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有循于旧名”与“有作于新名” 大凡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理论话语大创化、大革新的时期。说时势造英雄也好，说英雄造时势也罢，反正这是出大师、出王者、出英雄豪杰的时代，正是这种“卡里斯玛”(Charisma)式的人物，引领着整个时代的思想新潮，也不断开创理论话语的新局面。叶燮《原诗》云：“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具体到理论话语的更新，《荀子·正名》言：“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任何时代的理论话语都并非凭空而来，它总是对于已有话语资源的继承创新，这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有循于旧名”，就是直接沿用前人创造而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话语。二是“有作于新名”，对于那些今天已经失效而变得不合时宜的话语，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和因袭，而应进行修正、改造和重建。其具体做法又分两种，一种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在原有语词外壳中填进新的内涵，整个概念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旧有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但内涵却有所偏离和变异，而这种偏离和变异也就意味着创新。譬如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概念“文化批判”，就是从康德的“批判”到马克思的“批判”，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一步步转化过来的，原有的语词外壳未变，但其内涵经过多次偏离和变异已相去甚远，而整个概念则发生了与时俱进的新变。一种即所谓“概念大换班”，当旧有的语词外壳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内涵时，那就势必遭到抛弃，进而打造新的语词外壳以适应现实，重新熔铸那种言说内容与言说形式相一致的语词概念，就像寄居蟹丢掉旧的螺壳一样，去寻找新的更大的螺壳。譬如罗兰·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乔纳森·卡勒等人经历了从“结构”到“建构”再到“解构”的一波三折，德里达从“差异”推演出“延异”，举一反三地牵出了“播撒”、“间隔”、“空隙”等一大堆新词，让·鲍德里亚则从“外爆”引申出“内爆”，从“真实”引申出“超真实”，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引申出“符号价值”，如此等等，上演了一出出“概念大换班”的好戏。 在以上三类情况中，所谓“有循于旧名”属于老问题，不必多论；所谓“概念大换班”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所论颇多，也无须赘言；唯有“旧瓶装新酒”式的话语更新，至今似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如今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又多了一些讲究，也自有其内在机理，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旧瓶装新酒”：理论话语的更新 所谓“旧瓶装新酒”有其语言学上的根据，依语言学之说，任何概念都由能指与所指两个方面构成，二者一般是相互一致的、对应的，但也经常存在不一致、不对应的情况。索绪尔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这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经常发生游离和错位，这就造成了语词概念的蜕变，产生“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未改而意已变”的效果。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在使用中形成的，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每一个记号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死的。是什么赋予了它以生命呢？——它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2]不过任何语言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的，如果脱离了一定语境，那么语言就是死符号、空躯壳，是无意义的。因此不妨说，是具体的语境给予了语言以活的生命和灵魂。在如今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语言的表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语词的内涵变得像被魔术点化似的变幻无穷，而语词外壳的变化则相对滞后和落伍。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游离和错位便不可避免，语词概念的蜕变便成为大势所趋，不过这与其说是理论话语的蜕变，毋宁说是理论话语的更新，它以新的生命、新的境界昭彰了理论旨趣的变更和迁移。以下可以举数例说明之： 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是较早标举女权主义的开风气之作，该书的核心问题如书名所示即在于“政治”一词，因此该书的首务就在于对“政治”概念重新进行定义。凯特·米利特认为，现有的政治理论在处理权力关系时，根据的是习以为常的社会惯例，“现在，我们急需建立一种不完全以惯例为出发点的政治理论”。而她给出的答案也堪称旗帜鲜明：“政治”并不“只是包括会议、主席、政党等事物的狭隘领域”，而是指“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她指出，在对这些权力关系进行界说时，“我着重考察那些界限明确、始终如一的人类集团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些集团是：种族、阶层、阶级，和按性别区分的集团(男人和女人)。”[3]这就是说，存在于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也理应归属“政治”范畴，只不过它不同于党派、议会、制度之类一般社会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政治了。虽然“文化政治”概念的提出是后来的事，但米利特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关乎性别、种族、阶级之中权力关系的“政治”至关重要，值得为之张目。 作为一名女性，凯特·米利特痛切地感到，在性别、种族、阶级的权力关系中，尤以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之不公为甚，因为男权制实施了一种男人对女人的“内部殖民”，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和阶级壁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4]因此她认为，性别政治足以成为文化政治的典型形式，她通过对于亨利·米勒的《性》、梅勒的《一场美国梦》、让·热内的《窃贼纪事》等三部小说中性描写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我们希望从根本上讨论两性关系时，我们就引入‘政治’这一术语，因为在概括两性历史的和现存的相对状况的本质时，它特别有用。”[5] 在文化研究中，“意识形态”也是使用频率较高的热词，这一概念的传统含义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但如今人们对它却别有新解。其中伊格尔顿颇具代表性，试看他给出的界说： 我所说的‘意识形态’，粗略说来，是指我们的说话和信仰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联结的方式。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我具体地是指那些与社会权力的维护和再生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的模式。[6] 概观以上论述，可知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有两点要义：一是强调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密切联系。不过他所说“权力”与以往有所不同，并非仅指社会权力，更主要是指文化权力，即因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身份的差异而形成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它通往文化政治。伊格尔顿与凯特·米利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对于那种一提“政治”就想到党派政治、制度政治的思维定势不予认同，明确表白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紧接着作了说明：“社会主义的与女权主义的批评家当然关心建立适合于他们的目标的理论和方法：他们考虑的是作品与性别状况或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其他理论一般是不这么做的。”[7]也就是说，此政治非彼政治，他关注的并非党派政治和制度政治，而是体现性别、种族、阶级之间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文化政治。关于这一点，他后来就讲得更清楚了：“对于过去几十年间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的激进政治的三种形式——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身份、团结和自我表达的文化，正好是政治斗争的通货”[8]。 二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意识形态”更多表现出心理学的倾向，是指作为上述文化权力和文化政治的表达而呈现在精神生活中的情感、欲望、需要、感受、理解、评价、信仰和无意识等心理模式。而这一点在审美活动中显得更加突出，伊格尔顿说过：“从某个角度来看，审美等于意识形态。”[9]但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一定的心理形式：“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10]。就是说，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往往不是以现实的、直观的模样现身，而是以潜在的、抽象的形式出现。它像一座冰山的底座，正是它托举着冰山的顶端。其深层机理在于，人们对于种种事物的政治态度遭到压抑以后沉入意识底层，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旦条件成熟，它便会以某种象征形式出现，而美学就是这种象征形式。因此伊格尔顿称之为“政治无意识”。现代主义对于商品社会的抵制就是通过“政治无意识”干预现实的显例。现代主义以荒诞、晦涩、神秘、杂乱、扭曲的形式表现出的极端的自律性、纯粹性恰恰成为抵制和抗击商品社会的正统秩序和流行风尚的利器，从而形式变成了内容，现象变成了本质，审美变成了意识形态，艺术变成了实际行动。因此不妨说现代主义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对于商品社会的否定立场更具意识形态意味，更是一种政治态度。 还要提到的是“阶级”概念，已如前述，“阶级”也是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概念。性别、种族、阶级通常被视为文化政治的三要素，但这里所说的“阶级”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界定，而是具有文化的意义了。约翰·杰洛瑞在分析197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之争”时指出，仅从经济上来界定“阶级”概念是不够的，这样做恰恰忽视了文化的作用，“阶级”不能仅从经济上划分，还应从文化上划分。他借用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一说，指出“如果确实有某种资本的形式可以被具体地称之为符号的或文化的，那么，这种资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等环节都会视社会为不同集团构成的阶级组合。”[11]这就是说，一定的阶级，应根据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及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关系来进行划分。按布尔迪厄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场”，一个权力场，在其中总是掌握权力的一方控制着整个“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无疑是最活跃的力量，也是掌握着权力的一方，“资本包含了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它是一种被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12]，它在各个“场”中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总的说来它有三种基本形态，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者依据一定条件而相互转换，并作为权力的不同形式决定着在整个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区分，因此文化资本也是区分阶级的重要依据之一。 杰洛瑞进而指出，由于对于在文化意义上实际存在的“阶级”界限视而不见，所以文学经典之争中常常是将“阶级”问题排除在外的，从而在文化资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方面形成的文化权力和文化政治总是在文学经典研究中缺场，这是不正常的。他主张将文学经典问题“当作文化资本形成与分配的问题来加以理解，或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作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获取途径来理解”[13]。因此他认为，在文学研究中应摈弃排他性、增强包容性，决不应该忽略阶级问题，正像它也不应该忽略种族或性别问题一样，它们都是文化资本的不同表现方式。 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等概念的变化来看，它们都因文化因素的注入而改变和更新了内涵，从而虽与原先的概念不无联系，但已有明显区别。 三 文化研究：理论话语更新的历史具体性 在梳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理论话语时，经常会发现论者表达一种类似的意见：尽管这些理论话语可能不尽成熟、不尽完善，但它特别有用，特别妥帖，也更具启发性。这显示了文化研究在语言学上的一个基本立场，即在本质主义与功能主义的两极之间，更多表现出功能主义的倾向。在语言学中历来有本质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立场，这与语言本身的特点有关，一方面，语言本来就是用于表意的，因而尊重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明辨不同事物之间的区别的本质主义立场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约定俗成”又是必要的，索绪尔说：“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14]其实《荀子·正名》早就说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就是说，某个概念指涉什么本无可无不可，至于可行不可行、合适不合适，靠的是约定俗成。而约定俗成的依据在于荀子所说“缘天官”，即依靠感觉、经验和习惯，而不是凭借思辨、分析和推理。既然如此，那就无法避免需要、愿望、态度等价值观念的介入，使得功能主义的取向成为可能。可见在语言学中本质主义与功能主义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不过理论话语的更新总是表现出历史的具体性，它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至于它在特定时期处于何种状态，呈现何种面貌，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学术风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可以对于如今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理论话语的更新形成进一步的理解。 首先，如今理论话语的更新显示了较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如上所述，米利特、伊格尔顿、杰洛瑞等人怀抱“有作于新名”的追求，或在党派政治、制度政治之外确立关乎性别、种族、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文化政治”；或在文化权力和“政治无意识”之上重构“意识形态”概念；或在阶级划分中纳入文化资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的维度，都是通过文化因素的加入而改变了“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等概念的内涵，使得对于相关理论话语进行重新考量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但这一切并不是向壁玄思、凭空臆想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对于正在发生的、处于进行时的社会症结和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之上的。也许上述“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等概念原本就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在其进一步引申和扩展中保持甚至强化这一特点实属正常，但即便以审美性、文学性见长的美学、文论的概念亦复如此，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其社会性和现实性也得到了显著增强。譬如“表征”，原本是地道的美学、文论概念，它是指文学形象构成对于作品主题、蕴含、意义的某种表现和征象，其特点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所说的“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或黑格尔所说：“它们的本义是涉及感性事物的，后来引申到精神事物上去”，“本义是感性的，引申义是精神性的。”[15]不过这一切都是在作品本身、文本内部发生的事。而乔纳森·卡勒则对“表征”作了一个与传统定义截然不同的判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symptom)。”[16]这一判断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上的：在卡勒看来，以往的文学研究习惯采用“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的模式，它将作品看成呈现内部要素的表征，主张通过对于作品本身的细读，去把握其中的种种内部要素。而在文化研究中，“鉴赏性解释”则被“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所取代，卡勒说： 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它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征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征，而且它很容易被任何诱惑摆布。[17] 就是说，“表征性解释”将文本作为显示外部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表征来看待，力图通过社会政治分析去把握文本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而文学研究所使用的“鉴赏性解释”却被忽略了。这就赋予了“表征”概念以新的含义，将其意指的对象从文本之内转向了文本之外，聚焦于文本背后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研究模式。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譬如“文学性”，解构主义借用这一概念并非重申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陌生化”效果，而是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推助文学在哲学、历史、政治、道德、法律等学术和知识领域内开辟新的领地。又如“理论”这一概念，已不是仅指“文学理论”，更是指后现代语境下与人类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境遇攸关的政治理论、思想史、社会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分析、性研究、科学研究、艺术史、电影研究等被广泛采用的书写方式。又如“文本”概念，以往是指那种书写的、文字的读物，而现在则将实际发生的种种社会事件、历史现象统统都称为“文本”了。显而易见，这些更新了的理论话语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其社会性和现实性被大大强化了。 其次，文化研究的本性还赋予理论话语的更新以活动性、行动性和实践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更新了的理论话语就是一种行动和实践，而是说它显示出参与实践活动、介入社会行为的积极意向。这在语言学上是有根据的，维特根斯坦将给事物命名称为“语言游戏”，认为它是语言和行动交织而成的整体。他还说：“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18]就是说，在语词概念的运用中总是包含着行动和活动的意向。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能找到印证，古人历来讲究“名分大义”，《论语·子路》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是强调命名的重要性，确认命名决定着事物的存在，也决定着人们如何实践，如何行动。古人历来将“立言”与“立功”、“立德”并列为“三不朽”，也是肯定语言与实践的合一关系。关于语言与实践、行动、活动相互交织的观点在如今的文化研究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乔纳森·卡勒一言以蔽之：“文化研究是我们简称为理论的实践——我认为这的确说得通。”[19]如今文化研究所介入的实践、行动和活动更多带有政治色彩，正如卡勒所说，不管研究什么内容或使用什么方法，文化研究的目标都在于带来政治性的变化；而大多数声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无论观点如何，都“不仅把自己视为提供一种解读的学者而且还是政治参与者”[20]。这无疑也对理论话语的更新产生了影响，譬如凯特·米利特修正传统的“政治”概念就是基于一种实践性的意向，在她看来，正由于以往关乎性别、种族、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文化政治被党派政治、制度政治等一般社会政治遮蔽而不彰于世，在这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的集团其劣质化状况未能引起重视，所以“这些集团的地位才如此永无变化，它们所受的压迫才如此没有尽头”[21]。只有将文化政治作为不同于一般社会政治的另一种价值体系推进研究视野，上述劣质化状况才有可能得到改观。另一个例子是伊格尔顿，他也以对于文化政治的倡导而对传统的“政治”概念进行了改造，这一学术创见应该被视为伊格尔顿对于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几十年间风起云涌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的积极回应。也许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凯特·米利特和伊格尔顿提升理论话语的行动性和实践性与其作为女权运动的领头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身份是互为表里的。 再次，眼下人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文化研究是后现代的。而文化研究的后现代性质往往表现为对于各个经验范围和知识领域的去分化倾向。有论者称，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超学科的、有时甚至是反学科的领域”[22]，也有论者主张“把文化研究当作一门有能力思考区域性、民族性、国际性行动和经验框架之间的关系的学科”[23]。这一点无疑也赋予了如今理论话语的更新以历史的具体性，使之表现出在不同经验范围和知识领域中谋求去分化格局的后现代性质，不仅在理论话语与实践活动之间失去了界限，而且在理论话语原本所属的各个学科之间也失去了界限。譬如凯特·米利特对于传统的“政治”概念进行修正和改造，就是分别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教育、强权、人类学、神话、宗教、心理学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证，使得这一概念可以同时为多个解码系统解读，从而它可能同时负载多种含义，在各个学科中起作用。这就打通了以往以邻为壑、各行其是的各个领域、各个学科，这正像詹姆逊所说：构成了一个“各社会群体大联盟”，一个“联合国”，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但是这种“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去分化意向恰恰有着确凿的社会根源和现实依据，那就是长期以来男权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全覆盖，它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之中。凯特·米利特指出：“事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的任何文明一样，是男权制社会。……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24]因此凯特·米利特在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意义上重建“政治”概念，乃是对于全面控制整个社会的男权制的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拒，可见其谋求去分化的后现代立场所体现的恰恰是两性之间无所不在的文化权力战争。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第31页，第19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第36—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 同上，第38页。 [5] 同上，第37页。 [6]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1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7]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24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8]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第4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第89页，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10] 同上，第26—27页。 [11] 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前言》，江宁康、高巍译，第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第1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前言》，江宁康、高巍译，第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0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5] 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第12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6] Jonathan Kuller,Li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97,p.51. [17] Ibid. [18]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第7页，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9] 乔纳森·卡勒：《什么是文化研究？》，金莉、周铭译，《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 [20] 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and Paula Treichler eds.,Cultural Studies,NewYork:Routledge,1992,p.5. [21]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第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2] 见乔纳森·卡勒：《什么是文化研究？》，金莉、周铭译，《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 [23] 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第4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第38—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京)2012年第6期第197-20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