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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哲学纲要》，用李泽厚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告别人生、谢幕学术、留作纪念是实”的著作，但又说书中的“《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存在论纲要》均系旧货，并无新作”，温故而知新，或许是作者、市场、读者之共望。李泽厚先生近年对谈录、采访类文章书籍迭出，早几年的《浮生论学》，《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到《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等等，多以言谈对话的语体论及观点、看法、心得，臧否人物，论及古今，仿佛一位智慧老人在谢幕学术之前要为读者刨白心灵，直述真谛，文字读来，颇有耐人寻味之处，如论及自己写作与当下较为呆板的学术规范要求之间的日渐疏离时总是流溢出有趣的自负与自谦，在《答问录》中说“自己年老力衰，繁征博引，写严格的学术文章是做不动了，只能做这种聊天式的对话。这是非常遗憾，也非常抱歉的。”在《谈话录》中又以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为例佐证资料使用多寡与学术成就关联不大。在《哲学纲要》这一情结表达更为坚凿：“由于各种主客观限制，我的文章大多匆忙写成，未及锤炼，是以论证疏略，语言平浅，资料不多，概况稍快。著作如此本书亦然。但钩元提要，别见洞天，旨意深淳，自成一统，亦不遑多让。” 用症候式的解读，如果说这一学术谢幕中让后学得到最有益浅白的告诫，莫过于一个学者如何使所致的学术命题的论证材料与意旨醇厚统一起来。 事实上李泽厚先生的学术能力、影响、地位毋庸置疑，2010年，入选《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被编者称誉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得一个奇观”，名字被收入到美学、马克思主义以及身体理论类别下。如果说美学是李泽厚的初啼的话，后期李泽厚更多思考和重复阐释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哲学纲要》一书汇集了这些思想的精髓，内容分别摘自《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美学三书》等，《伦理学纲要》讨论了“内在自然人化说”、“两种道德论”、“情本体”等命题，在道德和伦理的内外二分中，李泽厚认为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相对的伦理，历史地积淀出了某种共同性原则，特别是积淀出人类这一文化心理的结构形式，即‘自由意志’，它是‘内在自然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伦理能力的积淀的与李泽厚在美学理论中独创的“原始积淀”论述基本一致，需要内在的中介来论证、来证明，由文化积淀而成为特定的心理结构，对于个体存在来讲是一种假设，李泽厚先生坚信未来的脑科学会证明这一点。由此产生的“经验变先验”成为伦理学中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发生学上的基础。 《认识论纲要》中主要论述“度”作为第一范畴的本体性，是主体与客体的中介，人与自然的中介。如果说西方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符号构成了人与世界的联系，甚至符号构建了人本身（卡西尔）与主体（拉康），那么李泽厚在这里提出“度”本体的意旨就不言而喻了，“无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我都希望从语言中走出来，回到历史积淀的人的心理”。我想，如果我们并不简单地把“人的心理”作为未来学术展开的场域的话，“走出语言”何尝不是新世纪学术的另一个开端呢。 《存在论纲要》中讨论了“人活着”以及人如何通过宗教与美学而“存活”，如作者述“为本无形而上学存在论传统的中国‘哲学’顺理成章地开出一条普世性的后哲学之路”。以人活着为起点，通过实践形成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双本体，进而文化-心理结构得以形成，这一以实践论建构起的本体存在较为玄妙，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实践哲学依然是主体哲学的一个变种……在行为者和可以感知、可以掌控的对象世界的关系之中，只能出现一种认知———工具合理性”。 让读者吃惊的是，李泽厚在论及社会性道德中个人伦理的思想生产时，敏锐而又大胆地预测：“我估计政治哲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成为中国的重要显学。所有这些问题将被仔细梳理、研究，远非作者这种门外人所应置喙。”政治哲学讨论的平等、正义、自由等命题难道会是时代新的思想变奏曲？联想到八十年代李泽厚蓬勃一发，美学、思想史、哲学各竖一帜，激发出文化热、美学热，成为青年之思想导师，将其还原在时代的脉络中，何尝不是一种政治的隐喻性解放呢。今天政治变革已经充分具体化和体制化，处于感性阶段的美学想象不正是需要政治哲学的确定性反思来代替吗？时代与思想错位的吊诡使得思想家的谢幕更耐人寻味。 谢幕还是开端，李泽厚先生的学术和人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