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搞创作已经初露端倪的朱向前突然转向搞文学批评。如今，他对新时期以来三十年军旅文学的发展与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黄金时代”的军旅文学，老树开花新枝吐芽，大作频仍思潮迭涌。彼时的朱向前正置身于军旅文学的最前沿，他不但感同身受着那些让他激动无比的作品所描绘的军旅生活，以及作家们所发出的各种深刻的思想与声音，还以他的敏锐与犀利、睿智与才气，发现与洞见其所蕴含的思想与意义及其在文坛的独特价值，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阐释。 《“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是朱向前的文学评论精选集。阅读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文字，到处都是由流畅与激情漫漶出来的感染力。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个性与军旅文学自身所蕴含的诸如崇高、英雄、主流意识形态等成分，更重要的是与那个新中国建立以来文学的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塑形有关。 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思想道德与文学批评的伦理已经融入批评家的血液中，进而成为他们批评的自觉，后来二十余年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与文学批评观念似乎都无力改变。近年来，许多那个年代的文学批评家与作家，甚至知识界，都在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记忆，还有一份在当下而言已经遥不可及的具有浓郁的道德与伦理意味的思想激情。 这种思想激情当然不能取代批评自身，但却决定了批评在当下的商业化、欲望化、世俗化及娱乐化语境中泛滥的文学的有效性，并不时地在激活已被学院、媒体批评所异化了的僵化与商业化的批评自身，弥合着近年来文学批评与创作间日益扩大的缝隙与隔阂。 朱向前的文学批评对创作的“有效性”得益于他在军艺读书及教书时的经历，因为他能够与新时期以来出色的军旅作家们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他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涌入的西方各种文论、方法与思潮于“不顾”，而坚持采用似乎略嫌老套的“作家论”的方法进行批评，显然也与这种特殊经历有关。 他在详细地描述了军旅文学“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蔚然景观后，批评目光迅速地转向了青年军旅作家的创作。他从青年军旅作家的出身入手，进而分析出军人家庭和农民家庭出身，导致他们在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教养、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基本差异，以及个人际遇与情感世界的不同，而这些势必深刻久远地作用于他们的创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陈怀国、阎连科为代表的作家，在刘震云的《新兵连》后，发表了一批描写农家子弟从土地走向军营，再到离开军营，最终又回归土地的人生历程的作品。他们带着“农家情结”，站在农家子弟的立场，客观而真实地描摹了农家子弟兵的生存原态与心灵世界，既有逃离土地的失败与悲哀，也有逃离后的困惑与迷茫，并给以惋叹或歌赞。农民与乡土中国成为他们关注的症结所在，而且表现出了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更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并在这种双向逆反关系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展开他们的文学现实与想象。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农家军歌”论。朱向前发现并提出这样的话题后，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臧否上，而是从“主题学”的角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与阐释，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军旅文学本身，而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与价值。 他在这批青年军旅作家的作品里解读出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即“农民军人”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价值：当代军营作为一座青春之门，一个人生舞台，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军人的中介环节，它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作出“中和”反应，并尽情地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碰撞、相转化的复杂过程。于是，通过这样的角色，既可以从乡土中国和农民的视点来观照当代军人并加深其理解与把握，又可以从兵营和军人的视点来反观中国乡土的深层结构和当代农民的最新动向。 朱向前对莫言的批评，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的真诚。作为莫言军艺的同学和最早的热烈鼓吹者，朱向前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的莫言诸多小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超高速写作导致莫言的小说整体水准明显下降，在无米或少米之炊中损耗着才华；极端化的风格在成就了他的小说的同时，也颠覆了他的小说艺术。还有，莫言小说混乱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技术的层面，而更在于深层次的思想感情的矛盾，这无疑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的激进思潮和浮躁氛围紧密相关；而农民立场使他表现出情感上的三重偏执——亲传统而远现代、亲乡土而远都市、亲感性而远理性，更是影响莫言小说成为经典之作，以及影响莫言成为伟大作家的严重阻碍。 新世纪以来，朱向前在关注当代文坛与军旅创作的同时，潜心于中国军旅文学50年的研究及毛泽东诗词研究。前者填补了军旅文学史的空白，重现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雄伟壮丽的景观；后者则斜逸旁出，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宏阔的文化视野和自觉的文化意识建构起一种“文化整体观”的视角，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堪称独树一帜。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6月13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