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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做教授并不好受。前几天读《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其中就有赵教授应邀访问哈佛，因招待不周，结果发生了与哈佛的“汉学看家狗”杨联升教授在电话里对骂起来的事件。想想杨联升教授所处的时代，大陆学者能够赴美交流的还是屈指可数，但如今往来人员不知多少，而去哈佛的更是不计其数。最主要的是那些能够去哈佛访学的各色人等，大都自信自负，稍有招待不周，虽不至于像赵教授与杨教授电话对骂，但不痛快的烦心事想必也不会少。由此想来，王德威处于哈佛教授这样一个位置，感觉未必都是痛快的。但不痛快又如何呢？哈佛聘你，又不是让你来做接待的，而是让你来教书做研究。但置身哈佛这样的位置，又岂能关起门来一心向学？这不，连大陆的郁达夫文学奖也匪夷所思地要拉上王教授做评委。所以，David真是够忙的。每每读到他的新作，在替他高兴的同时，不知不觉的眼前总会浮现出波士顿风雪之中匆匆而过的David身影。David就是王德威教授，哈佛东亚系的朋友都这么称呼他。日前北京三联寄来他的新作《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厚厚的一本，让我感叹他的不容易。这部书稿是根据他2006年秋天在北大的演讲整理的，花费了作者的很多心血，最好见证之一，便是书中页下一个个详尽的注释，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找书详细核对的。注释虽小，但不乏最新的学术信息量。譬如英语世界中对周作人的研究，王德威在注释中就有介绍。再譬如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海外权威研究论著，他在注释中也有详尽的罗列。注释工作虽不及发宏论来得痛快，但却是学术严谨风格中不可缺少的一环，David自是不敢怠慢，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 读David的这部讲稿，你不能不感叹他读书的勤奋，我想中国大陆与他同辈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很少在阅读量上有这么丰富的。他不仅作家作品读得多，而且西方的理论著作也较多涉猎。这样的研究特色，或许是他在美国受教育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量的作家作品阅读训练，另一方面又是各种理论著作的反复操练，两者相加，成就了他的治学特点。前几年我的朋友郜元宝教授撰文批评王教授的《当代小说二十二家》，认为解释的空间过于豪华、庞大，其实，这正是David 在美式教育下形成的学术惯性。这样的治学特色优劣兼有。优势是不偏狭于一隅，能够放言一搏，廓清很多枝枝节节的东西。劣势是对象若过于细小，研究的精确度有可能不够。不过，对于“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题，以我所见，是适合David发挥其长处的。他为什么谈“抒情传统”？我想这不仅是一个研治中国文学的文学教授对中国文学的特殊敏感，也是他身处海外，彰显其学术主体立场的生动表现。好像在演讲提问时，有学者提出将中国文学归结为抒情类型与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两两相对，是不是过于简单了？我觉得不是简单，而是简约。如果面对中国文学之外的另一文学共同体，你如何简明扼要地来表达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认同？假如局限于中国文学母体内部，这样的问题或许根本就不会产生，但置身于英语世界，尤其是对那些初涉中国文学的美国学生，这样的问题是再自然不过了。所以，David 选择这样的题目在北大开讲，真的是一表心声，他是有感而发，不是随意卖弄学问。再推而广之，这样的问题，自半个多世纪前，陈世骧教授开其先声，此后，像高友工、刘若愚等教授绵延不尽，致力于开拓“抒情传统”的理论空间。对照大陆学者的研究，“抒情传统”问题，几近成为海外学者的研究专利。这大概就是学术研究的思想情怀与情景对话，它不是抽象的理论移植，而是生命场景的研究显现。以这样的视角来展开“抒情传统”的文学史视野，David又加入了“现代性”问题的考察。说老实话，在今天的西方学术世界，一提“现代性”，便有滥词之感，什么叫“现代性”呢？中国学术界1990年代以来，对“现代性”的研究也到了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迷糊境地，一些研究只是粗粗地罗列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论述，然后便是信笔走马，随意发挥。你也搞不清“现代性”到底是指什么。但对于王德威教授的“现代性”，是很好地与“抒情传统”的问题对接的。因为自有文学研究中“抒情传统”问题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文学遭遇到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现代性”的挑战。反过来讲，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因为有“抒情传统”的特殊因子的作用，在“现代性”呈现上，又多了几份丰富的表情。譬如像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底色的现代抒情，像瞿秋白那种奔赴“饿乡”的赤色现代情怀，还有像胡兰成沉湎于“大楚国”的礼乐“现代性”以及陈映真、李渝、施明正等孤岛“现代性”。这些都是人们在阅读作品时可以直接体会到的，在理解上不会有太多的歧义。所以，让不少人感觉到有点神秘的美式理论武器———“现代性”，在王德威教授的疏解之下，反倒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质朴感。这也正是我阅读该书最愉快的体验。 现代学术的特点之一，就是门户开放。学术交流，免不了会有不同意见的交锋。在这方面，《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很好地保留了讲课提问的现场效果。像刘东对于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归类的质疑，像陈平原对于“汉学心态”与学术交流的解释，像许子东对于文学史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高论，还有像吴晓东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诘难等等，都体现了这部讲稿是处在学术交流的流程之中。而David的对答更见风采。他不是应付敷衍，以言辞搪塞对手，而是有所针对地坦诚自己的观点。譬如对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评价，他用“里程碑式的著作”来回应所谓“冷战思维”的产物的诘难。王德威眼中的学术“里程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过去时，另一方面是现在时。作为冷战时期的论著，夏的作品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它的影响至今犹存。像这样毫不含糊的坦诚作答，远比那些讨伐式的或献媚式的声音，更接近学术。所以，说来说去，David还是不失学者的天真本色。记得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关于David的轶事。David将一位华文作家的作品推荐到哥大出版社出版，但时隔不久，不知道这位作家从哪里听说David赚了一大笔钱。这真是天晓得。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华文作家作品在英文世界中出版本来就是一件难事，至于赚一大笔钱更是近于天方夜谭。但David好像还是乐意做很多事，这是他做人做事认真的天性，但也实在是难为了他。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