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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早期中国历史的现代历史学家仍然主要依赖保存于历朝正史中的资料。因此，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应让这些著作的文本接受最严格的检验审察。这种批判性考察的第一步应是尽可能详尽地了解某一时期“规范的”官方历史记录形成的过程，以便评估这一编纂过程如何影响记录的最终成形。假如不能了解这类技术性事务，这就可能钝化我们对历史的批判性阐释，其程度几乎就等同于未能估量并考虑到官方的“儒家式”的历史编纂中传统的思想态度，或者是未能理解哪些具体事件与政治问题对同时代的官方史家们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 本书的研究就提供了对唐代历史撰写的这类批判性考察，显示出历史编纂进程中的变化是如何形成了各统治时期的记载在可靠性及翔实程度上的显著差异，这些情况都反映在留存至今的史册中。本书试图在现有资料提供的范围内，描画出有关官方历史撰写的制度设施的清晰图像，并探索历史编纂既作为官方举措，又是政治运作的各种寓意。它尽其可能地为这样一个遥远的时代勾勒出这一制度加诸唐代史家的种种限制与压力。最后，它还尝试展现留存下来的唐代史料是如何被编纂成史并相互纠结关联的。 对唐代史料的批判性审察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之举。毕竟司马光早在11 世纪就从事这项活动，那时他对所掌握的史料撰写了批评性的意见，即所谓“考异”，附缀于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中，清代史学家循此途径做了更多有价值的工作，诸如赵翼与钱大昕，在18 世纪仔细地研究了唐代历史记载的编纂问题后，立刻了解了唐代的制度，因为那些为编纂国事记录而创设的官僚机构，以及唐代所开创的编纂工作的一般程序，在后来成为了中国政体的常备特征。但是就像明清时代在正统的教育与考试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文士往往从他们所处时代的视角去看待唐代的考试制度，从中解读它的重要性，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作为儒学正统的基础，以及它在方法上的精微奥妙，而这一切在当时是它尚不具备的。于是历史的编纂体制就被视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牢固确立的组织机构的证据，它一路延续下来，存在于此后的各个朝代。在本书中，我将力图显示，如同唐代的考试制度与后来的实践相比较，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弹性的与实验的阶段，国家的历史编纂机构也依旧处在发展的进程中，并经历着相当大的变化。 首先，我将试图考察参与编纂历史记录的各种机构，审视资料集结时的各种情况所加于历史记录的种种局限。其次，我将相应地考察官修历史记录的各种范型——官修史录所经历的提炼、拣择乃至编纂的各个阶段——并揭示在此过程中的哪些阶段加入了特殊类型的史料。 最后，我将斗胆提出一些尝试性的假设，以说明历史编纂的机制与方法中这些机构性的变化如何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一部主要史籍《旧唐书》中。这一部分原本意在对整部史书作出分析，但是，以前难以接触到的大量金石碑铭的史料，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欧洲陆续出版问世，使得我对传记部分进行这类研究的尝试显得不够成熟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各类碑志铭文相关联，故此我将自己的具体论述仅局限于本纪与书志部分。 按：本文据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之序言改编。杜希德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在欧美汉学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他晚年的著述《唐代官修史籍考》是全世界各种文字中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史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 全书考察了约620 年至850 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该机构择取编辑史料以成正史的过程。共分为三大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重点详论唐代政府中各种修史机构的分支（如史馆、集贤院等）和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唐代的史官运用的一整套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时政记、国史等，网罗宏富，考据细密。第三部分为《旧唐书》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它本纪、志部分的复杂史源。 作者既熟悉西方的史法，又通晓国学中的考据功夫，再加融会贯通，欧洲汉学名刊评论杜希德此书，称赞其在处理繁复的史源时，使人如读一侦探小说，趣味盎然。 （《唐代官修史籍考》，杜希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定价48.00 元） 原载：古籍新书报 2010年1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