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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看麦娘》,我的一个直感是:语言很流畅,如行云流水般地流畅而又随人赋形。流畅,是指叙述语言运用得娴熟、自如、顺顺畅畅;随人赋形,则是指它随不同人物的出场而变换模样,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刻划。池莉的叙述是依照叙述者在讲述往事时的回忆、联想、幻想、想象、理智、推理等内心过程的流动轨迹而设置起来的,仿佛直接呈现出这种内心流程的原状,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和理性可循。我不妨称它为一种流水叙述(语言)。 池莉在这里设置流水叙述,是要服从于她的特定的市民形象表达意图。自从在《烦恼人生》(1986)里把焦点移向市民日常生活时起,池莉就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姿态从“高雅文化”写作转向了“大众文化”写作,沉迷在当代市民形象的营造及市民趣味的表达中。《烦恼人生》6次重复讲述印家厚个人的梦境,显示了这位工厂知识分子正在向普通市民蜕变的过程。与此相似,《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里的平凡市民猫子,整天津津乐道的是体温表爆炸这类日常琐事。正是这一日常琐事的8次重复叙述,揭示了市民行为的单调重复特征1。池莉的这种有意识的和自觉的市民大众文化取向自90年代后期以来愈益明显而又坚定,而到这篇《看麦娘》,则通过娴熟的流水叙述得到了更清晰而顺畅的实现。 小说是按叙述者“我”(易明莉)的意念流程来讲述的,述说这位国家一级药剂师苦苦寻觅失踪3月的养女郑容容而不得的过程。这种寻觅的心路历程似乎可以被视为叙述的一个明确题旨。正是在这种寻觅氛围中,小说先点明她如何产生去北京寻找女儿的念头,接着如波浪涌动般地依次浮现出她的丈夫于世杰、父母亲、昔日短暂的初恋对象上官瑞祥、容容的生母上官瑞芳、万隆公司经理乔万红和广告公司老板郝运等众多人物形象。不过,我觉得,小说的真正叙述题旨并不是寻亲。寻亲历程不过是其叙述题旨的具体显现方式而已。由寻亲事件牵扯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这就是两种力量的尖锐对比:现在与过去、新的活法与旧的活法、实用主义哲学与诚信哲学、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与甘愿平凡的平淡态度等。而对比的焦点在于我眼中的郑容容与其生母上官瑞芳(她与“我”具有密切联系)之间。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的焦点实际上集中在郑容容与上官瑞芳母女两人身上了。她们作为两种不同力量的代表,使文本充满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是要指向什么表达意图? 先来看郑容容一方。郑容容是一位漂亮而又时髦的都市女孩,“她是现在流行的那种最上镜的姑娘,排骨胸,鹭鸶腿,巴掌脸,大嘴巴,一笑就露出百分之八十的牙齿,颗颗都光彩夺目,真是朝霞满天啊”。也许其从小遭遇的母亲发疯、父亲离散、被养父母养大的曲折经历,以及当今中国在“全球化”境遇下所处的特殊生存境遇,愈发使她生出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成名暴富的强烈渴望。于是,13岁就独闯北京的她,利用自己的青春姿色大胆地无所不用其极地骗取钱财。“乔万红扳起指头历数容容的事迹:策划崔健在工人体育馆的摇滚音乐会;北京万人出动,去大西北绿化荒山;请马拉多纳来中国踢球;鼓捣歌星李娜出家当尼姑;筹划千集跟踪电视剧《一个北漂少女的三年》,等等。……这些新闻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也应该知道吧?和容容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她都积极参与了鼓捣,坐着飞机满天飞,这里的款子拉到那里,那里的款子拉到这里,忙得像总理,能耐大着呢,几乎每做一件事情,全国人民都当作了茶余饭后的精神点心。现在这世道,你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了!她们不把别人骗得倾家荡产就算不错了,谁还能够骗得了她们?你这个妈妈,观念过时了!”读者虽然无法直接见到郑容容的表演,但透过其他人物的转述,这位时髦的女孩的形象也间接地表现出来。她的时髦处在于,敢于抛弃父母辈的传统道德规范,一切为了个人的贪欲,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对这一人物的刻画,很可能透露了池莉本人对当今现实的一种情感态度:在当前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年轻的都市个人都是不能幸免的。 与容容形成鲜明对比,在“我”的深情而执著的回忆中,上官瑞芳是一位内向、腼腆、才能平常、甘于平凡的女性。与她的性格紧紧相连的是那从来不起眼的狗尾巴草——看麦娘。看麦娘在故事里的一再重复出现,以及这种出现同上官瑞芳和易明莉的关系,显示了它作为小说文本总体象征形象的特殊地位。显然,看麦娘在文本中直接地象征着“我”所心仪的那种平凡或平淡的都市个人。对此,小说不厌其烦地叙述了看麦娘与“我”的父亲和上官瑞芳的故事,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文化人),一生甘于平凡的生活。“我父亲戴眼镜,却也戴大斗笠,穿中山装,却又挽裤腿打赤脚,活像个伪装的农民伯伯。他黢黑的皮肤,巩膜浑浊,对待小孩和小动物特别和善和宽容,做事情认真,耐心得出奇。无论是短暂的寒假,还是漫长的暑假,我和弟弟,还有上官瑞芳,都在父亲的小麦试验田旁边度过,经历着小麦的播种,出苗,上肥,锄草和收获。父亲戴着他上过桐油的大斗笠,手持放大镜,酷似在麦地里寻宝”。而父亲的形象是同看麦娘联系在一起的。“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满天晚霞的明丽黄昏呢?在田头,父亲带领我们仔细地辨别与认识着狗尾巴草。从此,我们骄傲地知道了,我们这一带,大多是早熟禾科看麦娘属与狗尾巴草属,而父亲麦地的四周,是父亲特意栽种的大看麦娘品种,是从欧洲过来的,它们与本地的小看麦娘杂交之后,产生了植株适中的最强壮的杂交看麦娘,这便是弟弟精心挑选的看麦娘,所以它总是能够获胜。只有普通老百姓才通称这些植物为狗尾巴草。其实环绕在父亲麦地四周的所谓狗尾巴草,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看麦娘。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都回护着麦地,无论日出日落”。父亲是“我”心目中的平凡而又完善的人格的代表,而看麦娘正是他的人格的象征形象。如果说父亲是“我”所崇拜的最高人格代表的话,那么,正是通过他及其精心栽培的看麦娘,这种人格力量感应和传递给了上官瑞芳和“我”。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看麦娘’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和上官瑞芳的心。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一篇作文当中写到了它,不过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作文并没有引起老师的特别注意。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含混地说狗尾巴草什么的,而我们,只说看麦娘。我和上官瑞芳特别喜欢看麦娘”。尤其重要的是,通过父亲,看麦娘成了幼小的上官瑞芳和“我”的人格的基本原型。“我们不知道‘Alopecurus’一词怎么就能够翻译成为‘看麦娘’的。这种文字的奇迹,启发和滋生了我们对于汉字的热爱,还使我们的语文成绩节节升高,还使作为女性的我们,从此开始觉悟女性的优美气质。这是一生一世的塑造与缠绕,是一生一世的暗示与默化。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心的深处,怎么能够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以便获得他人的体会和理解呢?”这段话值得注意。它显示了看麦娘本身的双重品格:作为常人认识的狗尾巴草,它是平凡的;而作为少年眼中的看麦娘,它又是女性的优美气质的代表,成为这两个女孩的自我认同原型,甚至在他们一生的自我认同中都持久地发生影响。可见,看麦娘就是平凡而优美的双重人格的象征。它的一俗一雅两个名字正可以解释这一双重特征。 喜爱看麦娘的上官瑞芳,无疑感应到看麦娘所表征的平凡而又优美的人格。她不仅长相而且整个气质、生活经历及运气都是平常的。更重要的是,她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依赖或归顺气质。“上官瑞芳一直都很瘦弱,走路的时候,喜欢把她自己的胳膊挎在别人的胳膊弯里,然后,整个身体微微地贴着你的身体。她的贴紧分明是有距离的,可就是让人能够感觉到她是你身边的一道流水,随着你柔和地流向你带领的任何方向”。这种气质不正像那柔顺、随风起伏的看麦娘——狗尾巴草吗?“只有在我父亲的麦地里,她会主动吟唱。在看麦娘草丛里,不停地吟唱,活像为了吟唱而活着的一只初秋的纺织娘。后来,我父亲去世,上官瑞芳表现得非常清醒和正常,她从枫园请假出来参加了丧礼,她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为我父亲默默地哭泣。我们俩人来到父亲的麦地,她伫立在田埂上,忽然引吭高歌,歌喉之自由奔放与较之她从前作为正常人,有了本质的飞跃”。上官瑞芳简直就是父亲的看麦娘人格的传承者。其实,由这些描写也不难看出,在对上官和看麦娘的怀念中寄寓着“我”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之情(“恋父情结”?)。 上官瑞芳的这种看麦娘品格在“我”心里当然是值得珍视的,但她的真正重要性其实不在此,而在于她的发疯。这位与“我”拥有“共同”的精神“角落”、一同伴随看麦娘成长的闺中密友,由于精神分裂症而永远地逗留在似乎平凡而又完美的过去,根本不管正在迅速地“变坏”的现实(与此对比的是她俩的女儿容容的正常“堕落”)。“只有上官瑞芳,一直与我呆在一个共同的角落里。在枫园精神病院的十八年里,上官瑞芳单单只坐一张湖边的靠背木椅,那木椅的油漆脱落了许多次,腿也腐朽了,其舒适程度,远远比不上亲水平台的沙滩靠椅,可是,上官瑞芳永远只选择这张靠背木椅,风雨无阻,因为那木椅的四条腿周围,生着一丛丛茂密的看麦娘。上官瑞芳因为脑子坏了,便彻底单纯了,她可以公然而固执地喜欢看麦娘。”上官瑞芳对于“我”的特殊价值在于,她的存在宛如一抹永恒如一的精致的古典道德风景,或者像一个可以随时提取往昔完美信息的情感记忆库。现实愈是变化、道德愈是沦丧,她以及看麦娘(包括父亲)就会愈益显示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因此,每当“我”产生怀旧的欲望时,上官瑞芳就会及时地浮出水面,使我油然而生怀旧感或乡愁。 其实,上述两种力量的交战,并不是直接发生的。容容不可能与她的精神分裂的母亲上官瑞芳在意识层次上发生正面冲撞。它们之间的较量主要是通过“我”的寻觅历程以及相应的心理流程而间接地显示出来的。读者不难体味到“我”的一种价值对比和判断:容容所代表的当今现实世界存在可恶的和可怕的危险因素,与道德沦丧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状态相连(这只要想想这位美丽少女如何在北京坑蒙拐骗就行了);而上官瑞芳以及父亲和“我”所代表的往昔世界,则永远是令人喜爱的和可亲的,是道德完善的世界。这种对比及其冲突提醒我们关注小说的一种情调——乡愁的营造。而似乎这才是小说的真正的表达意图之所在。乡愁(nostalgia,也可译怀旧感)在这里是指一种对于无可挽回的美好的故乡生活的缅怀愁绪。“我”所全心依恋的是与父亲和上官瑞芳共同拥有的幼年时农学院生活环境,那里生长着“永远的看麦娘”。那是真正的“都市里的村庄”,储存着“我”的平凡而又优美的古典生活乌托邦;而如今,在容容一代的道德沦丧的生活中,它永远地消失了,被强行挤压进怀旧的记忆库中。可以说,小说的整个流水叙述都弥漫着这种都市乡愁,而上官瑞芳这一人物的最大功能,就是帮助我随时激发乡愁冲动。“我”对容容的不惜姑娘名誉的收养和执著的寻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与这种乡愁有关。这一行动当然与“我”对容容的深厚的母爱有关,但这只是一种意识行为;而另一方面,在“我”的无意识深处,却寄寓着那种要不惜一切地保留、缅怀平凡而又优美的过去的强烈的怀旧式冲动。容容是上官瑞芳的女儿,而看护她就等于是看护永远停留在过去的上官瑞芳,以及由上官唤起的与看麦娘和父亲相连的过去,在那里有为现在的“我”所缅怀和认同的往昔自我——一种在现在不可能再有的真实纯净而又完善的自我。 在这里,池莉通过对乡愁的展露而显示了一种意念:现实的都市生活是危险的,而真正理想的完美生活在过去,在看麦娘被我们(即我的父亲、上官瑞芳和我)所珍视的遥远年代。不妨来听听“我”的内心独白:“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生存在这个弱肉强食而需要“拯救”的世界上,唯一有效而又合理的拯救方式,就是自我拯救了。但这种自我拯救或自救却不是表现为现实行动,而只是内心的自我逃避、内在的宁静,其具体形式就是怀念上官瑞芳和看麦娘以及与此相连的过去岁月。由此,小说显露出回归往昔和内心的明显题旨,并着意营造出相应的浪漫式感伤情调(乡愁往往与浪漫式感伤相连)。 如果上述匆忙读解有一定道理,那么,我相信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特色鲜明的小说,其在流水叙述中汩汩涌动的乡愁确实令人感动。不过,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立志为都市平民立言或代言的作家,池莉透过这流水般涌动的乡愁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营造一种浪漫而伤感的都市情调,池莉已轻车熟路地办到了,但能否由此出发在探索市民生活价值取向方面做点什么呢?我不是说一定要写那种“携带”作家个人价值取向或市民社会理想的“正面典型”,或者是不能自持地跳出来直接陈述作家个人的好恶,那样做决不足取;而只是说,小说应当为寻求理想的市民生活方式提供那么一点必需的美学空间。既然是要为市民写作,如果只是满足于通过乡愁而告诫他们“都市生活多危险,快逃向内心和过去吧”,那么又如何来展现市民社会的合理的价值取向呢?如何来从美学上证明都市平民的日常生活是合乎人性因而值得认同的生活?也许这是苛求了。但这与我对大众文化的个人看法及对池莉的期待有关。我认为大众文化本身从美学价值看并不一定就比高雅文化低,关键是如何表达,即如何在汉语形象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叩探市民社会生活理想及价值取向。池莉在这领域已经营多年,有理由和实力在这方面有所收获。如何不仅仅在流水叙述中营造乡愁而是做得更多,不满足于市民情调的生产而是适当探索市民生活价值的新取向,是我个人对她的期待。当然,作家们大多是按自己内心的敏锐触角行事的,我这或许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