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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事业的繁荣,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它既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召唤,人文传统的滋养,天才作家的诞生,开放氛围的激励,也离不开批评家与研究者的传播与绍介,发掘与守护。湖湘热土,历来人文荟萃,文脉源远流长。但“文学湘军”的崛起与发展不仅是湖南作家的辛勤创作,不辍努力的结果,也是一批批长期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者不断总结湖南文学创作经验与创作规律,积极发掘与守护,传播与推介的结果。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胡良桂研究员组织撰写的《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就是湖南文学研究界在新的世纪为湖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所做出的新的贡献之一。 一 该丛书第一辑由《彭燕郊评传》(刘长华著)、《孙健忠评传》(吴正锋,毛炳汉著)、《谭谈评传》(朱平珍,余三定著)、《残雪评传》(卓今著)等四部著作组成。该丛书首先给人的深刻印象就在于主编整体策划与编排的严谨、新颖与科学。在当代湖南,出现了诸多成绩斐然、好评如潮的作家,最终形成了文学湘军的鹊起。如何从众多的作家中选出代表,去反映当代湖南文学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与历史贡献,不仅要考虑作家创作的业绩,也要考虑到整个湖南当代文学的精神脉象与价值流变的走向;不仅要考虑到作家身份、年龄、民族等自然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到文学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性,还要考虑到其在湖南当代文坛上的影响,其与世界文学的交流。而这些矛盾的焦点就在于传主的选择。丛书主编胡良桂基于上述种种因素的考虑,本着“入选者主要是新时期以来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并在湘工作的作家,而且其作品在国内甚至国际有一定的知名度,有值得研究的价值”[1]为标准,最终确定了彭燕郊,孙健忠,谭谈,残雪四位传主。 诗歌是艺术之冠上最为闪耀的明珠。与小说相比,当代湖湘诗坛相较逊色,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屈指可数。若就籍贯而言,出生于桃源的昌耀应当是湖南诗人中的佼佼者。但其诗歌却是以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在探寻一种具有悲剧精神与神秘色彩的“西部精神”[2],湖湘在他的世界中只是除出生地这一空洞的能指而已。但丛书却打破了籍贯之囿,选择了杰出诗人彭燕郊。彭燕郊虽出身于福建莆田,但却在湘工作生活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创作、生活以及精神与心灵已经与湖湘文化融为了一体。同时,他不仅是“七月派”的老诗人,同时也是“复出诗人”中代表作家,其创作贯穿现代、当代两个时期。在入选的作家中,他不仅续接了现代,而且呈现出由现代向当代转变的鲜明轨迹,是当下湖南作家中不可或缺的极具历史见证的前辈诗人。与彭燕郊相比,孙健忠、谭谈则是伴随着共和国成长起来的新辈作家。他们将文学之根深植于湖湘热土之中,故乡山水人情与时代变迁,外在生活之流与内在精神脉象,成了他们用心捕捉与表现的内容。孙健忠醉心于古老湘西土家族人的现实与历史的开掘,用《五台山传奇》、《甜甜的刺莓》、《醉乡》、《云里,雾里》、《舍巴日》、《死街》等作品,在以宽厚温情的笔墨描绘土家族人性与人情之美,自然民俗之美的同时,也用深刻的理性精神烛照出民族劣根性的顽愚、封闭与历史惰性。可以说,孙健忠以自己的执着与才情,续接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让其重新成为文学界与国人所关注的一个神秘而富有生机的地方,文学湘西也再次绽放异彩。谭谈有着极为丰富的生活阅历,做学徒、当兵、下矿、办报,但对于文学的执着与生活的挚爱,让这个乡里娃一步步地登上了文坛,直至成为一个产生全国影响的著名作家。在《山路弯弯》、《风雨山中路》、《山野情》、《美仙湾》、《桥》等一系列作品中,不仅“粗犷的乡俗情味,思考着我们民族绵延不衰的精神支点”[3],而且以坚定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文学的人民性原则写出普通劳动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写出他们顽强的生活与斗争。湖南文学不仅是湖南与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架起湖南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之桥的,则首推残雪。与孙健忠、谭谈不同,无论是最初的《污水上的肥皂泡》、《黄泥街》,还是继起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突围表演》、《暗夜》、《最后的情人》等,残雪所走的是一条迥异于现实主义的现代派小说的路子。从“审丑”主旨的设定到叙事的瓦解,从对潜意识的直面到梦魇形式的痴迷,从触摸非理性敏感的神经,到拷问生命的本真与存在的意义,她的小说以其独特的精神质询与兀异的气象不仅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中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而且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可以说,以这四位作家作为传主不仅体现了湖南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再现了湖南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轨迹,而且注重了作家之间的代际构成,不仅考虑了文学流派、风格、样式的多样性,而且顾及了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及审美的流变的整体性。 二 评传不是一般的传记性作品的写作,而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性的研究与探索。既然是“传”,自当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但又要评,自是“平理若衡,照辞如镜”[4]。《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显然在这方面是自觉与自律的。因为是为当代作家写传,在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上较为便利,但也需要评传写作者本着求实的精神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为了保证评传的质量,四部评传的作者都与传主建立了直接的交往与联系,有的甚至是多年的朋友。余三定作为湖南知名的文艺评论家就与谭谈有着较长时间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刘长华在大学就读时就与彭燕郊结为忘年之交,吴正锋与孙健忠有着天生的乡谊,卓今对残雪创作有着少有的痴迷,甚至长时间关注着残雪博客的内容。这一切为评传的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建立了难得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之便,直接保证了研究的准确、客观与科学。为了真正体现评传的学术水准,写作者们细致全面地搜集了四位作者现有的创作,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更为难得的是《谭谈评传》、《孙健忠评传》的作者在评传附录中提供了两份翔实具体的创作年表:谭谈创作年表[5],孙健忠生平创作年表[6]。这不仅对于后来研究者对作家创作研究进行具体与全面的把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见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科学与严谨。 为了深入把握四位当代作家的创作,评传的写作者们不仅对各自传主的创作有着长达3年时间的细致揣摩与深入研读,而且还搜集梳理了与他们有关的批评与研究资料。在借鉴与比照中,为评传之“评”的科学性与深刻性奠定了相应的基础。在具体的评价中,四位评传写作者开阔的视野,资料的扎实,感觉的敏锐,论述的严谨而不饰,行文的流畅而达意都可见出他们所具有的良好的学术素养与研究才能。在具体的评价与分析中,他们都是将传主的文学创作置于时代文学思潮的流变中去进行审视。吴正锋将孙健忠的创作放在“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化”的思潮中把握,但又不机械照搬。在“伤痕”与“反思”中辟出“‘文革’到新时期‘过渡性’小说”,在研究中体现出作者对孙健忠创作深入而独到的看法。残雪创作在中国显然是独出卓异之作,作者并未仅仅从湖南楚巫文化进行观照,而是从世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中进行观照。刘长华在长期阅读体验的基础上,对彭燕郊的诗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彭燕郊认定西方现代诗是中国新诗建构的一种重要参照坐标,就充分借鉴它的技法,并将其与中国本土的意象、作者个性化的体验三位一体地结合,浑圆地熔铸成较为稳定的风格。”[7]可以说,这种认识的确是把握了彭燕郊诗歌创作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在推进对彭燕郊诗歌的理解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在追求评传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这一价值目标的同时,各个作者在研究中又都表现出各自的学术个性。朱平珍、余三定注重传主创作的主流价值的发掘,吴正锋注重传主创作在人性与文化上的探索,卓今则偏向一种审美性的赏析阐发,而刘长华则注重一种“同情”性的感悟与体验。 三 作为文学家评传,自然是围绕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人生历程来具体展开,但其学术属性的规定是极容易让其走向抽象的思辨与枯燥的论述,但这四部评传不仅以传带评,评传结合,而且始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让评传在具有严谨的学术性的同时,内蕴了传记文学的具体与质感。 对于文学评传来说,其立传的根基自然在于传主斐然的创作成绩,而这就需要传记作者应当以他们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来展开评传的写作。而要做到这点,首要之点如鲁迅先生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就为确凿”[8]。生活是文学的惟一源头,要理解作家的创作,唯有将其置于真实的生活中去认知与审视,才能见到其可爱与可贵。具体来看,各位传记的作者都是从传主的具体生活经历、生命体验与时代与社会的“反应参照”中来进行审视与把握,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既定的出现,而割裂生活与文学的有机联系,将其推向玄妙的空洞。如《谭谈评传》在谈及《山道弯弯》时,并没有将其视为天才的创造,而是将矿工生活中所搜集的素材仔细地陈列,让读者信服地认识到,“《山道弯弯》的成功,是生活对投身艺术的有心人的丰厚的馈赠,是谭谈长期深入煤矿生活的丰硕结果,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9]。残雪经历相对简单,正如作者所说“残雪的经历既简单又复杂,所谓简单,是‘简历’一栏几乎几笔就可写完。所谓复杂是她的内心复杂,她的成长史是一部心灵内部的发展史”。但由外在生活事件的把握转向对人物精神轨迹的刻画,可能让传记走向玄虚的泥淖,但作者卓今却时时在生活之中去把握残雪的心灵的微澜,或具体的事件、或阅读的触动、或记忆的影子,让人们在生活中见到一个真实的女孩、母亲、妻子与作家的残雪。在叙述其前期代表作品《黄泥街》的创作时,作者就详细地记叙了该作品的创作时间之长,易稿之难,朋友的热情,发表的坎坷等等,让人们切实地认识到作为现代派的小说的出世并非玄妙,而是生活种种作用,是各种因缘和合而成。彭燕郊生活经历相对复杂,但传记作者在整体把握人物生平的基础上,用“‘七月’放歌”、“艰难跋涉”、“放逐归来”三个章节重点把握彭先生诗歌创作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时期,并在其中贯注“所有的严肃思考与艺术探索都是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上,虹影幻彩与朝天冥想是难以成就真正的艺术兼爱的,艺术创作就是从现实生活的大炉中‘火中取栗’”的理念。让我们在历史沧桑、时代风雨中真正见到彭燕郊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的诗歌与生命的真实[10]。与上述三部评传相比,《孙健忠评传》更注重对作品的深入把握与理性分析,但作者并未脱离生活而将其一味地将传主的创作纳入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去进行观照而走向理性的偏至,而是将其放在时代进程中去表现其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如“激情燃烧的岁月”、“极‘左’思潮主导下的创作”、“‘文革’后期土家生活写真”、“变革中的土家风情”等章节就是将时代生活的内在影响转换为对作品内在生活的再现,颇显示出作者区别一般传记在处理生活———文学关系上的独到把握。 正是四位传主各自生活的不同,再加上四位作者不同的气质个性、生活阅历、生命体验与知识构成的不同,四部评传在整体上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简单来说,《谭谈评传》朴素自然,《残雪评传》灵动飘逸,《彭燕郊评传》激情洋溢,《孙健忠评传》谨严自如,这让读者在进行整体阅读之时,都能体验到史的真切与思的严谨,又有着别开生面之感,而且文风与传主也构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前言[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 [2]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97-300. [3]胡良桂.楚文学的现代回声[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 155-160. [4]刘勰.文心雕龙·知音[M]. [5][9]朱平珍,余三定.谭谈评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 321-324. 69. [6]吴正锋,毛炳汉.孙健忠评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 261-271. [7][10]刘长华.彭燕郊评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 267, 120. [8]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30.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