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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近年在国内兴起的文化批评，不仅已渗透进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类人文社会学科，而且也逐渐占据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之主导方面，呈现出替代既定文学研究的态势。从经济对文化和文学的制约向度来看，从全球化思潮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推动来看，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的拓展。然而对一种新事物出现的理解性态度，不等于我们就承认其合理性，也不等于目前以西方文化批评为主导的文化批评，能够面对和解决中国当代迫在眉睫的文化与文学问题。因为纵观20世纪中国学术史，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时期不是为新出现的思潮叫好并积极参与的，也几乎没有一个时期我们不是对过去了的文化与文学思潮进行反思的。这种鲁迅先生早已洞察的“轮回”现象，很可能也同样制约着中国当代学人对文化批评的追随，并形成将来我们或许还会自我反思的死角。仅仅就此而言，我们就不能对当前的文化批评抱似乎乐观的态度。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切入文化批评在今天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所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消解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核心命题，便是“文学独立”。“文学 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之要求，成为“人本”向“文本”的逻辑 延伸，体现出文化对文学的推动，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告别“文以载道”传统、寻求自己 独立形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 尽管一百年，中国学人总是以西方独立的文学性质和形态为参照，或提出“为艺术而艺 术”、“创作自由”的现代主张，或以“文学主体论”、“艺术形式本体论”等西方现 代的文学独立观念为依托，从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但这种努力本身，近 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 形态之积累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一百年的文学独立之试验，在今天刚刚逼近“什么是中国式的文学独立 ”、“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中国文学经典的独立意味着什么”这些关键问题 ，并且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为艺术而艺术”是否等于“文学独立”、“创作自由”是 否等于“文学独立”、“中国艺术本体”是否等于“形式本体”、“主体论”和“主体 间性”是否适合用来把握被“六经”已注好了的“我们”、“私人化”是否适合用来涵 盖中国现阶段正在生长的“个体期待”的时候……悄然兴起而逐渐蔓延的文化批评，便 再次遮蔽了上述努力。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 ，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比如有学者说：“文学成 就”这个标准的运用，已经历史地被非文学的标准打破了。这些非文学的标准包括民族 、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人们论述最多的一些问题”[1]，这显然是对米勒的“撇开 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2]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观点的应 合。如此，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著作来读，或把哲学著作当作文学著作来读，便成为今 天文化批评的基本趋势。虽然今天的文化批评在内容上与过去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有所区 别，但这种区别主要是时代内容变化产生的区别，而不是文学与非文学关系的变化。虽 然审美日常化、艺术生活化、视觉化，已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与艺术发展的一种当代现象 ，消解了过去由美学家们和艺术家们所独占的领域，似乎宣告“人人都是艺术家”时代 的到来，但这并没有改变艺术(形象性)与非艺术(概念性)的区别，也没有改变好艺术( 经典)与坏艺术(模仿)的区别。于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便是： 如果超越、封闭于现实内容的西方艺术本体论和形式论，经过新潮文学的试验，已暴露 出不适合中国文化艺术亲和现实的症结，那么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建设就不能步西方文论 之后尘，而应该从中国文学经典中去寻求中国文学独立的品格，并探寻这种品格发展的 现代形态。 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和独立性问题，不一定是西方式的“对抗”和“超越” 于现实的，而很可能是“亲和”现实又能“穿越”现实的；中国文学和作家的独立性问 题，不一定是游离于现实政治的另一种政治性和审美性的“对抗”阶层，而是一种在现 实政治中以自己的创造性穿越现实束缚的力量。因此我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关于“文学独 立性、本体性”的观点，是一种穿越现实的“张力性存在”，而不是拒绝、对抗现实的 “形式性存在”或“实体性存在”。由此，中国文学的本体性、独立性和审美性，就应 该具备不同于西方的思维形态。而这样一类问题，无疑已被铺天盖地的“文化批评”所 遗忘。于是，我们关于“文学”的记忆，就是形式、技巧、形象、叙事、人物、情节这 些属于“表达层面”的知识，而作品更为深广的内容，则被认为是“文化批评”所关心 的问题。由于我们落入将文学与文化对立的思维窠臼，一旦文化问题成为我们时代的主 要问题，我们就会干脆越过或无视“表达”而直接指向内容本身。思维方式既然已被如 此固定，我们也就很难去这样设想：过去中国文学的非独立性，是因为对意识形态的依 附所致，而今天文学的非独立性，一方面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被意识形态制约的格局所 致(即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某种程度上就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新现实)，另一方面也因为 没有改变文学对商业利益、生存快乐时尚的依附所致——文学从专业化到生活化、从文 学化到图像化，只是文学的当代生存现象，但并没有改变文学突破这种依附实现自身品 格的“文化性”要求——即文字化时代和图像化时代均有好作品和坏作品。而这种在优 秀的文字作品和优秀的图像艺术中均存在的品格，就是中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忽略、而在 今天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中国式的文学独立性或本体论”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西方 是从消解文学的“超越现实的形式独立”来从事当代文化批评，中国恰恰应该是从培养 文学“穿越现实的品格独立”来进行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同样应该存在这种因文化特 性的区别而导致的差异。否则，中国学人的“文以载道”思维定势 ，就会又一次戴上所谓后现代之文化批评的时髦面具，落入传统的“变器不变道”之窠 臼而不自觉。 问题二：当前文化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之遮蔽 众所周知，当前出现在各类报刊上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其基本内容是民族、国家 、种族、性别、身份、阶级等西方当代文化语境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场，使得 西方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带有强烈的政治权力色彩。虽然“政治”在萨义德那里已经做了 “社会化”而不是狭义的“官方化”的解释[3]，从而对我们拓展狭义的政治观念不无启示，但上述研究内容的 出现，显然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政治权力“文化化”的发展相关。因此文化研究是 一种考察各种存在形态的互动、制约关系的西方式视角的政治性研究。我不否认随着中 国加入WTO，媒体工业化、图像普遍化、艺术生活化、跨国公司普及化等经济和文化现 象的出现，会使中国社会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内容有呼应的一面，但我想说的是：在表面 相似或不太相似的社会现象背后，中国自己的文化问题被遮蔽了。这种遮蔽的第一个迹 象是：不少学者除了谈论西方文化批评，或者用中国现象验证西方文化批评，却很少对 中国的“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进行具体的文化分析实践，从而停留在“谈论文 化批评”的层次。这样也就会让人怀疑“种族、性别、阶级”是不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文 化问题。而少数进行文学文本实践的文化研究，要么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性讨论(如 屈原的自杀问题)[4]的延续，要么是文化消费主义遮蔽艺术深度分析的阐释与描述(如关于《大腕》的评价 )[5]，这说明目前的文化批评还处在各行其是、无的放矢的状态。这种遮蔽 的第二种情况是：由“法轮功”所暴露的中国当代人普遍的“心灵空虚”问题，由“晚 生代”小说的私人化写作所揭示的“中国个体何以可能”问题，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如何 处理利益正当、利益崇拜与超越利益的“伦理重建”问题，由非主体性和非人性的文化 传统对西方性别、种族、移民、阶级等文化范畴的“架空”，可能会使其背后隐藏着更 深刻的中国问题，等等，几乎从来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视野。 显然，面对中国文化自己的问题，或者由中国当代的文化问题来切入西方式的问题， 才是建立中国当代性文化批评的关键。首先，由“法轮功”暴露出的中国当代人普遍的 心灵和信仰危机问题，已经与五四的传统文化危机和西方理性主义解体后的精神迷茫有 本质的不同，而且在问题严重的程度上也远胜于后者——无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有知识 的、下岗的还是在岗的、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男的还是女的、老的还是少的，都有参 加“法轮功”组织的，这就说明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必须和文化大革命，和盲从、迷信 以及当代思想无力症等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所以它既不是倡导西方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可 以解决的，也不是宏扬中国传统道德可以解决的，其复杂性必须依靠中国当代思想的原 创才能解决，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建设问题。其次，由“晚生代”小说的“私 人化写作”所展示的边缘的、日常的、身体的、无责任感的“个人”，提出了一个“中 国现代个体如何可能”的文化建设问题。表面上看，文化批评更关心国家、民族的生存 性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主要就是一个“个体建设”的问题。因为我们是 像过去那样以虚弱的个人来换取一个表面强盛的国家，还是以个体优化来建设一个名副 其实的强国，是一个关键问题。面对这个问题，“西方霸权”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伪 问题”。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文化个体”如果真正强大，我们就根本不 会在乎西方国家是否搞“霸权”。杰姆逊不谈西方霸权我们就高兴，谈西方霸权我们就 愤怒，正好说明我们文化上的虚弱与贫困，亦即作为“文化个体”我们不能“独立”于 全球化之林。所以中国当代的国家问题，在文化上就是“中国个体成长壮大”的问题。 其中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个体不能走西方个人利益与权力至上的路，而应该将个人权力 、个人责任、个人心灵依托一并考虑，诞生中国自己的当代个体形象。而中国当代“国 家个体”的强大，也有赖于这样的个体所组成。再次，除移民、阶级等文化研究的内容 ，在中国目前还不是主要社会问题外，性别、种族在中国即便是存在问题的，也与西方 式的同类问题有重要区别——这个区别，才是我们的文化研究的重心所在。因为中国内 部的民族问题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是“两种性质”的民族问题——世界范围内的 种族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多元冲突的象征；而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因为政治一 体化的稳定，目前应该说还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问题。而性别问题或妇女解放问题，在 中国因为与“人的解放”与“人的重新理解”问题(包括主体建立、人性健康、人的尊 重等)[6]相关，或者至少必须与后者联系起来思考，所以它本身可以是一种视角，但还 难以构成问题……遗憾的是，由于目前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总体上是停留在时代现象 和生活现象的阐释与描绘上，所以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个案研究，均不同程度与上述中 国精神文化问题脱节。这至少是文化批评表面喧闹而没有实质性文化研究突破的原因之 一。 问题三：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史哲合一的理论创新文化之遗忘 应该说，文化批评是以跨学科的面目出现的，这既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均可以介 入文化批评，也使得文化批评的当下出现，具有一种调节过于分工精细的学科“专业化 ”的功能。文化批评的这种“泛学科”性质，本可以一方面涉及不同的人文学科共同关 心或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思维方式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 通过它鲜明的“问题意识”之介入，激活过于专业化、规范化、材料化和封闭化的现阶 段人文学术研究，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时代变化所要求的理论创新接轨。更重要的是 ：中国当前的文化创造性期待，也有理由向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提出这样的要求。然而 遗憾的是：当前文化批评由于一出场就受制于西方后现代消解思潮的制约，其“非建设 性”品格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当代文化重建的思想要求错位了，从而使它的“哲学替代文 学”、“生活替代文学”、“图像替代文字”的思维，多少遮蔽了“文化理论创新派生 于哲学原理的创新”这一人类优秀的人文文化传统。 我的意思是说，由于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圣经》，东方文化的精髓在《易经》，所以 一定程度上文化的核心是在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展开的，又由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核心——儒、道哲学，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要求下，确实有一个思想和 价值重视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批评，不能满足于以中国社会现象验证西方 文化批评理论，而应该自觉承担起传统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当代改造工作——通过恢复文 、史、哲一体化的人文传统，在哲学基本理论上做既区别于传统、也区别于西方的原创 性努力，并由此带动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理论的创新(包括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 理论)。本来，这项文化思想建设的使命，首先应该由哲学专业的研究者来承担，但由 于哲学界目前主要是以既定哲学的阐释性研究为主要工作范式，从而一定程度上与哲学 最根本的精神——知识批判和思想创造有所脱节，所以对跨学科的文化批评提出这样的 要求，也属迫不得已。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独立的哲学专业，而 很多中国思想家就是跨学科的学者，这就使得文化批评利用自己面对现实和跨学科的优 势，可以弥补专业化的学者之不足。而近现代以降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王国维作为一个 很好的个案，就提供了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正的方面而言，王国维是以文学家 、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出场的，其重要理论创新也是在文艺理论上；然王国维自觉地突破 专业限制，对叔本华、康德等哲学颇有研究，又颇多史学文字，从而建立起他的文、史 、哲互动的文化研究结构，并产生了广泛的现代文化影响。就负的方面来说，王国维之 所以在哲学上有“可信但不可爱”的矛盾，说明他在哲学上总体上是依附叔本华的，还 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因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有“可信但不可爱”的矛盾的 。王国维的理论创新没有涉及到哲学上对叔本华的批判，其直接结果是他心灵依托始终 没有解决所导致的自杀，其间接结果，就是在文艺批评上留下《红楼梦评论》这样以西 方理论生硬解剖中国作品的痕迹。而王国维的心灵空缺的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 子乃至中国人的问题——我们可以因为民族救亡、国内战争、阶级斗争、改革开放而遮 蔽这个问题，但却不可回避人文精神讨论和“法轮功”现象将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暴露。 换句话就是说：由文化现代化所带来的中国当代人的心灵依托问题，从王国维开始就没 有解决好，到今天就更期待我们的解决。那就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原创性努力，是使我 们在思想文化上真正心灵安顿的关键。也可以说，因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近现代人 文主义之思想，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才使得“法轮功”等乘虚而入。 提出这个问题还意味着，由当前经济繁荣和享乐主义盛行所暴露的当代人心灵空虚问 题，会使王国维的问题在今天更加复杂化了。这就给今天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比五四时期 更难的理论要求——中国当代哲学既要突破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非理性哲学之束缚， 又要就中国当代人对欲望和利益的需求，给出不同于传统的解答，同时还要面对价值中 心解体的全球化境遇，对人的心灵提出个体筹划的理论与方法……而目前报刊和网络上 的各种文化研究——恕我寡闻——几乎没有以这个问题为探索和研究内容的。这就难免 要让人认为：现阶段的文化批评更多的是时尚批评，是社会怎样变化我就怎样变化的批 评。这种依附于时代的批评中国从来不缺乏——就像中国人很快可以接受西装和电脑一 样，它们能说明中国人的心灵文化与思想文化就因此产生重大变化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 吗? 而且，由于上述问题悬而未决，这就使时下学界和媒体共同张扬的“理论创新”问题 不仅落不到实处，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已经被混同无时不在也无时不有的“专业创新 ”，从而降低了理论创新“文、史、哲”一体化的原创品格。诸如中国近现代史不应该 从1848年开始是理论创新，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对传统意境论有所突破是理论创新， 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也是理论创新……以此类推，我们的不少“文艺理论”著作对 西方理论改头换面，便也可以称之为理论创新。我从不否定“专业创新”的意义，但当 下文化建设所要求的理论创新，是一种世界观层面上的理论原创的要求。因此，只有突 破“专业创新”的有限性，在哲学和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上有重大的突破，才是理论创 新的“当代性”要求。应该说，这个要求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涉及甚少，文化批评 也多少将其遮蔽。 问题四：当前文化批评的“现代性反思”与“中国式现代性”建设之错位 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将“现代性”定位在西方现代个人权利制度、自由主义精神 和市场经济扩张之上，并将福轲、詹明信、萨伊德、杰姆逊等“反现代性”，以及更早 一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反理性异化”，定位在对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界近几年曾有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我对这两派 学者的观点之所以均持保留看法，主要不是在于这两个称谓很难涵盖各自内部有差异的 看法，而在于这两派大都以西方理论为资源对“中国式现代性”问题的遮蔽—— 对“自由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现在进行时，以及由此产生的享受心理、个 人自足、多元主义及社会公正，都可以作为中国告别传统经济和文化体制的一个现代过 程获得某种肯定性评价，但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是否被传统体制工具化?西方的民主观 念是否适合没有“个人权利”的传统的中国?西方的法制观念如何与“合情才合理”的 中国碰撞后产生新质?却是一些更深刻的疑问，使得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的民主、自由、 法制、经济观念等进行中国式的改造。而对“新左派”而言，注意到河南南街村与苏南 乡镇企业所提出的“制度创新”的中国意义，警觉市场经济给中国人人文精神带来的消 解性冲击，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均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性 ”问题而得到肯定，但底层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是否真正做主过?如果做主 ，又是否仅仅是“民以食为天”意义上的主?过去的人文精神是否一直从属于中国人生 存危机意义上的“自由呼唤”、而从来没有真正触及心灵的独立存在?南街村的“集体 经济”是否是以抑制个体自由与发展为前提的?这些更深刻的疑问，同样使得“新左派 ”的言论有越过“现代性”的尊重个人、思想多元、利益正当等底线之嫌。这使得市场 经济以前的中国，虽然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但并不能作为诊治西方问题的 药方，否则，就很容易遮蔽了中国式现代性的两个重要的问题： 1 中国的现代性首先在理论上就没有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因为文化与政治差异，我们很 难说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可能是合理的，但我们诞生不出我们自己的自由理论，也说不出 以什么方式来保证它们实施的时候，我们的“不要”就是虚弱的抒情。所谓“新左派” 向传统社会主义寻找对抗资源，我以为多少是对这个问题的回避；而批评西方的自由理 念后不能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无效的文化批判——文化批评如果只能停留在说“不 ”而说不出什么是中国的“是”，我们就很可能怀疑这个“不”是否说得准确。比如阿 多诺们的“反工具理性”，在现代中国很可能就是一个“不准确”的问题。因为“工具 理性”在现代中国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功能，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中国式的对工具理性的 反思看法。也由于理论的贫乏让位给激情和感觉，这就必然使得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 经济体制、价值系统等，处在含混的未成型状态。比如我们就说不清我们是要轻视世俗 的人文精神，还是要尊重世俗的人文精神，如果是后者，又是何种内涵的人文精神?正 像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观念，才有了现行的“一国两制”的体制一样，由于 中国的现代体制与观念均还没有成型，文化批评对“现代性的反思”，除了只能重复阿 多诺、詹明信、杰姆逊等理论和提出有一个“中国问题”存在外，在“中国问题”是一 个“什么问题”上，其思想建设的贫困，就十分明显。 2 现代化要体现“中国性”，其批判基点不能建立在“拒绝西方现代性”上，而应该体 现在“穿越西方现代性”上。而“新左派”的基本立论，正是以传统社会主义的立场对 西方的拒绝。虽然我对历史发展是进步的观点持保留看法[7]，并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各有利弊，但发展 的要求是“当代自我确证”的要求。中国近则必须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舒适感上获得自 我确证，远则必须在全球化的现代格局中找到国家和文化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发展才 是硬道理”的意思是：我们既不能无视西方的发展，也不能以传统社会主义立场来获得 自我确证感。这意味着，“新左派”的文化批评只注意到中国传统人民民主、集体经济 、人文精神、纯洁美学对西方“拒绝”的一面，但没有注意到其对人的尊重、个人利益 、创造自我、健康人格等现代性的底线无视的一面，只注意到将自己的价值依托审美化 来设想克服西方资本主义之弊端，但没有注意到一旦将这种理想现实化，就面临着一个 如何与现代人的底线融汇的创造性问题。我虽然不赞同将西方的现代性无限扩大化，将 西方的“反现代性”也纳入到“现代性”之中，从而通过对后者的认同丧失我们对西方 文化独特的批判视角，但也更不赞同“我们传统的优势可以纠正西方的弊端”这种依赖 式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国真正的文化批判，应该是对西方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 传统的体制与人文观念同时予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说出我们的“是”。 问题五：当前文化批评在与文学批评结合上的思维盲点 除了上述问题外，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结合，可能是更多的文学批评家关注的焦点 。虽然也有不少文学批评家今天已经转化为文化批评家，不是单纯研究国家、社会、民 族等问题，就是从莎士比亚式的经典研究转为对肥皂剧的关注，而不再对探讨文学自身 的问题感兴趣，但对严肃认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而言，无视这种探讨很可能就是 对自己岗位和责任的又一次放弃——而守住自己的岗位，正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教训 之一。更重要的是：当代人越来越严重的心灵空虚问题，除了宗教可以有所触及外，剩 下的也就是文学可以承担其心灵依托了，因此舍弃专业去从事文化研究与通过自己的专 业去从事文化研究，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遗憾的是：在对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的理解上，当前理论界在思维方式上却存在 着如下局限：一是将文学批评等同于对作品叙事、修辞、人物性格等表现方法的研究， 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对作品文化性内容的分析，仿佛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研究已不是文学 批评可以胜任的了。这就不仅使“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再次对立，而且使当代文学 批评对文学内容的研究失去了文学的质地与弹性。于是，这样的割裂思维在遇见《英雄 》这样的作品时就会十分棘手：因为《英雄》中的文化意念是与其叙事方式密切相关、 互为促进的，单纯谈其技巧与单纯谈其意念都很牵强。二是将文学批评简单地理解为审 美批评，从而得出文化批评无关审美批评的结论。由于审美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哲学家 、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中也有审美现象，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其实只是审美批评之一种。在 我的否定主义理论中，审美批评就是研究人类文化和艺术活动中的创造现象，而非审美 批评就是研究其复制、模仿、认同等文化和艺术的创作现象，那么，审美批评在文学批 评和文化批评中就都可能存在，也都可能消失，审美批评就不是文学批评区别于文化批 评的标志。三是将文学批评理解为以阐释作品为目的，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将作品工具 化来服务文化目的，这就使得两者的结合永无可能，从而也就不可能看到：文学的自足 是作为弥补文化的缺陷的张力而存在的“文化现象”之一。还有学者干脆以“文学研究 应做些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8]来为自己不能解答文学研究做托词，于是，广 义的文学研究便也就包括了文化研究，自然也就不存在再需要打通的问题。 我以为，上述现象暴露出我们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打通上的思维方式之盲点。那就 是：文学中的全部文化性内容，如果被看作是对现实的文化内容的验证，便是“非文学 性的文化批评”，如果被看作是区别于现实文化内容的一种作家独特的存在力量，便是 “文学性的文化批评”，两者的区别包涵这样三层意思： 1.文学中的文化内容与文学以外的文学内容，其性质和意味均是不同的。《红楼梦》 里的林黛玉，不同于现实中的纯情弱女，整个红楼世界，因此也不同于明清之际的现实 世界——甚至也不是明清现实世界的象征。谁要将红楼世界与现实世界类比，或借红楼 世界来考察明清社会，那就是不重视文学特性的文化批评。也就是说，曹雪芹写《红楼 梦》，目的不是在反映明清文化，而是通过构筑一个自己的艺术性文化世界，与现实中 的明清文化形成反差。这种反差，用我的术语就是“本体性否定”关系，就是文学对文 化的“穿越”关系。2.“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常常是从时代的角度、文化特性的角度 切入不同的作品，提炼出共同的文化特性，因而常常忽略文学与文化的差异，更不用说 会忽略文学与文学的差异。比如“反封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文化性课题，“个 性独立”是由这一文化性课题派生出来的共同的文化观念，而“离家出走”则可以成为 一个“文化意象”，并可以概括子君、觉慧等文学人物形象，也可以概括赵树理的《小 二黑结婚》与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相当一部分作品，更可以概括王朔笔下的 《玩主》，但这种概括与我们把握作品不同的文化性内容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反封建 ”似乎也能概括《红楼梦》的基本文化内涵，概括“杜十娘”对夫权的反抗。3.“文学 性的文化研究”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是进入文学内在文化性世界的门槛。作品的形 式与技巧，只是文学内在世界派生出来的。静态的、分割式的研究文学的形式与技巧， 无助于作家产生自己的形式与技巧。所以对《英雄》这样的影片的文学性的文化研究， 就是要将作品的叙述方式看作是编导关于“英雄”的多重意念派生出来的一种形式，而 这种形式所产生的意境美，又强化了编导对“英雄”意念的一种不同于现实中常人对“ 英雄”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放弃”的英雄，确实可以看作是张艺谋以自己的文学性 理解“穿越”约定俗成的对“英雄”的文化性理解的过程。所以《英雄》的文学价值就 在于编导“诞生”了一种独特的关系化的意念。 [1] 见王逢振：《文化研究 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2] 见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 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见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 第13页，1999年版。 [4] 见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见尹鸿：《跨国制作、商业电影与消费文化：<大腕>的文化分析》，《当代电影 》，2002，1。 [6] 见拙文：《妇女解放·人的解放与表面问题》，《中华读书报》，2002，11 ，13。 [7]见拙著：《中国当代思 想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8]见王逢振：《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 》，《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原载：《山花》(贵阳)2003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