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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古都，文物古迹丰富，再加上自元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更成为各个朝代人文荟萃之地。无数的文人雅士在这里创造并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开展，旧城改造的步伐逐渐加大，因各种原因一些单位或私人在搬迁的过程中将一些有价值的档案、书信、字画，甚至文物古玩都被误当做废品送进了物资回收战。这时一些有点文化的“垃圾王”就开始将其中有价值的图书、信札、字画有意识地收集起来，然后再拿到北京朝阳潘家园旧货市场出售，无意之中拯救了许许多多的珍贵文物档案，使它们避免了被化成纸浆的命运，久而久之潘家园旧货市场也形成了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文物、旧货交易中心。期间，不断传出有人从中淘出“宝”来,如见诸新闻的就有收藏爱好者用极低的价格淘到乾隆御批《十三经》，也有人从旧书中发现周恩来总理的手迹，至于名家信札，据我亲身经历就有陈梦家数百封名家往来信函在此现身。我在绘画之余耽于艺术家信札的收藏，因为这亦是研究美术史的重要资料，同时被潘家园里发生的或传说或真实的故事所吸引，逐渐也成为了这群淘宝者中的一员，所以说我的名家信札的收藏生涯是从潘家园开始的。在这里我结识了一批收购经营旧物的朋友，并建立了长期的联系。记得2004年春，我正在家里画画，接到一位经营旧物的朋友兼山东老乡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刚刚发现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间的全部抄家档案资料。出于对王世襄先生学识的敬仰，我毫不犹豫地将这批资料全部留了下来。当时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刚刚以高值拍卖了王世襄先生的旧藏文物古玩，我对照嘉德拍卖图录仔细查看这批“文革”抄家资料，发现嘉德所拍卖的文玩全部经历过被抄之苦，而且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王世襄旧藏硬木家具也均在抄家名录中出现。随后我准备就此写些东西，曾拿信札给恩师史树青先生看。史先生和王世襄相识于少年，一生交好。“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都难逃厄运。”史先生慨叹道，然后看着这一堆资料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史树青先生在“文革”中也屡遭迫害，显然他不太愿意重提那段往事。随后，又去拜访黄苗子先生，黄苗子曾租住王世襄的芳嘉园，两人比邻而居二十余年，也是当年“抄家”的见证人。黄苗子先生告诉我，最好不要去打扰王世襄先生，他的夫人袁荃猷刚刚去世，家藏也拍卖了，可谓人去屋空，黄老担心王世襄先生看到这批“文革”资料伤心。我遵从黄苗子先生的嘱托，没有因此事再去叨扰王世襄先生，即使2005年我曾经拜访王老，也绝口未提此事。这批资料就这样闲置下来，一扔就是几年，因家中书籍资料越积越多，有一段时间甚至已记不清把它放在何处了。2009年整理图书，无意中在书柜的一角发现了这一批已布满灰尘的资料，在重新翻阅这些资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何不把这批资料整理出版？记得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曾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收藏题词： 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既然社会上和学术界共同的认知——王世襄先生是当代的文博大家，那么套用一句当今的流行语——王世襄是怎样炼成的呢？我就把这批资料全部原貌整理呈现出来，大家在“观其所藏”时，自然也能“知其所养”了，我认为这也会对王世襄的学术思想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于是说干就干，我很快就列出了提纲，并借用黄苗子先生为嘉德拍卖王世襄旧藏所写的序文《烟云小记》的“烟云”二字，又因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的居所雅号为俪松居，于是书名就这样定下来了：《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烟云俪松居》，并请书法家王家新先生题写了书名。随后着手搜集王世襄的有关传记资料，拜访文博界相关人士。但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文革”抄家时混乱，再加上抄家者文化水平不高，抄家清单上可谓错讹百出，比如家具类器物的描述，因缺乏专业知识，皆以床、椅子等笼统名称书写，实在令人费解。于是又动了去拜访王世襄先生的念头，谁知已九十五岁高龄的王世襄这时已住进了协和医院，据说身体状况堪忧。2009年11月29日，《京华时报》的好友卜昌伟兄打来电话，告诉我王世襄先生已于前一天魂归道山了。在默默怀念这位世纪老人的同时，我加紧了写作的步伐，但创作的过程中也着实为本书的体例煞费脑筋。如何表述这段历史，是写成传记还是只表述1966年到1986年王世襄从抄家到追回文物的经过，因种种现实情况，最后还是定下了书的前半部分叙述王世襄先生的个人成长及学识、文物积累的过程，后半部分则将这批资料原件印出。我出生在“文革”的后期，对“文化大革命”几乎没有任何印象，也从未做过深入的研究，为了尊重和还原历史，所以对这些资料就不再做任何评述了。寄希望于王世襄先生的研究者能从中发现有用的材料，对于普通的读者则可以从传记中了解一位文博泰斗的成长历程，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也就不枉我的一番劳作之苦了。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