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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陶东风教授的观点是颇值得注意的。他认为，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因此，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体的做法就是搞“文化研究”[1]。这样，“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就成为支撑陶东风思路与理路的两个关键词，并成为他反思文艺学学科的基本动力。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笔者也是“文化研究”的受益者，对于包括陶东风在内的介绍、传播、研究“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充满敬意。实际上，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才给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学人带来了新的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但是，在进一步思考“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陶东风等学者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之后，笔者又发现这一命题其实存在着问题，中国的“文化研究”已开始走入了某种误区，因而不得不把困惑和问题提出来，以就教于陶东风教授。 一 陶东风近年来在多篇文章中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一是倡导文化研究。前者是一个事实判断，后者则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之上的学理回应或学术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觉得能够认同这种学术选择，但这种选择也隐含了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笔者之所以能够认同这种选择，是因为从文学批评的内部发展逻辑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文化批评实际上是继政治／社会批评、审美批评之后的第三次转型[2]；而从文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方面去考察，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与现实的脱节，文学理论面对当今的文学与泛文学（尤其是面对大众文化）已丧失了应有的阐释能力，一旦发言，即意味着错位和扑空。所以，文学理论只有把那种面向经典的阐释模式转换为直面现实的阐释模式，进而介入到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才能拓展其生长空间[3]。在前一个考察中，笔者只是从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逻辑演进的内部论证一个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涉及文化研究；而在后一个考察中笔者已经意识到，一旦让文学理论面对当下的文学与泛文学或大众文化，文学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变成文化研究。 这样，当笔者在陶东风的文章中读到以下文字时就不感到吃惊了。尽管笔者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正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他说： 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批评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藩篱，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广告、时装表演、城市广场等）。这种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在于解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4]。 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威廉斯和霍加特就是挣脱了“利维斯主义”(Leavisisrn)的束缚之后，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中走出来的[5]。当陶东风指出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秉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时，尽管这一判断大可商榷，但其意图似乎可以理解，他是想从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转型中汲取理论资源和学理依据，从而进一步暗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合法性。 但是实际上，从近年来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谈到的英国文化研究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提法，并没有更多地动用“伯明翰学派”的遗产；相反，促使他谈到中国当下文化研究迫切性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的观点，一是韦尔施《重构美学》中的论述。费瑟斯通指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life)的三种含义或三种表现形式[6]，韦尔施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7]。因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当英国、德国的这两位学者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事实时，他们实际上是要为当下的社会形态找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但是，当陶东风等学者借用这一概念来指称中国当下的现实时，却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清理和鉴定，于是，在这个事实判断的背后就遗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什么地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如果这是一个全称判断，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审美化了？西方学者谈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依据是其背后的社会形态，我们谈论它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如果是社会形态，那么这将会引来更为麻烦的问题：我们进入到一个后现代社会了吗？显然，若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个事实判断就势必显得空洞，也会给人留下批判的口实。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西方学者谈论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时，他们作出的仅仅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从行文中可以看出，费瑟斯通与韦尔施都是后现代主义的认同者，他们不作价值判断光做事实判断自然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主义者不能、不会也不敢进行价值判断，因为一旦进行价值判断，就与他们那种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与操作方法自相矛盾。笔者注意到，陶东风等学者把这一概念移植过来之后也没有对它进行价值判断。他们虽然不断指出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但取消了价值判断之后的分析有可能会让分析或所谓的文化研究变成一种话语游戏。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略加辨析。 在西方美学史的发展链条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虽然有其革命意义（它对康德、黑格尔以来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的打击是致命的），但一旦把它拿过来作为文化研究的前提或命题，就会带来几个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深层含义究竟是什么？人文学者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究竟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立场？取消了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价值判断，将会对文化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 从价值判断的层面上看，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的深层含义其实就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它隔断了人与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并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而浮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误以为他所接触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鲍德里亚所强调的仿真世界，文化研究者热衷于使用的关键词“再现”或“表征”(representation)，所要表明的无非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世界是由林林总总的话语符号建构而成的，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因此而变成了一种超现实或非现实。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本雅明根据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所界定的梦像(dream image)世界。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业化的进程已经带来了世界的返魅(reenchantment)。在19世纪法国巴黎的拱廊街里，商品被乱塞乱挂，就像不连贯的梦中所出现的意象[8]。因此，所谓的梦像，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欺骗性的意象，大众因此也成了这种意象所构成的梦幻世界的牺牲品。如果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经过这样一种语义换算，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命题背后掩盖着商品原则和经济策略的秘密。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甚至使韦尔施也意识到，全面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泛化只会给人带来感觉的剥夺，“我们的知觉不光需要活力和刺激，同样也需要延宕和宁静的领地，也需要间断。这一法则宣告了当今流行的美化趋势的失败。全面的审美化会导致它自身的反面。万事万物皆为美，什么东西也不复为美。连续不断的激动导致冷漠。审美化剧变为非审美化”[9]。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既制造了现实的假象，又掩盖了商品原则的秘密，还最终剥夺了人的审美感知。如果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来思考，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是这样一种结论。 面对这种虚假的日常生活，人文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笔者觉得除了祛魅(disenchant)和批判，已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本雅明要为那个商品世界和大众文化祛魅，要把那个梦像世界牵引到一个被唤醒的状态[10]。笔者觉得，仅有唤醒和祛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它进行批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判，而是阿多诺式的义无反顾的批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陶东风的文章中，虽然个别篇什也在祛魅（比如他对广告的文化解读），但在更多的时候，他则是取消了批判，祛魅也淹没在他那种说不清是无奈还是欣赏的解读或阐释兴趣中。究其原因，是他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始终持一种比较暧昧的态度。虽然他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建构原则之下的身体美学热流露出某种怀疑[11]，但这种怀疑并没有构成他思考的主要方向。因此，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陶东风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后撤的姿态和立场。90年代初，他曾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过中国的大众文化[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又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错位说”的提出者，并开始反省和检讨他在90年代初期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失误[13]；世纪之交，他开始借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倡导文化研究[14]；最近两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又成为他思想中的重要元素。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声音提倡文化批判，英国的文化研究主张文化反抗，后现代主义讲究什么呢？是不是更多地要讲协商、对话或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或者像鲍曼所说的，后现代型的知识分子要由原来的“立法者”变成一个“阐释者”[15]呢？如果笔者的这一判断大体成立，陶东风后撤的路线已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已经后撤的立场与姿态不光是陶东风一个人的，它为一批学人所共享、维护和发扬光大，并且成为我们思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与社会、时代、文化、文学等等进行交往时的重要的思想症侯。 二 把这样一种姿态或立场带入到文化研究中，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为了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让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学术界的情况。 20世纪70年代以前，文化研究在英国基本上是足不出户、自产自销的；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开始进入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地，之后才成了气候。但由于受到解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今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已背离了伯明翰学派的传统，从而呈现出一种柔弱无骨的景象，对此，西方一些学者已有所认识并开始反省。比如，澳大利亚学者葛拉米·特纳指出，在澳洲和美国，学院之内的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安全和舒服，英国的文化研究因此变成了一种教学活动，而不是成为一种批判或政治事业[16]。美国学者特丽萨·埃伯特认为，现在的文化研究是向保守主义屈服的结果，它更注重文本和美学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意识却越来越少，活动能力也越来越低[17]。英国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则强调，80年代以来，当不少高校设立了文化研究系和文化研究专业之后，文化研究日益变得体制化和学术化了。它开始逐渐与政治和社会实践相脱离，原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也蜕变为学有专长的单一性学者。他们不再积极参与公共论坛的讨论，却热衷于为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撰写论文[18]。文化研究的蜕化变质尽管有其复杂的原因，但在笔者看来，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它的加工再造显然是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凯尔纳开出的药方是伯明翰学派应该与法兰克福学派尽释前嫌，相互对话[19]；而采曼则认为，为了使“文化研究”走出日趋低迷的困境，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正视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因为只有法兰克福学派才能“将文化研究从目前的批判昏睡(critical lethargy)中摇醒”[20]。这样的解决方案虽然有一些理想化的味道，但是对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来说，应该富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的文化研究流行于世纪之交，现在基本上还算是新生事物，但其问题已日见端倪。概而言之，其问题可归纳如下。 批判精神的下滑 在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位时，批判性／政治性常常会成为其主要特征。西方学者这样认为，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陶东风指出，“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一直是贯穿文化研究整个历史的重要线索[21]。但问题是，批判性不应该仅仅成为文化研究的空洞标志，而更应该成为文化研究者的具体行动。然而，恰恰在这里，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化研究者虽依然把批判性挂在了嘴边，但实际上却一步步地远离了批判。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可能还没有放弃对“奴才”的批判，但是对“主子”却三缄其口。也许，这只是一种批判策略，但长此以往，却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遗忘了真正的批判对象。从陶东风所动用的理论资源中，这一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从事文化研究之前，陶东风就事先删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当下现实，这一问题其实大可商榷），这样也就删除了法兰克福学派所要批判的大众文化背后的真正对象——极权主义。他倾心于葛兰西的文化理论，并认为“强烈的参与精神、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使得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必然属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22]。这可以看作是他对另一种批判传统的继承。但是，根据西方学者的看法，常识领域是葛兰西所认为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最重要的场所，有机知识分子应该更关注这一领域[23]。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包括陶东风在内的中国的“有机知识分子”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领域，可他们更加关注乃至打造的却是中产阶级的常识，这又与葛兰西的批判理念相悖。陶东风也欣赏如前所述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后现代主义当然也讲究批判，但是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已经是一种“去势”之后的批判，它更富有学术意味和游戏效果，却很难具有充分的政治意义。这样一种西方学者已经诟病的批判精神，我们有必要把它拿到文化研究中来吗？拿来之后我们能让它承担怎样的使命？假如它承担了某种使命，这是不是会与文化研究者的初始动机相违背呢？ 问题意识的缺席 伯明翰学派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他们的底层情结和平民身份。于是，尽管他们把研究的对象锁定为“大众文化”，但是这种“大众文化”又常常成为“工人阶级文化”甚至“民间文化”的同义语。正是有了那种底层情结和平民身份催生出来的问题意识的渗透，他们才从“大众文化”中发掘出了一种抵抗功能。21世纪的中国当然不是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但是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恐怕谁都得承认，与工人、农民利益相关的问题才是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问题。而无论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还是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这些问题理应成为文化研究的关注对象和研究对象，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应该从这些问题中生长出来。然而，在中国文化研究者提供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对广告、波鞋、酒吧、吊带衫等等的青睐，我们还将看到身体、街心花园、时装表演、城市广场、购物中心在一系列论文或著作中的隆重出场。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有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但问题是，即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能成为问题，一方面在那些更为重大的问题面前它依然是一个小问题，一方面又很难在这样的问题中生长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来。我们挪用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学者形成问题的逻辑前提、思考问题的核心范畴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却唯独丢掉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一动向，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他们的质疑。童庆炳认为，文化研究者实际上关心的是“二环路以内的问题”，而远离了真正的、更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24]。旷新年也指出：“文化研究建立在中产阶级深厚的土壤和根基之上，她敲打着中产阶级的感性生活，是中产阶级感性生活天然的守夜人。”[25]这些判断既生动形象又一针见血，无疑已相当精彩。而在我看来，只有把文化研究的富贵气、脂粉气、大款气、小资气换算成问题意识的缺席时，文化研究的误区才会被看得更加清楚。 价值立场的暧昧 文化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它很讲究研究者的价值立场。陶东风在总结西方学者的观点时也认为：“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此类资源的、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被压迫的、沉默的、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为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以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26]这既是文化研究的立场，同时也可视为陶东风所欣赏的立场。但是，当他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题之下谈及“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并为这个阶层委婉地辩护时[27]，笔者却不知道他的价值立场站在何处。“新文化媒介人”是被压迫的弱势群体吗？显然不是。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或者引导时代新潮流的强势群体，是陶东风所言的未来的“成功人士”或文化资本家，是昆德拉所谓的“意象设计师”，是新的政策的受益者。这样的媒体知识分子自然有其出现和存在的理由，但是却不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关照和保护对象。假如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者更多地与“新文化媒介人”眉来眼去，为“文化产业”呐喊助威[28]，而遗忘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文化研究是不是太势利了？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变成了这种颜色，它还能有多大出息？ 以上问题当然不是陶东风教授一个人的问题（事实上，在陶东风的文化研究中，他还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也不是中国当下文化研究问题的全部，但却是被一些冠冕堂皇的学术话语精心遮蔽掉的问题。笔者现在之所以把它说出来，既出于对文化研究的好感，也出于对它的爱心。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文化研究完全陷入了西方文化研究已经陷入的那种困境，笔者将再无做这路文章的理由和兴趣，只能说一句：爱谁谁吧！ [1]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J].文艺研究，2004(1)。 [2]赵勇.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兼论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三次转型[J].当代文坛，1999(2) (P3-9)。 [3]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J].文艺争鸣，2004(3) (P13-15)。 [4]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J].文艺研究，2004(1)。 [5] Simon During,Introduction to The Gultural Studies Reader,in,Simon During 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P2)。 [6]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P95-105)。 [7]韦尔施.重构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P4)。 [8] Susan Buck-Morss,The Dialectics of Seeing: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Cambridge,MA:MIT Press,1989 (P254)。 [9]韦尔施.重构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P44)。 [10] Susan Buck-Morss,The Dialectics of Seeing: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Cambridge,MA:MIT Press,1989 (P261)。 [11]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及出路[J].文艺争鸣，2003(6)。 [12]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J].文艺争鸣，1993(6)。 [13]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J].东方文化，2000(5)。 [14]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5]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P6)。 [16] Graeme Turner,"'It Works for Me':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Australian Film,"in John Storey ed.,What is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1996 (P322)。 [17]谢少波.王逢振.文化研究访谈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P51-52)。 [18]赵斌.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与默多克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对话[J].视界，2002(5) (P164)。 [19] Douglas Kellner,"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The Missed Articulation," in Jeffrey T.Nealon and Caren Irt eds.,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P31-58)。 [20] Imre Sveman,"The Limits of Culture:The Frankfurt School and/for Cultural Studies." in Jeffrey T.Nealon and Caren Irr eds.,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P66)。 [21]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P13)。 [22] 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Thousand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 (P13)。 [23] 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Thousand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 (P60)。 [24] “二环路以内的问题”是童庆炳在2004年5月16日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理论的边界”研讨会上提出的，但并没有展开阐述。据笔者理解，这一比喻隐含着如下事实：北京的二环路以内既是政治与权力的集结地，也是商人与富人大显身手的中心地带。由于城市规划的需要，二环路以内的城市平民不得不离开他们原来的居住地而迁往四环、五环之外。而一些购物中心或超级市场正是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地上建起来的。 [25]旷新年.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J].天涯，2003(1) (P19)。 [26]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P11)。 [27]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J].文艺争鸣，2003(6)。 [28]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J].文艺争鸣，2003(6)。 原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