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别样的景象。但人们关注的重点大多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对明治前期——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这段历史了解不够全面。 其实该段时期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前的过渡时期,虽然政治上两国渐行渐远,但文化上却是另一番景致。其间两国的文化交流内容丰富,形态多样,表现为笔谈、唱和、序跋、书信等,各有特点。其中序跋因所涉甚广甚深而十分重要,但学界对其研究甚缺。《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的出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视角。翻阅日本明治时期的出版物,我们会轻易地邂逅清人墨宝,或序跋,或题签牌记等。明治以前中日间虽然也有这方面的交流,但数量和规模都不能与清季齐观。这其中,以《耕香馆画賸》所揭清人序跋为最早(1851年序作题辞,时日本嘉永四年,距明治维新20余年。1884年出版),以中国人为石川鸿斋撰写的序跋为最多(石川鸿斋1833 —1918,日本著名汉文学家,善汉诗,喜书画);既有中日合璧诗文评点,亦多是中国人所作的日人文集的前言后记。 这些序跋,从作者来看,大致可分为驻日外交官、赴日文人和其他中国人。前两类人由于客居东瀛,交流机会较多,序跋的数量远多于第三类人。其中黄遵宪、黎庶昌等名流已见学界研究,但许多不甚著名的外交使节和文人却很少被关注,如外交官沈文荧、张斯桂,文人陈鸿浩、叶炜等,这些人因大多不见文集传世,故他们在异域留下的文笔,鲜被学界披示。本书的整理为我们提供了不易得见的资料。虽然这些序跋,由于撰者不一、意趣相异而水准参差不齐,但他们对某篇作品、某件事情的理解和观点,却可能具有不容忽略的学术性和文学性。对这些资料的发现和认识,亦可能补充甚至修正对历史整体的认识。 从时间上而言,为日本人撰写序跋的高潮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前。这时段,日本在政治层面上与中国逐渐疏离,但由于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转型的滞后性,文化上两国却仍是交流甚频;在驻日使节和寓日文人的推波助澜下,更是呈一时的多彩景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说它“空前”,是因为这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交流,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说其“绝后”,缘因甲午一役,改变了文化交流的方向,这类交流,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文化选择,并呈强弩之末之势。 就特点来说,这些交流大致具有如下几点特性:其一,双向性。除了中国人为日人著作撰写的大量序跋外,日本文人也为清人著述撰写了不少序跋,并作题辞,在数量上虽不足以与中国人所作相比,但也可见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当时学术交流的动态。其二,商业性。请来自汉文本土的清人对自己的文章作评,在广增社会影响之外,不可否认其可能隐藏的销售目的。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王治本等名流的名字均经常出现于当时众多书籍的题签、牌记及图书广告中。其三,双重性。虽然在文化上仰慕中国,与清人论文说辞,但当时许多日人,在政治上始终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并非无条件的友好。同时,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也招致了部分日本人的反感,如有人认为,既然汉文来自中土,日本大儒不及中国人能文,理所当然;如中国人用日文,亦必取法日本。如上所及之珍贵而或被忽略的中日交流重要资料,经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宝平先生十数年整理、研究,编为《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终与国内读者见面。其收录了一百种日本典籍中清人撰写的序跋、题签、牌记和题字等,除原件影印外,另有全文排印。同时编有“日本典籍清人序跋一览表”、“著作者简介”、“序跋者简介”等附录。为全面了解和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了一份客观而翔实的资料。 (《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王宝平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定价118.00元) 原载:古籍新书报2011年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