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范子烨先生新作《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2月版,以下简称为“《悠然望南山》”),感觉此书考证精细,剖断详明,钞撮具见苦心。作者不仅将陶渊明研究推进到一个新境界,使读者更为深刻地认识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且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话题”,在文学研究方法上有新的尝试与突破。 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各篇主题不同,各有侧重,分别从音乐文化、宗教精神与诗文解读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沉静、深刻、诗意的陶渊明,同时也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陶渊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音乐情怀、宗教幻想与诗歌浪漫之思的时代。因此,作者以音乐、宗教与诗歌作为解读陶渊明的切入点,无疑会为我们还原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全面的陶渊明。 “还原历史”,既需要“历史”的理论观照,也需要“历时”的文献检验。范子烨先生最可钦佩的一点,就是善于抓住历史上“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绳贯珠联,并将其置于文学史的长河中,反复进行多方面阐释、论证,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历史。其精锐之识,实足以匡正前人之误说。如陶渊明《饮酒》其五“悠然望南山”的异文问题,苏轼认为应作“见南山”,元、明、清三代,多数文人接受了苏轼的说法。今天通行的很多版本中,多数还是“见南山”。作者通过认真的文献查考,认为自北宋王安石而下直至清代,也有很多“望南山”的说法。作者指出,唐代白居易有多首诗化用陶渊明“望南山”诗,如“坐望东南山”、“西南望远山”、“望山倾一盂”,等等。“望”、“见”一字之别,境界迥异。“望”乃“以我观物、物我合一”,“见”乃“以物观人、人在物外”。本此,作者认为苏轼之说,诚不足信。我们认为,范子烨先生之说,其来有自,信为赅备。《艺文类聚》卷六十五与《文选》所录陶潜《饮酒》即为“望南山”,说明唐代版本即如此。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曾云:“陶渊明杂诗《结庐》首‘悠然望南山’,‘望’一作‘见’。就一句而言,‘望’字诚不若‘见’字为近自然。然山气飞鸟,皆‘望’中所有,非复偶然见此也。‘悠然’二字,从上心远来。东坡之论,不必附会。”由此可见,本书对“望南山”文本之考订是坚实可信的。 “还原历史”,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研究者进行一番钩沉索隐、甄别异同的功夫。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层垒的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说法,而历史人物经过历史长河的经年冲刷,其身上早就是沉渍斑斑,也成了“层垒”的历史人物,与其本来面目业已相去甚远。范子烨先生在繁富的文献材料基础上,摘抉隐微,商榷正伪,用严谨的治学精神,将陶渊明身上积淀已深的历史污垢逐层剥去,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如关于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问题,作者抓住“五斗米”这个关键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从而论证了陶渊明“入道”的历史事实。再如,关于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学界素有“拒佛”与“崇佛”两说。范子烨先生通过翔实的文献考证,剥茧抽丝,层层深入,为我们揭开了陶渊明与佛教关系上的“神秘面纱”,文章隽快爽朗,井井有条,不漏不烦。作者认为,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教团,其时并无“莲社”之名,后世关于“莲社”传闻皆附会之说;但庐山确是陶渊明经常往来之地与流连之所;陶渊明与慧远并无直接交往,但二人通过双方共同的朋友,也有思想上的间接接触;陶渊明与慧远应该是“居止虽近,理隔即疏”之关系,故所谓“浔阳三隐”,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文人对陶渊明的“文化绑架”而已。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进一步申论,认为陶渊明对佛教持“拒斥”态度。作者高明之处,还在于将“佛教思想”、“佛教文学”这两个概念与陶渊明的“宗教信仰”区别开来,将“陶渊明”从认识论的夹缝中拉出来,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多的历史质感。此处引证浩博,议论劲切,诚为笃论。 作者以“文化视域”作为研究陶渊明的视角。“文化”是历史的,故作者特别重视将“文化视域”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观照。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常提及“还原历史”这个词,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那些刚刚发生的事情,由于叙述者角度的差异或时间、地点、语境的变化,已足以使相关的“历史”模糊不清。《悠然望南山》,在陶渊明的人格重构与思想解构方面,进行了“历史还原”方面的有益探索。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陶渊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论的有益启示,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学术意义。这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此而言,本书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 原载: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