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程中原等由《前奏》、《决战》和《新路》三本书构成的“历史转折三部曲”，不禁想起朱熹说的，“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毛泽东早年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自己喜欢“事态百变”的历史，诸如楚汉相争，三国相争等等。朱熹、毛泽东所说，涉及到一个读史规律，即那些揭示历史变局过程的史书，总是别有一番诱人阅读的魅力。因为百变的事态，让许多生动的人物的登场或谢幕，这中间自然充满曲折和情节张力，在变局中孕育着历史的走向和命运，叙述得好还可以揭示启发后人的一些大规律。这样的史书，既可能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也可能同时成为通俗的大众读物。说到底，诱人阅读的魅力，来自历史变局本身的魅力。 “历史转折三部曲”，比较完整地叙述了1975年至1982年这八年中国变局的历史过程。这八年对中国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人们说，20世纪中国，有三场历史巨变改变了中国，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是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转折三部曲”叙述的，就是第三场历史变局。但是，写历史变局的书，并不必然拥有诱人阅读的魅力，关键看是怎样去挖掘和展示的。 那么，“历史转折三部曲”是怎样去挖掘和展示以1978年为标志的这场历史巨变的魅力的呢？我觉得有两点比较突出。 第一，写透历史巨变的曲折过程。 任何一场历史巨变，都会有其发生在特定年份的标志性事件，人们常常把它称为历史转折。这就是1911、1949、1978三个年份在20世纪中国三场历史巨变中的特殊意义。但是，营造历史巨变魅力的复杂过程和深刻逻辑，却不可能是标志性事件所能包容的。因为“转折”并不能包含和代替“巨变”。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切割历史。渐进的量变，积累着巨变的历史魅力；质变的飞跃，释放着巨变的历史魅力。释放的短暂惊骇代替不了积累的复杂味道。为此，我赞成“三部曲”写20世纪中国的第三场巨变，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心点，往前拉到1975年，往后延到1982年，从而以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来处理1年和8年的关系。就像主要作者程中原接受采访时说的，“三部曲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放到1975年到1982年这段历史中去考察，较之学界常见的单纯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更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感，便于从宏观上透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转折的来龙去脉和划时代意义”。所谓厚重感和纵深感，其实就是更有味道也更曲折的历史过程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历史转折三部曲”把8年时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以揭示这场历史巨变的全过程的时候，还贯穿一个从转折到新路的历史主题，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具体逻辑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转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朱熹说的读史当观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为了揭示这场历史巨变的魅力，“历史转折三部曲”从历史的纵深中挖掘和展示了8年间的几个历史制高点，以及由这些历史制高点连结成的曲折起伏的巨变过程。 “前奏”事实上是由两个制高点构成的。一个是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一个是这年夏天的整顿高潮。整顿的中断是这一过程的低端落点。这一过程揭示的主题是“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之所以把整顿称之为历史转变的前奏，是因为这场历史转变必然要从反思和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而整顿的一些措施为后来的改革探索了一些经验，特别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准备了社会基础。 “决战”也是由两个历史高点构成。一个是四五运动，一个是粉碎“四人帮”，中间是历史的曲线。这一过程的主题，是在毛泽东之后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为后来的转变创造了前提。 “新路”事实上写了两个历史过程。第一个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其历史高点也是历史结点自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过程的主题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被称为整场历史巨变的转折点，也是整场历史巨变过程的一个最高点。有了这个转折，就为历史的转变打开了新路。第二个过程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个过程的历史高点也是结点，自然是十二大。其主题是怎样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子。十二大之所以成为这场历时8年历史巨变的结点，是因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作为新时期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提了出来，并且在实践中有不少具体探索，成为了社会的共识。特别是在十二大上，又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总任务，邓小平还把未来的目标确定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可以说是最终完成了20世纪中国第三场历史的大转变。 从这个简单的梳理中，不难体会到，所谓历史巨变，是怎样由历史的高点连接起来的，是怎样在曲折起伏中逐步展示它的魅力的。而且，“三部曲”还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从这个历史高点到另一个历史点的进程中诸多横断面的历史内容。要说不足，我觉得，还可以把目前的“新路”分成“转折”和“新路”，“转折”讲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三中全会，“新路”讲三中全会以后的事。这样，“前奏”、“决战”、“转折”、“新路”四部曲，会更清晰地反映1975年到1982年的历史变局。 第二，分析历史巨变的冲突张力。 和20世纪前两次历史巨变均属于体制外的革命不同，1975年至1982年的8年，大体应该说是体制内的“革命”。之所以是“革命”，是指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整个社会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上，无疑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实现了历史性的大飞跃；之所以说是“体制内”的革命，是因为这场历史局变，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特别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妥善处理了新中国成立后28年的历史问题，包括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巨变，不像体制外的革命那样可以推倒重来，而总是把冲突和张力控制在相应的范围里边，由此使巨变过程越发显得曲折和微妙，正确的、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与错误的、陷入迷误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在交错、比较、选择、冲突及走向等问题上，更加复杂微妙，更加深文周纳，更需要细致的历史披捡和分析。这一点，可以从书中专门回答的四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中可以看出。 一是1975年的整顿为什么会中断？作者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分歧入手，提出，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这就是1975年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 二是怎样看四五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关系？作者明确表示，从组织上讲，当时的中共中央不仅没有领导这场抗议运动，反而错误地压制、镇压了这场抗议运动。但在政治上、思想上，这场抗议运动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这样讲呢？作者的分析我觉得有道理，比如，党的长期教育的作用，不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感召，符合党一贯倡导的但在“文革”中没有被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愿望，特别是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的影响等等，都说明四五运动不能说是脱离了党的领导。当然，更具体地说，四五运动主要是反映了党的领导中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结合。 三是粉碎“四人帮”是不是合法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强调了两点，一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首先提出来的，二是代表了政治局的意志。为此，作者评论说：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找叶剑英谋划以后，叶才积极参与。因为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由他首先提出、主持解决“四人帮”的话，会造成“军事政变”这样一种影响。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中央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这样的叙述和分析，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的。 四是怎样看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实现历史转折这两年的历史？作者引述和坚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讲的“在徘徊中前进”和邓小平讲的“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这两个说法意思一致，总的是在往前走，但不是直线前进，因此没有实现历史转折，但又是转折的必要准备。现在有的文章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两年间在徘徊中前进”简化成“两年徘徊”，或者不愿意讲“徘徊”只讲“前进”，不能说是客观的。书中引述和坚持“历史决议”和邓小平的看法，显然是具有客观的针对性的。 把这四个问题说清楚，就可以比较好地把握住这场历史巨变是“体制内革命”的要义，揭示这场历史巨变和前两次历史巨变的不同之处及其复杂性，进而揭示这场历史巨变所蕴含的特殊规律。历史变局的魅力在哪里，正是在这些只有属于那段历史变局的富有个性的灵魂当中。 最后要说一下的是，“历史转折三部曲”属于历史通俗读物，描述了不少历史巨变过程中的生动情节。这是一群作者近二十年积累和研究的结果，并且在此前发表了一批与这场历史巨变相关的研究著述。没有这样的过程，不可能写出“三部曲”。给人的启发是，学有专长的人来写通俗读物，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03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