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研究原为《剑桥中国史》之两卷本《隋唐史》第二卷中的一章。既然读者的兴趣主要是在唐朝的历史与制度方面,我的写作重点也集中在此两领域,并着重探讨唐代朝廷与佛教关系之兴衰隆替。 作为一个佛教学者,对唐代佛教的政治与教义两个方面,我当然希望能够以至少同等的分量来处理。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最主要是因此书仅为多卷本中一章的篇幅限制。考虑到佛教在唐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及其哲理与宗教传统之丰富多样,我越来越确信如果想要对唐代佛教的各个主要方面都进行涵盖探讨的话,其结果只会流为一种肤浅的介绍。 很明显必须要有所取舍。考虑到唐代的主要佛教流派,诸如禅宗、净土、天台、法相、华严、密宗等,均已有英文专著与研究论文(且还在不断增加),所以抛开我个人的偏好不谈,如果能够缩小研究的范围,将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唐代佛教教义的读者,他们尽可以去参考那些已有的资料。另外,目前无论在西方语言还是日语中,都还没有一部覆盖唐代三个世纪的包罗广泛的佛教史研究专著。 我当然不是在说有关唐代佛教史方面至今还没有任何著作。相反,诸如西方的谢和耐、陈观胜和杜希德,日本的道端良秀、山畸宏和日方本隆善,都已出版了有关唐代佛教经济与制度方面富于原创性的研究专著。我极大地受惠于这些学者们的早期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所缺少的——这也正是我此书想要补充的——是对于唐代佛教,尤其是终唐一代佛教与朝廷关系的编年考察。尽管在讨论唐代佛教之时,应该包括诸如佛教教义、经典、仪式、祭典乃至民众信仰等重要方面,但请读者们注意这些并非此书要强调的重点。 本书写作开始于1969年夏天,完成于1976年秋天。我本人当然希望在手稿完成之后,可以尽快出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被拖延了近八年的时间。对于唐代佛教学术界的发展动态不是很熟悉的读者,也许会担心此书的出版被搁置了这么长的时间,期间一定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此书的内容是否已经变得过时。事实并非如此。在此期间西方学术界仅有两本与此相关的专著出版。一本是富安敦的《公元苑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此书深入探讨了有关武后利用佛教来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的原始资料。另一本是欧阳瑞的《神秘文殊研究》,主要探讨了唐代的文殊信仰。在日本只有一本相关论著,即长部和雄的《唐宋密教史论考》,主要探讨了唐代的密教。 除上述诸书以外,还有四本中国学者的著作应被提到:范文澜的《唐代佛教》、郭朋的《隋唐佛教》、颜尚文的《隋唐佛教宗派研究》以及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应当指出的是,这四部中文出版物中,前两部对于佛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所以是有争议的;第三部主要是梳理了隋唐佛教各宗派的传承;第四部则是汤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猿园年代前期的演讲稿的汇集。 这些近期出版的中文著作,并不会让我要对八年前写下的手稿作根本的修改。当然,如果我当初能参考范文澜《唐代佛教》后所附的张遵骝编公元581—959年的详尽编年史料,那一定是会有所助益的。另外如1982年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第29册,此书是《大正藏》第51、52册中国佛教典籍的索引;以及1983年出版的三卷本《道教》,其中有84页的道士姓名与道教术语索引。如果当初能参考到这两本书,我的研究也将会变得更加便利,省去许多辛劳。 没有人比作者本人更清楚此书之不足了。从最理想的角度而言,写作唐代佛教史这样的任务,应该首先由一位广义上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佛教学者来完成。遗憾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很少有这样的人可以兼具这两方面的专长。由于我非专门研究历史,所以我应该提醒读者,我对唐代诸如诏书敕令、法律条令等官方文件的解读,有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当我在从事此项研究之时,对中国隋唐政治史有详细论述的《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尚未付印,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件遗憾之事。 不用说,我并不认为此研究是一最后的定论。由于没有系统的唐代佛教史论著,即使在宋、元也仅有粗具梗概的佛教编年体著作如《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等,我不得不到数量惊人的各种史料当中去搜集我所需要的大部分材料。世俗的材料包括正史、《资治通鉴》、各种宋代的类书、诏令集以及零星的法律文书等。佛教方面的资料包括各种高僧传记、佛经目录、宗派历史、护法言论以及佛教教规与实践方面的类书等。 毫无疑问,我的研究有可能错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但与其继续拖延出版,不如将之付印,虽然还有很多的缺点与不足。因为我希望此书最起码可以为唐代佛教的发展勾勒出一个轮廓,也许能够促使别的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作出更深的研究。因此本书保留有详尽的注释,以指明大部分资料的出处,相信对那些欲进行更深入研究者会有所裨益。 原载:古籍新书报 2010年06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