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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不是一些人又趸来什么新鲜的“洋货色”，其实早不新鲜。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一些文化研究的论文论著，如威廉姆斯的著作《文化与社会》就已出版发行，但是却没有引起文艺学及文化领域学者的重视。当时笔者曾特别主张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要防止理论发展的“凌空一跃”，从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直接跃向读者反应和新历史批评，而应当补上文本中心研究这一中国文艺学最为欠缺的部分。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的实践活动已经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给予解说和回答。文化研究的出场是现实的需要、发展的需要、阐释的需要。 我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文艺学的学科发展时曾提出，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在每一学术转型、范式转换的特定时期，都必须重新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向哪里去”的问题，都必须进行学科史的梳理与再叩问。今天，当我们面对蓬勃发展的社会转型，我们必须再次回答：文化研究是什么？ 一、文化研究是什么？ 文化研究如詹姆逊所言是一种“后学科”。是一种开放的，适应当代多元范式的时代要求并与之配伍的超学科、超学术、超理论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1] 寻找文化研究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自律性”是徒劳无益的，而把文化研究的理论指向归结为总体性也是不恰当的。的确，文化研究论者中确有人有这种倾向，但可以确定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后学科，在总体指向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 文化研究传统上主要涉及社会心理、文化批评、历史、哲学分析、特定的政治干预等领域。所以，它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避免了研究定义标准的划分。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及其他的理论话语——这些正是广义的文化研究题目下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所共有的。文化和社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这样的方法用于文化研究时向人们表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的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部分，如何具有文本间的结构——如何表达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话语。 如果要对文化研究有所定位的话，其要点可以说是对“关系”的深度关注：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科与学科间的关系，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的关系，不同主体不同性别不同身份间的关系，不同范式不同话语间的关系，不同共同体间的关系；由“关系”寻求“联结”、“协同”或“共识”，又保持自身多元独立性以保持更大发展的可能。詹姆逊提出，应该用“协同关系网”取代“单一作者”的观念。[2]在当代文化实践中，任何文化行为都已经是在一种关系网络中由各方协同运作的结果。我们先前所理解的那种过去时代的愉怡自适的“个体作家”藏之名山的“单一文本”，现在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文本”。先前文学中我们所认定的“单一文本”实际上都是协同作用的结果，是两个或多个作者之间、作家和演出公司之间、作家和出版商之间、出版者与校对者之间、出版者与检查者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 这便使文化研究对“间性”的研究和追寻凸现出来。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场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所以，文学的“间”性，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学交流中的理论共同体、批评共同体及阅读共同体间性（群体间性），后殖民时代的文学的民族间性，以及学科间性、文化间性就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东西。不同于撷取合理要素后的“整合”、“融合”为一，找出统贯一切的本质，构造涵盖一切的宏大体系，也不同于前期解构主义的完全消解、拆除。间性的研究是要探寻不同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客观性）。间性秉持一种建构的姿态。原有线型继承、替代或更迭的一元论的范式观被多元共生、多话语共展并存的众声喧哗的新范式观、话语观所代换。 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必须针对自己的现实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它的“极度语境化”。 这种语境化就是它必然地呈开放状态，而在特定历史时间，在本土的具体化实践中展示或实现自身。格洛斯伯格曾以一种很极端的口气说：“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并说我们最好把文化研究视作“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对付自身历史语境的无限复杂性”[3]，就在于它的那种切入现实的能力，在它面对具体权力语境时的应对或重新解释的能力。即使是在东方人看来非常一致的英美之间，后起的美国的文化研究，绝不是英国文化研究的翻版。身为美国人的格洛斯伯格就认为，在美国，“把文化研究付诸实践并不简单地就是采用英国传统中不同个体或集团提出的主张，这种占有方式未能认识到英国人的种种复杂的尝试方式，是由他们所置身的英国特定情形和历史决定的”。“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在已经占领过的地方重新工作，根据特定的美国语境重新阐发文化研究，在此过程中改造文化研究本身。”[4]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文化研究是由于它在理论和物质文化（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文化使用）之间架起了桥梁——它的整个传统起的就是这个作用——才对当代学人富有吸引力。对于文化研究来说，理论是知识成果的重要部分。但是，除非知识成果回到文化和政治权力斗争的现实世界中去，除非它对历史的挑战做出回应，它就并没有真正完成。可以说，文化研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环境的政治要求和体制处境中的事变所驱使的。在过去的20年中，理论会变成哲学思辨式的超处境知识，但文化研究则总是针对特殊社会、历史和物质条件来进行理论运作。它的理论总是努力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理论只有回到更广泛的物质关怀，并以此来考验它自身话语的社会作用的时候，才能在文化研究中得到廓清和促进。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就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者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5]在今天这个“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时代里，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 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几乎没有边界。它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囿定的研究范围，批判、解构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重新审视文化转型期大众弱势群体在不平等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和它们的文化取向。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的价值关怀，相反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形态进行了严肃的不妥协的批判。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也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是大众文化研究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动力。由此也产生对文学研究中已成为学术规范、学术制度或学术研究的所谓“金科玉律”的反思。[6] 视觉文化是文化研究特别关注的中心之一。当代社会科学与哲学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转向”，一系列新问题伴随着旧问题的消隐而凸现出来。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它不是向幼稚的模仿论、符码的表征或图解，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百姓的日常生活、信息获取越来越多地通过图像达成。所以，过去对图像的熟视无睹、不屑一顾、否定遏制或单纯批判都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必须正视它并逐步建立一套新的视觉文化批评的话语。 二、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 以威廉姆斯、霍尔、霍加特、汤林森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有自己的传统和模式，比如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到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文化，到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在英美，文化研究历史悠久，实际上产生于伯明翰流派之前。在法国、德国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传统，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 文化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尽管都有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却似乎是水火不容的。英国文化研究历提出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般都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认为他们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有一些事实依据，也有不少的误解，两派之间的对话长期滞后。 近年也有人主张，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美国批判理论家凯尔纳就认为，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通过对话而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两派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7]的确，我们可以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立场中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重要的特点，以及两派都拥有的一些共同的观点和不足之处，所以，二者的对话、交流、接位与互补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引起人们很多的争论。因为他们坚持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二分标准，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认为大众文化不同于“真正艺术”的理想模式，而把批判、颠覆和解放的特征仅归属于高雅文化的“特权”，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必然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后果。这一观点越来越遭到学界的批评。人们认识到，应从整个文化的范围来看待批判和意识形态因素，而不应仅把批判成分局限于高雅文化，却只把通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实际上，大众文化作为平民文化，天然地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而从某种角度讲，精英主义高雅文化恰恰缺乏艺术反抗和解放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应该用一种更为统一的模式来分析文化，用相同的批评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派文学到肥皂剧。 英国文化研究则摒弃了这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某些局限，也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观众的内涵，设想出了具有创造意义的文化的大众参与者。而瓦尔特·本雅明则成了它们沟通的桥梁。本雅明虽然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但并没有真正成为该学派的核心。作为一个出发点或扭结点，他从媒介文化的研究入手，看到其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的主将。在他看来，就像体育比赛的观众越来越对裁判的作用做出判断一样——因为他们能够亲自评论和分析某些体育比赛，电影观众也同样能够成为评论的专家，并对电影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以这种积极参与者的概念来引导观众整体把握媒介影响，就避免了文化的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对立，也避免了法兰克福学派于文化研究的对峙。 其实，文化研究一直处在变动中，从来没有固定化。它本身就是过程。英国的文化研究就发生了不同的变异，尽管都被称作“文化研究”，都已进入学科建制，都发学位证。第一代的文化研究者大多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第二代的文化研究者多集中于传媒研究，第三代的文化研究者更多的是社会学家。伯明翰大学的第二代的文化研究者将目标集中于文化传播研究，第三代的文化研究者将重心放到社会学，后来干脆关门大吉。文化研究总是在不断地变动、发展、移位。 从广义的文化研究讲，它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后结构主义。在后结构主义中，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知识系谱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鲍德里亚的文化仿真理论、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如拉康、德勒兹、瓜塔里等，都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987年，理查德·强森(Richard Johnson)发表《究竟何谓文化研究》一文，就认为文化研究与新历史主义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后—后结构主义”[8]的运动。可以说，后结构主义理论不仅仅构成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也成了文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化研究学术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英国文化研究与美国新历史主义的联系与区别。过去单纯地把文化研究说成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专利，现在看来是不够完整的。蒙特洛斯就在文化研究内划分了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振：“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始终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学术话语，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一个取悦于美国人对事物的商品学科的术语）正在成为最新的学术正统，与其说它是一种批评，不如说它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主体。”[9]总之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中的政治作用和社会阶级关系的阐释力量，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但始终未成为英国文学批评之主流。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则更重视分析文化中的语言叙述或表述，已成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新的批评潮流，影响深远，渗透到各文学研究领域，与读者反应批评交错汇合，展示了比读者反应批评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现实景观。 1990年代初在伊利诺大学召开的盛大的以大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可以作为文化研究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这次大会聚集了世界各地数百名各种不同专业——哲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其中包括德里达等一批当代学界巨子。会后，由会议主持者劳伦斯·格洛斯伯格、卡里·奈尔逊和保拉·特雷其勒合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入了40多位发言者的论文，题名《文化研究》(1992)。此书出版后，引起学界轰动。詹姆逊也在《社会文本》上发表了4万余字的长文《论“文化研究”》，对文化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析。而后澳大利亚学者成为这种大文化研究的一支生力军。他们著书立说，编辑各种“文化研究读本”。这种新的文化研究是以当代全球化变革的当下现实为依据的。此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港台和大陆相继兴起文化研究热潮，形成与国际潮流相呼应的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成了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一种更富实践意义的交叉性、超学科的研究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讲，把文化研究的学科指向概括为“总体性”追求，有一定的道理。 三、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不等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不就是文学研究。但文学又与文化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研究从一发端，就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影响了文化研究发生的就有许多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弗莱、阿尔都塞等便是如此；创立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霍尔、霍加特、汤林森也都是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其后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者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东方主义或后东方主义研究者赛义德等等都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出身。何以如此呢？ 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生了所谓“文化的转向”，这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 世纪之交文学艺术的文化的转向中，中国文学界一个最大的疑惑是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我们经历了20余年的拨乱反正，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学的本体，怎么文学又向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的结果，使文学中什么都有，唯独没有文学本身。自律的文学哪里去了？ 坚持文学自律性的前提是文学具有清晰明确的边界。然而当前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传媒、网络文化等等的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仍然固守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问，文学的边界是固定的吗？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建立才逐步完善起来的。同样，文艺学内所包含的文学的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主打”类型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古典主义时代，文学的主打类型是戏剧，19世纪，文学的主打类型是小说。在中国，戏剧、小说正式入主文学研究，登堂入室已是很晚的事情。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必要的。 而且，小说作为文学的主打方式缘于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工业革命带来了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巨大发展，纸媒质带来了传播的革命，由之产生了公共领域的变革，也由之产生了文学样式的变革，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才成了19世纪以来文学的主打类型。今天，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又一次引起了文学自身的变革。文学面临着又一次越界、扩容与转向。一大批新型的文学样式，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甚至广告文学，一大批边缘文体如大众流行文学、通俗歌曲（歌词）艺术、各种休闲文化艺术方式，都已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由文学而及文化，更多的新兴的文化艺术样式被创造出来，成为今日文学—文化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今天社会的审美活动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看，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MTV、KTV、电视连续剧、网上游戏乃至时装、健美、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就是帕瓦罗蒂的经典歌唱也已在数万人的广场进行。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艺术与美的大众化曾经是数代美学家、艺术家的崇高理想。因此，当代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苑囿，而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这是文艺学文化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传统本质论以审美性作为文学区别于非艺术事物的根本特征，作为文学自律性的根本依据的观念，无疑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然而，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面对文化这个包含原有文学的边界模糊的庞然大物，面对这一众多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共同对象，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的学科视野，学术切入角度，仍将逐步重建本学科的独特性或特殊性。毋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热情，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 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一历史批评理论，更不是回到已被我们抛弃的庸俗社会学。而将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叙述学的、后结构主义的仍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是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文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 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文学研究并不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并不只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如同当下文学“本体”的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共展并存、多样共生极大丰富了文学自身的研究一样，文化作为各相关学科共同面对的巨大对象，自身也是多观相、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实际上，文化作为对象，它在本质上具有直接同一性，是多样统一的。它不是为学科研究而剖分、区划或存在的，而是自在的、浑整无分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这种浑融的多样性是它的本然状态。正是为了把握它和研究它，人们设定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19世纪以来学科的精确划分起因于工业革命以后大学教育的普遍建立、专业分工的现实要求和学科研究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确立。而学科制度的建立是人们认识或把握对象的需要，它是一种主体的假设，一种筹划或投射，一种框架的设定或到达对象的途径、角度的选择。文化研究本质上的多样性，呼唤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多元话语方式。因此，文化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反相成的集合形态。每一种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各种不同话语——文艺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会通与集合，它们之间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引导我们不断接近当代文化的本相。可见，文化研究是不可能由文学研究“独霸”或“独占”的。 毫无疑问，今日兴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最初确实是由文学研究发动的，这只要看看从威廉姆斯、霍加特到杰姆逊、赛义德等一长串名单就了然了。这是由文艺学学科的本性或特点——它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理论革命”形成的创新思维的敏感性、先锋性、革新意识，以及深厚的批判传统所决定的。在西方，文学研究曾引发20世纪一轮轮社会思潮、社会变革，在中国，它也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超载地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的作用，并在这20多年里，一再地引领最新的社会思潮，提供给理论界以及当代社会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是事实。事实成了一种新的传统，传统一旦形成，便具有了势能。 四、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个案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 相对而言，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辨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那种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也无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致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庞大的体系，列出1、2、3、4，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了。 当前，“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非常多，做个案分析和个案研究的却非常少，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在今天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反而很少）。中国的人文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打转转，把西方的各种理论比较来比较去，试图这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创新之路是走不通的，是一条死胡同。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今天所谓“理论”主要是从西方介绍来的，而西方的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田野”。国外人类学与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在中国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论创新的途径也常常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比如布迪厄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了此前的人类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的经验事实，这促使他创造出一套以“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社会理论。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个案研究中才能发现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从而在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中检验西方的理论并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是我们提倡个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特别关注一些个案研究的文章。比如陶东风的广告解读，宋晓萍的《厨房：欲望享乐和暴力》、肖鹰的《〈阿姐鼓〉与90年代文化》以及程文超的《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利关系》等一批很有力度的个案研究。徐旭的《狂欢在秋雨中的身体》也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在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把第二届金鹰电视节电视直播节目作为一个独立的大众文化生产事件的个案，一个特定的文本，予以再生产式的解读。在解读过程中，又把意义的编码与解码作为解读与分析的重点，力图把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各种利益主体的意义诉求挖掘出来则是其主旨。身体与狂欢，编码与解码，这两对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中的经典范畴，被文章借用为描述与分析这一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事件或文本的关键词。 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再审视和批判性解读。程文超的《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就很有意思。“波(BALL)鞋”不就是球鞋吗？为什么不能叫球鞋呢？作者通过对解放鞋与波鞋的解读，来讨论我国几十年来的政治权力关系和经济权力关系的变革。在这两种权力关系中，我们都看到了等级、特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而这两种权力关系的展开也只能在一定的社会语境和社会时尚中运行，才能实现其全部功能。另外一个个案是前几年曾经成为校园文化时尚的“大话西游”事件。讨论由《大话西游》引起和发生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变革。依托网络电视VCD等现代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化必然是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缘的和社群的。作为公共空间，它是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交流、沟通、共享、对立、冲突的公共场域，又是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前两年，校园里的《大话西游》热几乎让网络与大学生们发狂。在这里，传统的经典《西游记》被解构了。过去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现在被演绎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一个故事。原先的经典被再编了一通故事。戏说中有戏谑、荒诞和噱头，也有对某种既成规范的挑战、反叛和批判；有一种加入时尚（反叛的时尚）的先锋感，还有有一种恶作剧的快感。它是对后现代性的文化所带来的文本危机、经典危机、程式危机，甚至原有视觉机制的危机的戏谑式表述。 [1]詹姆逊：《论“文化研究”》，原文发表于《社会文本》杂志第34期，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文见王逢振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2]詹姆逊：《论“文化研究”》，原文发表于《社会文本》杂志第34期，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文见王逢振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3] L.Grossberg,"Cultural,studies,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见Back to Reality?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 Angela McRodd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转引自Eduardo de Fuente《社会学与美学》，《欧洲社会理论杂志》2000年5月号。 [4] L.Grossberg,"Cultural,studies,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见Back to Reality?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 Angela McRodd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转引自Eduardo de Fuente《社会学与美学》，《欧洲社会理论杂志》2000年5月号。 [5]转引自Eduardo de Fuente《社会学与美学》，《欧洲社会理论杂志》2000年5月号。 [6]关于“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文化研究的意义”、“文化研究的特征”等文化研究的重要论题，我国学者陶东风已在其著作中做了全面详尽的论述，请参阅其《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亦见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 [7] Douglas Kellner,"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The Missed Articulation",in http://www.uta.edu/huma/illuminations。 [8] Richard Johnson,"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Social Text6.1,1987,38-39。 [9] ：Louis Montrose,"Renaissanc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Subject of History",ELR 16,winter,1986。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