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文学界普遍忽视方法、忽视科学主义传统的时候，我们针对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踏上一条他人十分生疏而又特别重要的研究之路。对文学研究方法问题的研究正是我们在新时期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其中主要的论文篇目有：《文学研究要进行思维变革》(1986)、《论文学研究的思维变革》(1986)、《叩响紧闭的思维之门》(1987)、《“溯因法”和典型化》(1987)、《认同与发现》(1987)、《打开环状结构的秘密》(1988)、《研究逻辑、学术规范、知识增长》(1989)、《重视人文科学成果的评判标准》(1989)，等等。关于方法论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工作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历史上和当代学术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同行实际上是白白耗费了一生。在自然科学界，有意义的研究一定是领学科之先的研究，在人文科学界，我们没有理由拒斥这个标准，尽管它包含着特殊性。于是，职业的‘意义’就与‘学科之先’联系起来了。但是，什么是学科之先？人文科学可以找到公认的标准吗？至少在大陆学术界，对这个‘标准’的讨论和认定还处在‘手工作坊’或‘工场手工业’阶段。评判标准上的无序使青年学人深受其害。要命的是许多年轻的学人在没有正确的学术导向的情况下浪费着最富创造力的年华。”[1]提问是尖锐的，在思想模糊不清的90年代初期，人们的注意力还只是集中在资料表象对象性研究的层面上，对研究主体的反思远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那是一个充满着求知、探索和享受智慧的时期。那个时期，北京的学术界在反思和求索。我们无法忘记那段日子朋友间的彻夜长谈，那是一种求道的殉道者式的长谈。我们在问：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研究过程，有一门名为“科学哲学”的学科去关照，于是，形成了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科。人文科学也有同样的规律和建立一门反思性学科的可能吗？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时常争吵到凌晨，直至天明。这是柏拉图学院式的讨论，充满着享受智慧的乐趣。反驳我们的理由是：人文科学充满着价值因素，所以，客观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中国式的感悟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而我们所持的无法让自己放弃的理由是：无论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者都面对着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客观对象。自然科学家研究天体与文学研究家研究文学史虽然有区别，但并无绝对不同之处。有人一直误认为文学研究是一种形象思维或至少是一种模糊思维，或者根本不关注文学研究者主体的思维状态——他是如何面对材料得出结论的？途径？步骤？方法？逻辑形式？……关键是，它的整个过程有无规则可循？一句话，人文学科研究（以文学为例）有方法论吗[2]？这正是我们对这一问题思考关注的切入点。 研究文学的，广而言之是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成为我们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关注的问题。问题的起点不是来自本本，而是来自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存有1949年～1999年的主要论文剪报。当你以50年的线索去搜索某个专题研究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充满着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如果一个人一生就写了这些东西，那么，他视之为神圣的东西只不过是废纸几页而已！是我们这些人不聪明？智商低？当然不是。但是，再聪明的人当你面对一场杂乱无章的竞赛时，你可能既找不到跑道，也找不到终点，甚至找不到对手。这种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近来，《社会科学报》连续载文披露了学术研究领域的这种弊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学术界人士都痛感到目前学术研究存在的“不讲方法”、“缺少规范”的弊端。曾军与杨曾宪有过这样一场对话：“学术，要有‘学’有‘术’，引起大家重视和讨论的都是‘术’的规范问题。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应是体现学术生命本质的‘学’的规范。相对‘术’的规范来说，‘学’的规范应算是元规范，它不是一个技术操作规范问题（比如如何征引注释等等），而是一个学问更新或理论创新问题。如果离开这些价值内涵，那么，无论是怎样的‘皇皇巨著’、‘世纪经典’，或是怎样的重点课题、重奖成果，都没有学术价值，统统是泡沫学术。因此，我认为真正危及学术生命且难以根除的宿疾，恰恰是泡沫学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泡沫学术往往是打着学术旗号扼杀学术，打着学术规范幌子践踏规范。泡沫学术在完成它的晋职获奖彰显名声或其他学术功能之后，很快就变成学术垃圾，既无益于学术，更无益于社会；泡沫学术本质上是反学术的”，“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泡沫学术，是学术打假打不掉的，也是一般学术规范约束不了的，而且，由于其曾获得很高学术奖项，其‘带头人’，此前已是或其后更是著名博导、学界权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着、蔓延着，堂而皇之地成为学术正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学术规范建设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为这种合规范的非学术，正在吞噬掉真正的学术！”[3]。平心而论，这种抨击是理性的，是中国学术发展紧迫需要的。造成学术泡沫的根本原因，除了现行体制性问题外，研究方法的混乱和无序，当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方法被根本漠视时，人文研究的发展必将成为空谈。中国传统的研究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大多数研究的状况是“考据”而不是理论发现，体悟式的研究方法成为主流。在这种研究状态下，学术界将成为无序工作的混乱之地，这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 归纳起来，我们企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大量汲取科学哲学的理念并力图打通其与人文科学的关系；(2)提出以“发现、溯因”为核心概念的思维方法并运用于文学批评；(3)在美学原理研究上进行方法论实验，在美学史研究上使用还原方法。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它们之间有什么类似，则是许多人不予考虑的。正是这种不予考虑，使我们的人文研究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便使我们想到了工具意义上的研究逻辑问题。于是，亚里士多德、培根、科恩、卡西尔、伽达默尔，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在人文科学界，从研究的最高层次而言，惟有操作方式的明晰化与它的不断递进，才真正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正常的学术规范才可能建立起来。当然，发现新材料也是一种知识递进的工作，而且是极重要的工作。就中国学术研究而言，我们的研究人口这么多（研究所和各类各级高校），人人都有机会去发现新材料是不可能的。因此，将重心放在“研究”上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建立研究的学术规范仍是我们无法绕过的难题。 人文研究的方法现状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中采用的是传统的归纳法和综合法，亦即从生活中搜集概括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不可靠，不仅在于实例在事实上是无法穷尽的，谁也不能保证在你的归纳之外再无其他例证存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归纳法事实上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4]。例如，“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结论是归纳了许许多多天鹅的颜色得出得，但澳洲却发现了黑天鹅。普通归纳法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但目前人文学者使用的几乎都是这种方法。承认在人文研究和创作中使用一般归纳法，这是一个苦涩的事实。它说明了：第一，人文研究还是有方法的，这种方法是可以被描述，因此，也是可以被批评的；第二，人文研究的方法在超越了归纳逻辑之后，可能是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可能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类的思维方式有共同性，思维方式是可以相通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科学哲学所提供的启示，可以作为人文研究的借鉴。那种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之间有截然不同方法的观点，对人文科学而言是有害的。只有从思维科学的角度去谈论方法，才可能找到人文研究的方法论出路。 在方法论问题上，我们从一般方法论的要求出发，提出人文研究中的“溯因法”和“发现原则”。作为方法论，首先针对的是传统文学创作中导致公式化倾向所包含的方法论弊端。大量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仍是这样，不过不再是过去常常出现的政治概念化），一定有某种思维方式作为基础。文学界，特别是文艺理论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长期以来，我们采用的正是传统的归纳法和综合法，亦即从生活中搜集实例加以综合概括的方法，并以这种方法来塑造人物构思作品。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并不能完成文学作品真正的任务，究其原因，其思维方式的“材料＋主题＋归纳方法”的模式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用“溯因法”来代替归纳思维，以改观文学创作的面貌。所谓“溯因法”，是古希腊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它的重要内容是：观察到某些令人惊异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上设想一种新理论、新思想的可能性、新规律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惊奇的现象说明在原先的理论框架之外，还有另一种理论的存在，从而可以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在文学创作上适用“溯因法”意味着：对生活中奇异状态的关注，去发现那些令人惊异的富有特征的事件和命运。这种方法把发现放在第一位，要求作家向着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生活，去倾心体察和感受，从而发现特例，使它成为艺术创造的无穷资源。由此我们又触及到了对当代批评方法的批评。我们认为，变认同的批评为发现的批评是批评界的迫切任务。认同不告诉你什么新鲜东西，但是发现却要大动脑筋，特别是发现到作家和任何人都未发现到的。然而，不是所有作者都是能去发现的。这样的作品才使批评家具有如此权威：不用独特的方式，不用丰厚的理论，就无法认清它。只有在这时，作家与批评家才是平起平坐的，才是精神互补的。有的作品不能发现，是因为它不需要发现。一些反映当代改革的作品，主题之显明、立意之清楚、要表达的意向之明确，使它不仅不要批评家，甚至连阅读过程也不需要了。但是，成功的创作却使你欣喜万分，它充满了多层次的复杂涵义，在各种细节的交迭汇合中，显现着某种意向，作品深厚的包容量使批评家有了自由驰骋的天地。 我们总习惯于归纳——理论家使用概念来归纳，作家用形象来归纳，证明某一意念和观点。归纳是有方向的，而且一定有方向。不少作品直、露、浅，是作家本人意念的直、露、浅。作家要告诉人们什么，尽在言语中了。这种作家期待的批评也是对它的意念的认同和阐述，是获取同意和响应的心理期待。 不能不指出，文学和其他艺术中创作的一大弊病是让必然性的恶魔肆意横行。一个人物的出场、一个动作的设计，乃至一段对话，都是精心围绕主题设计的。人物不是自己在行动，而是按照导演、作家的设计在行动，仿佛在参与导演、作家的构思。重视偶然，因为生活被偶然所包涵，丢弃偶然，必然也不存在了。艺术要描绘的恰恰就是现象上是偶然构成的总体。当然，这是相关的偶然，加入一定情景的偶然。最可怕的失却偶然性的是语言。现在很多作品（特别是电影、电视剧）的语言是一种逻辑语言，也就是说，是经过了提炼，特定化的所谓的“艺术语言”。但语言的逻辑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在指向。如果它被人为地纳入规定情景中就成了可笑的人工产品。艺术语言应当是日常语言，一种有内核、有生活印记、有随意性的交际语言。但是，哪位艺术家敢实践一下，特别在银幕上呢？ 新方法论的选择抑或旧方法论的扬弃，都是内在的思维结构变化的标志。作为新方法的尝试的标志，是出版于1993年的《美的认知结构》。我用明晰的还原论方法，完成了一次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尝试。很显然，美学研究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人文主义的体验论倾向，在这点上，文学批评可以说身体力行，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学是人学，可以从中体味人生之真谛、历史之精髓、情操伦理之倾向。但中国文坛上的思潮走向和学科建设却不尽走这条道路。当问题上升到研究，上升到理论建树时，人文主义倾向也遇到了一个理论组建问题，遇到一个思维定势的再现问题。另一种是科学主义方向，在这一点上，批评自觉地选择理论参照，以承认客观真理，承认语言外壳下的社会—情感内涵可揭示为前提。当这两种倾向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交汇时，中国文人的哲学失落和思维结构的陈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种弊病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倾向。据观察，在学术界中种种不同观点的提出并自以为有理的依据是：(1)根据经典。过去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现在是海德格尔如何如何说。(2)根据社会需要。如在组成美学的诸因素中，主观、客观这两个被宠坏了的字眼总是轮流登上中国文坛。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时候，“客观”登台；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主观”出场。(3)根据经验。特别是根据个人或小团体接触到的有限的材料。如研究郁达夫，可以根据这些材料把他说成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又可以根据那些材料把他列为颓废的虚无主义者。(4)根据个人的好恶（包括政治立场、社会阅历），抬举某某倾向，抨击某某问题。如此道来，我们的一个前提是：美学研究是科学吗？回答是肯定的。研究者们把握着物化了的意识对象，将它分析、讨论、提炼、总结。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美学远没有达到一门科学所要求的水准，随意性非常之大。减少美学（包括一些人文学研究）的随意性，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旧的思维模式和定势，依然令人窒息地，或自慰自娱地支配着活生生的人。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自律现象，在内心自封闭的系统中，它消解了外来的震动，而变得万古不移似的稳固。我们面临的精神遗产是几十本美学原理著作，但这些著作渗透着旧的方法论的重复。在美学原理的研究上，传统研究都呈现板块结构，并从“美”的探讨出发来解构整个原理。显然，这种结构不仅是充满着内在矛盾的，而且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关于“美”是什么？是一个对象？还是一种体验？理论家们迄今仍在争论不休。这显然不是一个学科的起点。我们试图获得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的要害是寻找研究方法的原出发点，也即“发现方法”的原始对象的实在形式。在我们看来，美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人类的实有的某一种区别于宗教、实用的活动，这种活动，后人命名为“审美活动”。在理论发生以前，人类的审美实践早已存在，并且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美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它并不是纯粹抽象的，而是实证性。所以，寻求这个“对象”的确定性并且揭示它内在的结构，成为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美的认知结构》详尽地展开了美学研究对象的结构，在以不同于当代美学研究模式的情况下，展开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在此基础上，我在《美的认知结构》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审美思维结构四要素”、“美的客体－美感主题信息加工总流程”、“美的客体的质、量、度”、“主题的超越感（补偿律）”、“（图－语）双重编码”、“意向逻辑三要素”、“美的观念的具象与抽象”、“金字塔结构”、“评价中的情绪唤醒”、“‘专家组块’与美感的相似思维”、“（图－语）转换与语言反馈”、“美感的时空移位”、“美学研究的思维变革”等。从根本上讲，这是扬弃归纳法和诠释主义的结构，是在人文研究中增加科学性的必然成果。 重构中国美学史研究是我们另一个方法论实验。这种学术自信建立在对美学学科的新的认识之上。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是不成熟的，尽管关于美、关于美的艺术的讨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人们一直争论不休。19世纪德国学者提出美学是“Aesthetic”，即感性学，这种说法一直被沿用下来。直至今天，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审美经验，这是历史提供的一种可能性。但是，美学并不仅仅研究审美经验，它应当有更广泛的研究范围和更基础的构架理论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美学的理论著作不断被译介进来。据南京大学倪波、赵长林编的目录，20世纪以来，汉译外国美学、文艺学著作（不含译文），截至80年代中期，有700余种。20世纪最后的15年，美学、文艺学著作翻译过来的不会低于100种。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学者仅仅凭中文就可以阅读800余种国外的美学、文艺学著作。至今仍说资料不够，视野不宽，这大概只是一种不肯读书的托辞了。在这800余种的美学、文艺学著作中，像中国美学界热衷于写的“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如帕克的《美学原理》、托马斯·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丹纳的《艺术哲学》、列斐伏尔的《美学理论》等，绝大多数是对具体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描述、研究和分析。而他们的“美学原理”的构建，大多又是从一定的哲学体系出发的演绎。所以，在我们看来，美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其出发点仍无法在现有的这些成果中确立。所谓的学科出发点是一个无前提的前提，一种抛弃了任何体系的元点。如数学，就是研究数的关系的学科；伦理学，是研究人的伦理关系的学科。美学呢？传统的研究实践表明，大多数美学家见囿于习惯的出发点，局限于研究美、美感、艺术经验、美育等。于是，由这几块分割组合的“板块”构成了一部又一部美学专著。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既然关于什么是“美”还争论不休，那么，“美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怎么可能构成学科的基本出发点呢？对于这显而易见的悖论，中国学人不是看不到，而只是由于理论上的自卑以及缺乏独创性的勇气，不敢为天下先罢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家的“活动理论”开始进入中国。于是，美学界开始有了遮遮掩掩的尝试。开始是微小的呼喊（因为不是来自西方而有点自惭形秽），一片沉寂之中有人顽强地坚持，然后是小心翼翼地论证，有了“审美活动论”之类的著作出现。到现在，终于在很多高校的美学课堂上，“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构架，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关于美是主观的、客观的、实践的等争论，已成为学术史上的记载。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类先有“活动”而后才有各种理论、学说。人类先有审美活动，才有关于美、关于艺术的理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转向审美活动，这个在近十年间才完成、才被逐渐认可的美学研究出发点，算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美学的一份贡献吧！由此出发，我们构筑了美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出发点：活动。在我们看来，由审美活动的感性层面构成的有一定发展方向，总体特征具有某种统一性的审美趣味、习俗的总和，我们称之为“审美风尚”。审美风尚是一个时代审美理念的“风信标”，是一种“总体趣味”，是“大道无形”式的某种风格习俗。它既是可触摸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它可以，也应该成为美学学科描写、表述、研究的对象[5]。如果说，理论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相对确定，边界也较清楚的话，那么，“审美风尚”则相反，这是一个没有边际的对象。因此，要将审美风尚构成一部史，操作上的难度极大。也正是这个难度，令我们在准备过程中不断请教、研讨，并最终形成一套想法。当然，在写作方式上对我们最富启示意义的是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这位享有盛名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将历史画卷多层次地、形象地、多角度地展示给我们。他所主张的“整体的历史”观点，强调了历史“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实践在历史学领域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这种写作，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写作以事件与人物为主线的方法，勾画了一个立体的、多维的生活世界，回归了历史为生活代言的本质功能。 这种构思的首要意义在于方法论的变换。这仍是“寻找美学研究的元出发点”问题。就美学史而言，其“元出发点”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史。这是实证的、不可替代的、包容解释的多样性而不是自身的歧义性的对象。我们的美学史多是指狭义的美学理论史。这种美学史表达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程度，其最为完善的整体性的表达是与西方哲学史相伴的西方美学史。从柏拉图一直到近现代的美学大师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无不以丰富复杂的理论体系表达了思想家对人类审美活动的理论思考。当然，这种美学史构成了鲜明的发展脉络，其理论范型的结构既独特，又互相关联，形成了已有的美学史的基本框架。另一部分是直接描绘人类的审美活动的，如专题性质的艺术史、部门美术史。可惜，迄今为止没有一部著作是专门地综合性地描绘和分析人类的这种直接审美活动的，这种空白正好是本书要填补的。 对以往美学史研究的不满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可惜迟迟没有成为学术界的具体行动。有人虽提出了“大美学”概念，但仅仅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而，这种假设是有道理的，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个实证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主体性活动。就这个活动本身而言，它的实践品格是第一位的，同时，它的实践与对这种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不可分割的。可是，长久以来我们的文人学士，只是对见诸文字的经验性的总结给以重视，而对于活生生的发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审美事实，却往往是视而不见。比如，中国的陶瓷艺术闻名世界，但陶瓷美学史却无人去写。宋瓷的精美与宋代其他精美的艺术样式一样，构成了宋代审美风尚的特征。而一个朝代之中，早、中、晚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明早期青花瓷，以永乐、宣德朝为代表，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厚，青花色泽浓丽。而明代中晚期，陶瓷艺术的造型、画风，与此有所不同，特别是民窑青花瓷上的人物画，与晚明画家陈老莲的风格相近，人物线条在挥洒自如之中凸现一定的变形，令人玩味无穷。这些活生生的审美活动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我们已有的美学理论，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归纳、总结、理论提升是很不够的。局部的、部门的研究的积累，使美学史研究的新的突破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或者说成为一种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任务的提出给美学史研究的范型突破提供了契机。 这种以审美活动的对象的美学史研究，构成了洋洋11卷、300万字的《华夏审美风尚史》，这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学术收获。 结论 上述两个板块，构成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理性建设和新方法论探求。放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来看，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是十分重要而且极为困难的。它关涉到一个创造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主题问题。谁能创造这种文化？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矛盾和内心深深的思虑。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的文化人格。真正的理论困惑来自精神生活的深处。当一个人拥有这么多问题的时候，那些肤浅的说教和“平和”显得狭隘和可笑。在知识界，我们遇到这样的荒唐已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软弱使自己的学术进程受到了无奈的阻挠。历史一次一次地让中国知识分子由于这种文化传统而付出代价。在80年代的各种学术沙龙和讨论中，各种激进的学术团体在讨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惟独缺少对形而上的终极关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已有足够的中文材料让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代新的知识分子了解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我们哪怕出现一个类似南斯拉夫的夏季学院，争论一下辩证唯物主义的命运也好啊！可是，涉及到这种“枯燥的”、“抽象的”、“空洞的”理论争鸣时，争议倒是十分小的。对不少人来讲，所有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我们只是在温习一下现有的结论而已。精神生活的真正悲剧就在这里！而要克服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对20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进程，特别是50年代以来的自然科学进行了解。一种在理想意义上科学的信仰系统的确立与自然科学发展密切相关。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家、杰出的人文学者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对自然科学的关心和对它的进程的了解。到18、19世纪，不少哲学家就是数学家。古典主义哲学家布瓦洛说过，我们惟一钻研的就该是自然，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可惜在中国人文传统中，缺少的恰恰是这条线索，这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传统的“文人”、“学者”，而不是思想者。辩证唯物主义，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面前，它能为自己辩护成功吗？有人轻蔑地嘲笑它，认为这是已经过时的“本质主义”。说这样的话，不过是承认了一个局部的现实：当代西方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所造成的一个现实。但这是局部的现实，然而这个现实是极具尖锐性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苏联时代的变化后，在相当的层面上教条化了，并在实践中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危机是双重的：一是实践理论上的偏误，以致造成现实性社会后果；二是哲学与经济学理论上的偏误造成的危机。像以下问题在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程中是没有位置的：物理世界并非总是两点的；无限可以有界，有限可以无界；物质不灭并非普适；没有时间的存在；有生于无和第一推动；自由意志的根据……很难想象，不给这些问题一个回答将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综观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过多的政治热情和现实关怀掩盖了对长远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的思考。这一方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又是传统的文化危机的一个显现。我们只能用坦然的心情来承认这个现实，并给这个现实以合理的解释。但是，知识界的许多人并不对自己远离形而上感到难堪，并没有对这个传统中的危机有深切的感受。他们感受的80年代的困惑是政治困惑而不是哲学困惑，所感受的文化危机是策略性的而不是生存性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80年代中国思想界企图突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框架，然而又无力建设起合理的新框架的一些思想界人物。其中最要害的问题是这些企图创建的知识分子无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哲学立足点。从本质上讲，他们是一些现实的信仰主义者，而不是寻根究底的哲人。存在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问题是共同的，这是一个谁也无法逃避的罗网，谁也无法跨越的门槛。除了本体论的困惑以外，我们认为，思维方式上的困惑更令人担忧。知识界往往认识不到这场危机。当前的一些名流，仍以写旧文人式的文章为本、为荣，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现代逻辑学、方法论、思维科学、科学发现、认知科学，都不在这些作者的视野之中。我们的强烈感受就是要突破这个现实的“百慕大三角”。我们遭到的质问和反驳迫使我们思考自己所提问题的合法性。大致上讲，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强调当前思维格局的“经验型”会使人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圈套。也就是说，如果承认在思维方式上西方先进中国落后，我们会非常不情愿，并且与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相违背。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主张应当而且可以建立“东方话语”。第二个问题是，人文科学的特殊性问题。有人强烈地排斥自然科学方法论，包括科学哲学所提供的参照。这种主张在传统学术界影响很大。上述两个问题的解答是有的，如承认我们目前所处的经验型状态，只是没有深刻地挖掘传统的结果——这种解释行不行呢？能不能自圆其说呢？第二个责问我们是非常想反驳的。我们正是一贯漠视或缺乏科学精神，才造成了目前这种局面。面对不同的研究材料，我们持有相似的思维要求和逻辑，我们无法逃避这个宿命。 雄心勃勃的思维变革计划和构想——这在中国的人文学界是一个天方夜谭式话题，这与本体论的困惑交织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多么沉重啊！在一个缺少或几乎没有制度式宗教传统的国家里，一群知识分子追问生存的价值、意义、思想的逻辑，以及种种相关的问题，几乎是一种为民族代言的使命。 谁能担当起这样一种牺牲式的使命呢？凡是怀有这种追求的知识分子，都是有宗教情结的人，或者说，是一些有强烈的精神渴求的人。他们注定只是一小部分。谁能承担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呢？对自己严酷到几乎不近人性的自我逼问，使任何肤浅的研究黯然失色。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悖论：历史提出了任务，却没有提供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人。请看关于“后红卫兵”的分析。“红卫兵”是“文革”中狂热的政治热情的产物。它在精神层面上标志着“彻底造反”以及在理想主义召唤下的政治关切。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产物和由历史呼唤出来的这种热情，它本来该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然而，上世纪80年代文化运动中的一支相当重要的队伍，不幸正是由这批“红卫兵”构成的。各种机遇使上山下乡的这一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进入大学和研究生学习，然后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舞台上大放光彩。无论在学术上、文化上还是在艺术创作上，他们的先锋性、前沿性、开创性都是非常耀眼的。80年代的文化是批判的文化、突破的文化、呼唤的文化，由当年的“红卫兵”这一代人来承担，再恰当不过了。这仿佛是在一个人生命走向成熟前的一次洗礼，是青春誓约的一次重演——不过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思想文化上，它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幻想破灭后的产物。看看这段时期的各种作品——无论它们是以庄重的理论面孔出现还是由精妙的艺术语言表达的，情绪和思想几乎都选择了激烈的形式：反传统。艺术上的标新立异和文化思想上的开创新说，几乎成了铁的信条。然而，这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当时30岁左右“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总体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心理倾向和无法衔接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缺落，使他们在自己的文化实践上形成了一系列悖反的行为和思想模式。它们表现为：目光宏大的社会改革抱负与急功近利的创造动机；自以为是的救世主心态与无法介入社会主导的失落感；自我为中心的贵族化倾向与实践上关于人格平等的强烈呼唤；观念上放大了的政治意识与漠视技术的粗疏作风；坚定的反传统态度与多元选择中的摇摆立场……与“五四”相比，虽然这批“红卫兵”所具有的是一种更现代的眼光和对中国社会的更深刻的了解，然而，永远不及“五四”这一代人的是文化传承上的失落。“五四”时期的一批青年造反者，从学术和文化背景上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大师。所以，“五四”的反叛更具有文化创识精神。虽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失偏颇，但文化建设却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到30年代初，十余年间，文化学术界出现的名著数以百计。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1918)、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以及顾颉刚、钱玄同、鲁迅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创造活动，都标志着这个文化运动所具有的深邃的历史内涵。 相形见绌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舞台上，文化创造的高涨热情与苍白内涵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于从最高的意义讲缺少“文化精神”，80年代的一些大陆作家可以雄赳赳地宣称自己“除了看自己的作品外不看别的书”。到80年代末，一批“红卫兵”出身的批评家逐渐失却了指点江山的精神锐气。没有外在的干扰，就思想文化运动内在的发展而言，他们也走向了没落，无根的、无可奈何的没落，文化批评界戏称“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天”。叱咤风云一时的青年批评家夹带着无思想可依托的惶惶然和迷惑，不时地更换自己的旗号，根本形不成批评思想与批评流派。这种现象很好地说明了这一代人文化创造时的窘迫[6]。历史有时候是会开玩笑的。历史任务注定将会有人来承担，但并不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会有承担此种历史重担的人出现。我们期待中国学术界会有大的理论家出现，而这种目标的实现是靠一步一步解决问题来决定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希冀出现更多的追求问题的学者，关注根本性的问题并勇往直前。历史注定要留下他们的足迹，不管这种足迹是深是浅。 [1]许明：《研究逻辑、学术规范、知识增长》，载《轻拂那新理性的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2] 许明：《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新意识形态批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3] 杨曾宪、曾军：《难打，但一定要打》，《社会科学报》2003年5月29日。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6页。 [5]许明：《华夏审美风尚史·总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 许明：《人文视野中当代中国精神取向》，《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原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