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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钟嵘（467？～519？）《诗品》将陶渊明（365～427）列入中品，评语道：“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生活在文风华丽的齐梁时代，他要肯定陶渊明，就很自然地去找出他“风华清靡”的一面来加以表彰；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为不刊之论。比较难以理解的是，钟嵘一上来就指出陶渊明的诗“源出于应璩”，而应璩（190～252）其人的作品亡佚已甚，在诗歌史上没有多高的地位，陶渊明的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同应璩的诗颇有异同，强调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未免很难理解。 宋朝人叶梦得干脆否定钟嵘的这一说法，在《石林诗话》（卷下）中斥为“此语不知其所据”，并另行提出自己的分析道：“应璩诗不多见，唯《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疑古”派叶梦得的批评很痛快，而其本身也有三点可疑：第一，在他生活的时代应璩诗已不可多见，而钟嵘却能看到比较多的应诗，《诗品》中的那个结论应自有其根据，未便马上就斥为“陋”；第二，钟嵘讨论问题的角度，也许不是就两位诗人对社会生活的态度而言的，也不是从诗歌的内容来立论，看上去“了不相类”的两位诗人之间也许还有其他渊源关系，我们应当想办法弄清钟嵘切入问题的角度；第三，钟嵘讲某甲源出于某乙，都是就诗歌发展史的意义而言的，并不是指某甲自觉地追取某乙而模仿之，其书的体例如此，所以叶梦得这一方面的批评，措辞虽然严厉，却没有什么力量。 陶渊明研究史上这一个十分有趣的难题，至今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赞成和反对叶梦得的学者各有不少。我们只能根据两位诗人的现存作品，尽可能地追寻钟嵘之所谓陶渊明诗源出于应璩的道理，这方面学者们已作出很大努力；而如果实在找不到更充足的根据，也只好拉倒。古代文学研究中总会有些问题是一时无法解决的。此无他，文献不足征也。 对于这一类问题，比较慎重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正如研究中古文学的大师刘师培所说的那样，“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他指出汉魏六朝去今已远，作品散佚严重，只有当时的人才能看得比较完全，“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他采取的是“信古”的态度。 另一个办法是把这一类的问题打包挂起，存而不论，以待后贤，特别是等待新材料的出现，以及理论武器的更新。既然“当时人之批评”的根据现在无从详悉，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必须注意的只是不必急于否定它。同样的，对叶梦得那样的疑古意见，也不必断然否定。多几种看法怕什么。 二 以上是多年前我的一则笔记，因为未能在实际上将其事推向前进，便一直束之高阁。令人十分高兴的是，近来读到范子烨先生的大著《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才知道事情已经大有进境。 范书的要旨在于重新分析陶诗名篇《拟古》与《止酒》，其主要理论武器则是西方现代文评的中的“互文性”学说，切入点却在钟嵘《诗品》对陶渊明品评；钟嵘评陶渊明“其源出于应璩”这样的提法，乃是中国古人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历史批评法”或“推源溯流”法，正可以同新出现的西方“互文性”理论相通。范子烨先生写道： 所谓“互文性”是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不是自足的，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杰拉尔德·普林斯在其《叙事学词典》中对“互文性”下了一个更为清楚易懂的定义：“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涉、互动看作是文学与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主要强调在文际关系中发掘和解读作品的意义。 ……克里斯蒂娃的弟子吉拉尔·热奈特在1982年出版的《羊皮纸，二级文学》作为有关互文性问题的权威性著作，以其清晰的理论建构极大地推动了互文性研究……热奈特提出的“底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萨莫瓦约也说：“一篇文本几乎总是涵盖着另一篇文本，有着一篇底文。”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底文”的原意是语篇，我们将它延伸到语段、语句乃至词语。（第8～11页） 从这样扩大化的“互文性”见地出发，应璩作品之为陶渊明诗之“底文”的范围也就大为扩大了，不仅有诗篇、诗句，还有他诗文中的许多词语。 除了从“互文性”的角度考虑陶渊明与应璩的关系之外，范子烨先生还细致地考察汝南应氏、浔阳陶氏和颍川钟氏的历史渊源，三家的祖先曾经有过各色各样的联系，这样的家族史因素应当也是钟嵘评陶以为其源出于应璩的部分原因。这样的分析是发人深省的。虽然中古时代诸大家族之间历史上的种种联系是否会在钟嵘发表其诗歌评论时发挥作用不无有可疑之处，极其辽阔的“底文”概念也可能使得“互文性”具有星汉灿烂那样的无边无际，但就扩大思考的范围和深度而言，显然是有益的。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手段总得与时俱进，不宜原地踏足。 谈论钟嵘《诗品》对陶渊明的品评不过是《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一书的引子，该书的主体内容是研究陶渊明的《拟古》与《止酒》，而采用的方法正是“互文性”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过修正的扩大化了的“互文性”理论。欧洲学者讲“互文性”完全着眼于内容，范子烨先生讲“互文性”则兼顾形式，他研究《止酒》，就将这首体制特别的诗同先前著名的民歌《江南》联系起来，又博引此前此后的种种文本，得出一系列新鲜而有说服力的结论，令人拍案称快。他研究《拟古》九首，更得出一个前无古人、惊世骇俗的结论说：“这组诗乃是陶渊明用曹植的口吻、眼光与心态来叙述、观照曹植的生活和思想，用曹植的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来表现、刻画曹植的心态、思想和经历”（第67～68页）。这样的新见我还需要再好好消化一下。 取新以释古，意义重大，发人深思。这样大有意思的新书，现在并不多见。 我对“互文性”理论所知甚少；但据拉曼·塞尔登所说，“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从一个更为激进的视点向‘传统’与‘影响’等观念提出了挑战。她提出的‘互文性’概念是向主体的稳定性提出质疑的含义更为宽泛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一部分。她把‘互文性’定义为符号系统的互换，她不是在‘陈旧的’、‘渊源研究’的意义上界定互文性，而是把互文性当成了超那种致力于‘引经据典’或‘运用渊源’的理性控制的符号过程的一部分……在传统文学批评看来，她的方法存在的问题是：这门学科常见的范畴如‘文学作品’、‘传统’、‘作者’、‘渊源’等几乎无法存在下去了。”（《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页）范先生所用的方法基本上还是渊源研究，只是在传统的办法之上有所更新，便已经大有进境，令人刮目相看；如果纯用“互文性视域”，那将更有进一步天翻地覆的变化。范先生不那么激进，只取其可用者而用之，并根据国情适当加以改造，这样来取新以释古非常之好，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