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戴着“淫书”、“俗书”的罪名历尽风雨，却又屡禁不绝。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在毁誉不一、贬褒有加的历史长河中，益发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至今，“金学”已发展成为跨国界的学问，其势头，大有与“红学”相媲美之概。1985 年 5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删节本《金瓶梅词话》; 1987 年 1 月，齐鲁书社也出版了删节字数较少的《金瓶梅》; 1989 年 6 月，齐鲁书社又出版了全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无删节本《金瓶梅》的出版。此后 20 多年来，金学研究日新月异，论文、考证、索引层出不穷。这些，为今人认识《金瓶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瓶梅》通过对兼有官僚、富商多种身份的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及其家庭生活的描述，揭露了明中晚期社会的诸多现实，具有很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和文化认识价值。 有鉴于此，当我今天重读陈东有先生 20 年前撰写的“金学”专著《金瓶梅——— 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 花城出版社，1990 年 4 月出版) 时，仍深为作者当年的学术勇气、独特的眼光和扎扎实实做学问的精神所折服。该书在研究角度以及人物形象、性行为描写、小说结构特征、美学意义等方面的分析，均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给古老而年轻的“金学”研究领域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书中提出的运河经济文化、商业小社会、西门庆的生财与消费之道、潘金莲和李瓶儿与新旧文化的关系、“帮闲食客”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性行为描写中的文化意义、板块相连的艺术结构、“真”的美学意义、“个人”艺术思维指向等观点和有关论述，为“金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学术的光芒。 一、新颖的研究角度和多元的研究方法 历来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站在传统的道德立场来评价、分析《金瓶梅》，带着明显的社会功利性，虽有不少成就，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局限。陈东有先生摒弃了传统批评的框框，跳出传统文化的藩篱，从大文化的角度来透视这部名著，即以运河经济与商业小社会、王权专制的极端化与官僚政治的腐败、儒道佛三教合一与“异端邪说”的兴起等作为讨论的背景，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风俗、民情十个方面对《金瓶梅》作了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的交叉式的文化研究，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这部明代大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杰作所再现的，正是 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王权专制政治以及市民生活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现实。他把这一社会现实当作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细细地解剖、分析、比较、鉴别，这种方法有利于从大文化的角度把握《金瓶梅》及其再现的社会现实，避免了单一研究的偏颇。同时，作者以多维的思维方式和多元的研究方法，使上述十个方面的内容交叉、渗透得恰到好处，从中发掘出不少前人所未及见的东西，如运河经济文化的研究就囊括了政治、军事、经济、风俗、民情等内容，在论证上也较令人信服。 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看到《金瓶梅》产生的大文化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 ) 运河经济文化和商业小社会 隋运河是统治者出于军事与政治的目的而开凿的，但后来逐渐滋生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唐、宋以后日益明显。始开于元、浚通于明的京杭大运河在它投入使用之时，人们已“自觉地认识到这条动脉交通对自己的经济意义”，南粮北运、商品交易的需要使这条人工河道日益繁荣热闹起来，沿岸的小村小镇很快发展成为重镇大城。《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 山东临清正是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扬州成为一雄天下的繁华都市，更是运河经济最突出的代表。行商的需要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兴旺，税务机关应运而生，也证实了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此时，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受到了冲击，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大运河成为“黄金水道”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是商品经济能在明中叶以后的王权专制统治的缝隙中发展的一个地利条件和人和条件。作者指出，这时期的商业具有四个特征: (1) 商业由京城和传统的商业地区沿交通线 ( 当时水运是主要的交通线) 向商品产地、交通要道的城镇和消费地发展; (2) 商人构成日趋多元化、复杂化，上至皇亲国戚、官僚重臣，下至地主豪绅、平民百姓，各阶层都有; (3) 权贵们纷纷以权经商，皇商、官商迅速膨胀; 由此，(4) 商业目的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来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的补充形式衍化为谋利，冲击了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形成了商人阶层和商业小社会。《金瓶梅》描写的正是这样的商业小社会的人和事。 ( 二 ) 极端化的王权专制和腐败的官僚政治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鉴于以往王朝的教训，想尽办法集权，开创了自封建社会以来集权专制的最高纪录，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大大加强控制，大兴理学专制和文字狱，这方面“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这种专制又导致官僚政治的产生和畸形发展，例如宦官专权，几乎成了明代中后期主要的专制形态，直接导致了皇权的旁落，直至崩溃。 ( 三 ) 儒道佛三教合一与“异端邪说”的兴起 儒家学说到了明代，已变异为一种宗教教义，成了小农自然经济与王权朝廷之间的凝聚力和联结纽带。明王朝接过宋朝的程朱理学 ( 吸收佛道两教之长的理学) ，纳入自己的政治专制轨道，使之成为统治民众、压制异端邪说的武器。此时，从理学中生出一股“异端邪说”，即王阳明的心学及其左派主张，以及稍后的李贽的思想。这种“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近代启蒙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文学艺术、对城镇市民、对商业小社会中的成员影响是巨大的”。 《金瓶梅》就在这个大背景中诞生，也逼真地反映了这个背景。 要读懂《金瓶梅》，了解它的文化大背景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关于文化背景的宏观论述，为他的“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下，发生在《金瓶梅》里的一切都可以找到根据或原因，抓住这个关键，就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二、对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重新认识 历来，对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及几个“帮闲食客” 等人物形象争论最多，几乎一边倒的意见是，他们是奸夫、淫妇、无耻之流，而大肆鞭挞。 然而，放在上述这个大文化背景下加以透视分析，问题就不是如此了。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分析论证，使人们在全新的意义上重新认识他们，提供了颇有见地的观点。 西门庆荒淫无耻、仗势欺人、无恶不作，无疑是邪恶的化身。但另一方面，他是时代的产儿，是当时商品小社会中的新型人物。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是商品经济潮流中的弄潮儿。在这个角度上说，他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或者说，他不择手段地逐利体现了商人的本色，体现了商品经济活动的本质。当然，在现代文明看来，“不择手段”多少让人不舒服，有违现代商道精神，但无法否认的是，它反映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因为，历来商人的目的就是逐利，不管在任何朝代，本质上都是“不择手段”的。不同的是，有道的商人在法律的框架内“不择手段”，无道的商人不问青红皂白地“不择手段”。前者可能做得长久，后者必定短命，西门庆无疑属于后者。他经商生财有四大法宝: (1)走商政结合之路。他不惜巨资勾通各级官僚，目的是参与政治，获得权力的支持，有权就有一切，做起生意来就更加左右逢源了。西门庆通过这种手段谋取了巨大利益，但有趣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官商勾结可以得逞一时，但不能得逞一世，因为它败坏政治，腐蚀社会，为正义所不容，失败是必然的。这点，在现代社会依然如此。但在西门庆身上，作者看出了新意:“商政结合之路必然败坏政治，但是此时的政治是专制的封建主义政治，是已经开始腐败的政治”，因此，西门庆的行为“客观上无疑是对已开始腐败的封建政治注进了催腐剂”，加速了封建专制政治灭亡的进程。用通俗的话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个认识是新奇的，但有其合理性。(2)大行贿赂，巴结权贵。西门庆大肆行贿高官，自动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意绑在封建权势的大车上，不仅从中换取了大量发财的机会，还更好地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3)不择手段，大抓信息。他豢养的一班“帮闲食客”是他的鹰犬、耳目，通过他们，抓了不少生意信息，发了一些财。(4)利用婚姻手段聚敛财富。西门庆通过各种手段，娶孟玉楼，娶李瓶儿，既得到了人，又得到了巨额的财产，这实际上就把婚姻和经济联合起来。 我们不会忘记中外文学名著中形形色色的守财奴的形象，例如葛朗台，例如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土地主等等，但在西门庆身上，却闻不到一丝守财奴的气息，而是浑身散发出暴发户的味道。他生财有道，消费无度; 拼命追求个人享乐，购田买房，娶妻纳妾，吃喝嫖乐，乐此不疲; 在官场广交权贵，肆行贿赂，对他的猪朋狗友也出手阔绰。何以会如此呢? 作者认为，这是源于“巨富恐惧心理”。几千年来，“重农轻商”政策已化为思想深种在人们的心中。明初富可敌国的大户沈万三的悲惨遭遇更提供了一个严酷的现实教训: 皇帝老儿怎容你超过于他? 找个茬儿，顷刻家破人亡。因此，当时的商贾们普遍存在巨富恐惧心理。“一旦手中的金银积蓄到一定程度便大肆挥霍，而不愿从事尽可能的投资去发展生产。”现实的明镜当空照，精明的西门庆岂能不深谙个中道理? 他一面拼命赚钱，一面拼命花钱，这种疯狂劲头，在经济发展不够成熟的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甚至在我们这个初级阶段的某些人身上仍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现象会逐渐减少，但至少在目前，追求奢华生活还是富豪们的风气。王权政治助长了消费风，也拖住了中国商业的发展速度。“在西门庆身上，突出地体现出 16 世纪前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反映出中国的商业小社会中，处于婴孩阶段的资产者们发展成长的某些特征。而这一切，既反映出时代文化的某些方面的积淀，也反映出时代文化的某些气象。”作者的论述确是有见地的。 在潘金莲这个被人们指责为“淫妇”的身上也体现出不少历史文化的特征。作者通过详细的论证，透过披在潘金莲身上的“淫衣”，洞察了这一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价值。明中叶以后，在强大的、悠久的旧文化底下，逐渐滋生并不断发展了新文化，潘金莲正是新旧文化撞击的产物。她出身卑微，一生受人摆布，聪明和美丽又使她不甘心受摆布，她在反抗，同“命”搏斗。嫁给武大，是外力强压的结果，完全违背了她的意愿。她心不甘，遇见小叔，心生爱慕，但她不伦的爱情追求在传统道德面前大大地碰了壁。王婆看透了她的内心，设计“挨光计”，让她巧识西门庆，开始了她那“幸福的婚外情”，导致后来的悲剧。 对潘金莲的外遇、放纵情欲，作者并没有采取简单的道德批判态度，而是站在更深的层次上去挖掘潘金莲行为的本质。作者认为，潘金莲的行为“是在封建理性挤压下，克制不住的情感欲望的流露乃至发泄”，“是一个重压之下的生命拼力挣扎的表现”，“是一个不以时代的道德规范为桎梏，而以谋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的再现。”她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她可以不择手段，毒死武大，嫁给西门庆，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她不敢在安乐椅上睡大觉，嫉妒和恐惧被弃的心理永远缠绕着她，所以她处心积虑地拼命维护既有的地位和利益，发展到后来，只要利己，不惜害人，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可以说，她的反抗简直可恶之至，又勇敢之至，是个明知不可为而拼命为之的悲剧人物。比起其他同时代的女性来，潘金莲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更多的具有对个性与人性的觉醒，更敢于不顾一切，包括严格的伦理规范，去追求自己的情感欲望”;她的恶行，“应该说是她这样的一个女子在黑暗中拼命挣扎的结果，她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她在沉陷中捞抓救命之草，挣扎的人求生的本能又使她不顾一切……只要能获得应有的生存，她便能干出缺‘德’和十‘恶’的事来”。 所以，评价潘金莲，不能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和个人品质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应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人性的角度去评价，才能获得更深刻、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因此，要正确认识潘金莲，就“应该把潘金莲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在‘人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文化的女人’，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那个时代的‘秘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的一切行为都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离开了社会，离开了社会大文化的背景，所有的分析评价都是苍白的、片面的、没有说服力的。正是由于掌握了这把钥匙，使作者始终保持了科学的态度，而不为个人好恶的情感所左右。 对李瓶儿的评价，也见出了作者的卓识。李瓶儿也是当时社会的牺牲品，她的形象与其他女性不同，本质上是温顺的、恪守妇道的，但在花花公子西门庆的诡计面前，她最终败下阵来，成为西门庆的俘虏，只能听从西门庆的摆布，处境的变化，让温顺的她显示了狠毒的一面——— 把花子虚折磨致死，以便嫁给西门庆。一旦嫁作西门妇，她已没有个性可言，性格的主旋律又起作用，就是温顺、忍耐，企图以此自保。为了实现最低的生存需求，她不惜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百般讨好，把花家所有的钱财奉献给西门庆，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西门庆身上，而丧失了自我。此时的她，“是尽量把自己的个性淹没在传统的、大家庭需要的共性中去顺从环境，而谋求自己生活目标的女人”。而所有这些，在把女人当作附属品的社会，恰恰又造成了她难于生存的根源。所以作者总结道: “如果说，潘金莲的死是社会和个性因素之和; 那么李瓶儿的死便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和这种共性因素之和。”不同的死，本质是一样的。 该书对“帮闲食客”的评价也十分有趣。《金瓶梅》塑造的应伯爵、谢希大、吴典恩等“帮闲食客”的形象，与历史上的食客、清客是大不相同的，他们不仅仅是寄生虫，更是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的特有产物。他们都各有专长，或先世显赫，或有才能却是“落伍失败者”，为求生存，甘愿依附官贾富豪，“再度活跃在这个小社会中，以自己的聪明与能力，在满足富商豪贾需要的同时，贴食以饱暖，帮嫖以娱欢，并且不断地找机会、寻靠山，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们是商业小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一来帮嫖贴食，凑趣帮腔，吃风流茶饭; 二来为人说合，充当社会关系的联络人，并从中赚取一定的酬金; 三来交通信息，结合买卖，成为商贾经纪人。这是“帮闲食客”最重要的两重功能: 为商贾带来好处，同时为自己带来好处。 对这帮人的评价，历来是贬之又贬，作者却做了大胆的评价: 他们缺“德”却有“才”，故而能够充当经纪人，成为商贾们的好参谋和得力助手，是商业小社会中的能人，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是缺封建传统之德而有商业时代之才的活跃分子; 他们重利忘义，甚至舍义求生、舍义求利，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已变为“饿死事大，失节事小”，逐利是他们的唯一目的。作者评价道: 这是无可指摘的， “相对一种束缚社会前进，禁锢人的思想的道德伦理来讲，这种‘重利轻义’恰恰是一种进步。”当然，这种人的历史局限是明显的，他们只不过是夹杂在新旧文化之中的人物，他们只能歪歪扭扭地前行。但是，通过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商业的“帮闲食客”、“经纪人”的某些特征及其渊源。 三、对性行为描写的新评价 性行为描写是《金瓶梅》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金瓶梅》长期受禁的主要原因。为什么《金瓶梅》会出现如此多的性行为描写? 仅仅从某些文人意淫的需要，或某些市民心理满足的需要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它是社会历史的反映。明代中叶“淫风”炽盛，性观念空前开放，这必然反映到作品中，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对性位置确定的结果。“性行为必然体现着特定的人所处时代的社会诸关系构成的文化特征，显露出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诸关系的传统形成的文化积淀。”因此，《金瓶梅》中的性行为描写，除了揭露“淫棍”们的性格、灵魂，研究古代人物的性心理和性变态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在于研究我们自身，及研究由此而透显出来的我们传统文化的某些领域的特征。 性，在中国历来是受压制的。作者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 儒道佛三教的产生、发展和合一的过程。三教之间可以有很多的不同，但对于性却是出奇的一致，就是节制或压制。儒家是仅仅出于传宗接代才肯定性，佛教提倡禁欲，道家提倡采阴补阳之类，更与现代性观念格格不入。到了明中叶，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腐化，为冲破性压制的坚冰创造了条件，导致该时期淫风大炽，这自然会反映在作品之中。 作者分析了《金瓶梅》性行为描写的特点，比较了中外性描写的异同，探讨从中呈现的文化特征。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 一 ) 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金瓶梅》的作者“以鲜明的封建伦理色彩来制造这部言情小说”，“对性行为进行批判的武器便是‘三教合一’的思想”。这种批判在书中无处不在，办法多多。出于批判的目的，《金瓶梅》中的性行为描写就只能是自然主义的、客观地机械地再现式的，而不可能展现人的肉体感受向精神享受升华的过程，“更不可能把性行为作为美的创造和精神幸福的来源来描写”，哪怕是一点点倾向也没有，有的只是沉湎于肉欲享受、醉心梦死。因此，尽管它的描写十分真实，却没有任何美感，比起《查泰来夫人》来丑陋得多。而且真实再现的结果又产生了副作用——— 所描写的客观对象却成为了批判“三教合一”思想和传统伦理纲常的最好实例，它“足以说明: 再顽固的传统观念，再强大的理学思想，再严重的伦理纲常也难于压制住人的情和欲; 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批不怕来世报应、只重现世享乐的人物，他们凭借自己的钱势，同传统、同现实作对抗，唱反调。”批判的武器就变成了武器的批判。 ( 二 ) 抑止的纵欲和纵欲的抑止 传统文化给人们的性追求造成了强大的压力，所能说的仅仅是“传种留嗣”，所谓的纵欲也“不过是过多追求感官的肉体的刺激而已”，所以，体现在男女交媾中的玩弄意味就特别浓厚。“将性行为抑止在低层次的感觉范围里而不让它进入只有人才能达到的精神升华的境界，这实质也就是在扼杀人性。抑止的纵欲就是纵欲的抑止。”这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不能超越现实而稍稍有精神追求了。 ( 三 ) 好色之富商与富商之好色 《金瓶梅》作者的客观描写与批判还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富商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变化情况。主要表现有: 不愿或极少再投资，赚了就花，源于封建统治者“抑商”政策和传统的“轻商”观念; 富商大贾们“已经对因果报应、少积财多积德的观念不感兴趣，他们更重视现世，重视今朝有酒今朝乐，相信自己，相信金钱的力量，相信钱财流动的好处”。这就较好地解释了“好色”的根源。 对《金瓶梅》性行为描写的分析，说明了人的性行为不仅仅是传宗接代，而是和社会政治、道德传统、经济活动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发展，旧有的传统观念已经格格不入，它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有所推陈，有所出新。事实上，性爱是男女欢娱之事，除了人的本能外，其目的就是为了愉悦，生育不过是它的副产品。只不过在思想禁锢的时代，人为地压制了性爱，片面地强调了传嗣功能。这种压制是不符合人性的，但过分地纵欲、滥欲、乱欲，也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从破堵 ( 压制) 到立新 ( 文明观) ，建立健康的文明性观念，人类经历了几千年。而明中叶性观念的演变，已表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情况，因为，作为商品经济开始活跃时期的经济活动已深深地融入了性爱观念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逐利乃人的本性，问题在于本性如何与社会文化相融相洽。重读陈东有先生的“金学”论著，看看他的分析、批判，再比较多年来的社会历史、思想观念的变迁，相互印证，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任何人的任何行为，任何事情不管如何发生，都和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分不开。我们可以通过表象，由表入里，层层分析，找到表层深处的文化内核，从而有所启迪，有所借鉴。 ( 文中除特别注明外，所有引文皆来自陈东有《金瓶梅——— 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八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