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苏辙自己所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他拿自己的文章与哥哥苏轼相比，苏子瞻的文章奇特，而自己的文章不过平稳罢了。苏轼的散文以奇特著称，而苏辙的散文以稳健见长。“稳”，即冲和、淡泊。但平稳决不是平铺直叙。《上书》这篇文章就是在平稳中有波折，淡泊中见深邃。
    先来看这篇文章在承接、转折的地方，以突接、暗接为多。课文第一段论说“养气”，第二段怎样承接？开头写“辙生十有九年矣。”离开了第一段的意思，宕开一笔，承接的非常突然。意思好像与上面无关，但读到后面，“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我们才明白，这部分是谈自己的阅历，与第一段说司马迁“周游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原来有着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再看第三段开头，“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好像又在另辟蹊径，重新开头，转而谈另一个问题。但当我们读下去，读到“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这句时，才知作者所说的“志其大”与第二段里的“以知天地之广大”是一脉相承的。到第四段说自己“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这也无非从反面表明“志其大”的一种胸襟、抱负而已。与“志其大”联系，还是一种暗转形式，作了暗转处理。所以我们在看这篇文章在承接和暗转的地方，往往是突进和暗转的关系。这样就使文章呈现出跌宕、挫折的风格。
    其次还可看到行文往往多从正面来论述，用的是一种顺笔，但有时又从反面来反激一句，如第一段中，孟子、司马迁的例子，是在正面说明观点之后，写了一个反问句“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第三段也是从反面提出问题，“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且多而何为？”这样顺笔与逆笔相间、相济，就使行文有了起伏变化，也造成了文势的顿挫、跌宕。
    再次在行文中还能看到有纵有收。“纵”，放开。如第二段写“奇闻壮观”“过秦汉之故都……而后之文章聚乎此也。”这段写的铺张、浩瀚，尽情挥洒，这是放开。而当收缩的时候，作者怎样写？如第三段中“辙之来，于山见……于人见欧阳公”三句，一起收卷，犹势如破竹。落到最后一句“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就像悬崖崩石，骤然发作，非常有力。因此刘西载在《艺概》里称苏辙文章“一波三折”，很有道理。
    其次，讨论一下作为苏辙的文学观的重要组成方面——“养气说”，应当怎样认识？
    在我国古代是把修养与养气同等看待、相提并论的。他们在论及写作修养时，提出了“养气说”，即“文”与“气”的关系说。“气”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构成世界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在人身上的“气”，则是人的生命力量的源泉。用今人观点看，它可视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可以视为知识、水平的多少、高低。
     “养气”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一是内心修养(内养)，二是外在阅历(外济)；内养在读书，外济在远游，即古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读破万卷书，行走万里路”。
    
     先哲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傲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他善于修养自己的广大之气。集义养气是孟子的本领。孟子所谓气，既指体气，也指气势、正义感。他接着说：“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所说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即儒家的以伦理道德为内涵的思想修养，是“配义与道”而获得的“浩然之气”。“气”是由道德修养积累而产生的。他认为这种“气”至大、至刚，是充斥天地之间的。他的“知言养气”说，强调了“养气”才能“知言”，言辞完全是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化形式。不过孟子的这些观点多是从思想修养方面来谈的，还没有涉及到文章写作问题。到了魏晋时期，曹丕最早把“气”与写作联系起来，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而致。”这里的“气”是指人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清浊有体”是指气有阳刚、阴柔之分。由于有阴阳之别故形成个性气质的不同。曹丕在当时虽看到了文与气的关系，但他却把“气”看成是先天就有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正因为是天赋的，所以不可“力强而致”。这与后天养气是相背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设专章论述“养气”问题，并把“养气”概念作为理论问题专门探讨。他强调“素气资养”，强调“养气”对艺术构思的重要作用，心和气畅才能使文思开通。“意得则由舒怀以命笔，埋伏则投笔以卷怀”。这是说等文思酝酿成熟之后再动笔。写不出时不要强行写，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在《体性》篇还指出：“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这是说文章就是人的内在气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内在气质总是具有个性特征的，和作家的身世遭遇、学识、品德分不开。这些必然反映到作品中来，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到了唐代韩愈，他在曹丕“文以气为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气盛”“文宜”的观点。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者皆宜”，“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韩愈这里所说的“气”，就不单指人的精神气质，而是指构成文章内在的一种气势；行仁义就是集义，集义才能养气。由于文章的气势充沛，即“气盛”就可调节文句的长短、声调的抑扬变化。到宋代苏辙，他针对曹丕气“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尉书》)苏辙明确指出了文章是由“气”形成的，强调了写作者的外在阅历，强调了“养气”对写作的作用。这种重视后天学习、修养的观点，把写作与参加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看法，应该说这是苏辙在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养气说”不仅指出了养气与写作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进一步指出，人的气质是可以通过修养来取得的；写文章不是单纯靠写作知识、写作技巧就可以解决的；文章是作者气质所表现的形式。我们从古人“养气说”可知，不论是思想修养也好，精神气质也好，还是文章的内在气势也好，都涉及到了作为一名作家、写作者的修养问题。
     我们知道，作者的为人与作品的艺术风格是相关的。一篇文章的独特意境往往存在于人的独特风格之中，而风格的独特，就是个性化的创作方法(审美方法)。它与作者的精神气质、思想感情、艺术修养是相联系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迎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司马氏在这里指出屈原作品之“文”“辞”特征，都是由屈原个人的“志”“行”所决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指出：“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稚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ｓｈｕ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刘勰对这十二位作家的艺术风格作了分析，他们之所以不同，都是来自其创作个性的。我国清代
    性灵派代表袁枚说：“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艮用之病多，孔子所以‘无固’、‘无我’也。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随园诗话》)古今中外文人所论述的创作中要有“自我”问题，就是要有创作个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须知，个性风格是来自个人修养、个性修养的。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个作家如果脱离了社会生活实践,那他的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不仅如此，丰富的生活阅历，往往会促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和生活激情，并通过陶冶性情，来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古今中外一些杰出的人物，都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经历、修养对作学问、搞创作的作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从二十五岁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漫游了大半个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从二十岁起，就开始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他们接触到了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祖国的壮丽河山，同时也充实了生活，扩充了眼界。丰富生活阅历，从外在“养气”，这也是写作成功之妙绝。
     “古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清代邵长衡：《与魏叔子论文书》)读书深，才能养气足；多读书，才能养其气，这是讲的内心修养。“内有养而外有济”。(郑板桥：《与江宾谷、江禹九书》)内与外结合起来，思想修养，艺术涵养和生活阅历、宽广的知识面结合起来，再加上一定的写作技巧，由于“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上枢密韩太尉》)“气”养足了，虽不是有意去作文章，那它也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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