏诗史互证法中所使用的史学的实证方法的论述，更见著者的专业水平。著者在论证中，或考或论，或考论结合，从多方面来论证钱氏的诗史互证方法，具有理论深度。再如第五章，专门探讨《钱注杜诗》的文献价值。据著者统计，《钱注杜诗》共引用文献769种，经史子集皆有涉列。著者对《钱注杜诗》的文献来源，所征引资料的功用，钱氏运用文献的特点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从侧面论证钱氏诗史互证方法的学术价值。此外，著者还对《钱注杜诗》中所引用的13种来人注本进行了考述，对被钱氏曾引用但已佚之唐代柳芳所著《唐历》进行了考证。 本书第三个显著特色，即大胆创新，敢发新见。这突出地表现在第四章中。陈寅恪先生在治学中所用之诗史互证方法是众所周知的，著者在书中首次将陈氏的这种方法追溯到钱谦益。著者认为陈氏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方法的特质还是体例都继承了钱谦益的传统，而且有所超越和突破，更具有科学性。著者以陈氏两部名著《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为例进行了论证。认为陈氏准确并大量占有材料的学风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使其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科学性，这正是超越于钱氏之处。陈氏的研究使传统的诗史互证方法增加了新的学术意义，并由此影响到21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走向。著者进而认为，由钱氏所创之诗史互证方法还具有当代学术意义，并以周汝昌、邓广铭、卞孝萱等人的学术著作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这些都是诗史互证方法的继续和发展。至于钱氏这种治学方法在清代的影响，著者认为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钱谦益对杜诗中职官、地理的考证，其目的是为现实服务。他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为现实所用的知识，这种学风无疑影响了清朝一代学术风气，进而指出清朝职官制度及地理沿革之学盛极一时，其渊源与《钱注杜诗》有一定关系。这样，钱氏注杜就体现了时代学术精神，具有先导意义，这种论述也是很有见地的。此外，著者对古典诗歌诠释方法历史发展的阐述，对《钱注杜诗》缺点的概括，对历代《钱注杜诗》评价的分析，都不无新见。 但是，也并不是说这部著作就没有局限或不足。对《钱注杜诗》艺术规律的理论分析似稍嫌薄弱。此外，著者对《钱注杜诗》一书学术价值的评价也似乎有溢美的倾向。这些意见谨供著者参考。 作者通讯地址：王永波，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282信箱 610041。 原载：《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