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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的第57届柏林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获得了最高荣誉——金熊奖。这是继1988年张艺谋《红高粱》首次擒熊、1993年谢飞《香魂女》和李安《喜宴》同获此殊荣之后，中国影片再度折桂柏林。收获奖项的同时，从小众中走出的王全安想用一个草原妇女“带夫征婚”的故事证明，好看的文艺片也能把观众拉回电影院。 在他获奖的第一时间，我采访了王全安。沉浸在得奖后的喜悦和激动中的王全安，谈到自己的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发展，却显得格外的冷静。 电影的本质：和观众内心联系在一起 问：这次《图雅的婚事》在柏林捧得大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当时的心情如何？ 答：这次能在柏林夺得金熊，也算金熊报喜，双喜临门。 当时的情形也是一波三折。我们一直很坦荡，电影放映后的效果我们很满意，觉得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情，已经尽力了。得奖前有点预感，觉得这样品质的电影，总该拿一个奖项。后来随着一个一个奖被别人拿走后，心情就变化了，开始怀疑——是不是别人搞错了，或我们误解了对方的意思？ 最后一刻来临的时候真的非常高兴，惊喜意外。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电影节竞赛单元，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按照正常的电影节规程，上台领奖是有严格的人数限制的，但给我们服务的Atrical就悄悄对我说：“我提前离开，你们爱上多少就多少人上去，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去。”这种友谊已经渗透到柏林电影节各个环节上。 问：这是继《红高粱》、《香魂女》等之后国产电影再一次获得金熊，非常不容易。这是不是你将自己的电影理念坚持到底的一种胜利？ 答：这是一种印证，一个开始。其实我想拍一个电影，最主要的是让电影和观众内心能联系在一起，回到电影的本质。 我一直觉得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呼应是最可爱的活动。现在电影的发展，活动越来越多，电影节让艺术家聚在一起，发展不同类型的电影。但我始终觉得电影应该回到它的本质——观众这里来。 看电影是和一个艺术家平等地说话，根本的观众基础不能放。如果一直沉迷在荣誉的争夺之中，再回到电影里就很难了，会觉得很无力。但你必须承担导演的责任，观众喜欢与否就是你的事。当你的电影真正能表现得好看一点，里面有一些让人愉悦的东西时，你就能得到丰厚的回馈。除了要求观众能懂电影、懂文化，要求市场发行更健全以外，电影拍摄者本身也应该考虑清楚要拿电影做什么。 我惊喜的是反馈如此迅速而且一致——在柏林得到的评价和在国内小范围得到的评价是相似的。这个反馈本身比得奖更具有深远的含义。 文艺片的成熟：要在影院里被接受 问：你一直强调《图雅的婚事》的观赏性，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答：文艺片只有在电影院里被接受，才是真正的成熟，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循环。只有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以后，才能说你的电影是代表中国去海外参展参赛，而不是少数文化精英自我欣赏的过程。《月蚀》之后，我拍《惊蛰》拿了金鸡奖，这个奖励非常重要，因为我的创作初衷就是把电影节放到次要的位置，让影片本身在表达形式上包涵更多人的欣赏习惯，结果证明我成功了一半。 问：实际上《惊蛰》也没有获得在影院大面积上映。 答：《惊蛰》的问题还是叙事，比较个人化的叙事；另一个问题在于它的发行。但我还是要强调它的变化，这种碰撞给了你改变环境的一个过程，一直到后来的《图雅》。 问：怎么会产生《图雅的婚事》这部作品的？它在你预定的创作方向之内么？是不是在《白鹿原》筹备不利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作品？ 答：在《白鹿原》里郁闷了一年多，我希望能拍摄一部电影释放压抑。 《白鹿原》可能是中国最难拍的电影之一。这部小说很硬，不光是洋洋洒洒几百年的历史。在拍摄的电影类型上我们和制片方产生了分歧，我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商业大片去炒作，而是用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反对把港台演员，日韩的偶像明星放进去。我必须要坚守一些东西，否则不做也罢。 但通过筹备《白鹿原》，我意识到要从小众走出来，从小我走向大我，将原来简单的个人表达设定在一个更大的受众范围内，电影的方向有所变化。同样是个人表达，但是更照顾大众的观赏习惯，实际上对电影本身更尊重。这个过程牵扯到导演功力的问题，比个人表达还难，是个硬功夫。当观众不认可的时候，说明你是有问题的，不能躲在一个“个人表达”的伞下当大师。需要有勇气走出来，现在我愿意迎接这个挑战。 《白鹿原》等时机成熟还会拍，我还是希望让陕西人拍，它毕竟是建立在方言文化基础上的，地域性太强了。 《图雅》坚持了我对周围生存环境的表述，这个线索是从《月蚀》的城市到《惊蛰》的城乡结合部，再到《图雅》的偏远地区，涵盖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 问：把故事背景放到内蒙有特别的寓意么？ 答：放到内蒙，是因为形式感上有一个释放，不管是影像还是音乐。《图雅》讲了一个有关道德困境的故事，我想借助蒙古族人的形象使“图雅”更具特立独行的气质，她更自然，符合人性的冲动，她的行为更正常。这个基调是一个由暗转亮的过程，表达了人在困境中所采取的方式。 心理准备和抱负：中国电影能回到盛世 问：奖项出来后你们也和评审团有过接触，他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如何？为什么会把奖项颁发给你们？哪些人特别喜欢？ 答：要是说巨大的荣誉之下有一丝遗憾，就是最佳女演员的遗憾。但是我作为导演，觉得余男的表演是整个电影品质中最突出的一点。这和电影得奖与否没有关系，不会随结果而变化。六位评委也表达了这一看法，表演就不用说了，他们已经成了图雅角色的fans，爱上了这个人物。他们说，“我们实在想给你们这个奖项（最佳女主角）之外更多的东西，如果光给一个单项奖，我们觉得不够。”评委们说他们第二天就已经意识到，这次的金熊应该是《图雅的婚事》。 后来施南生告诉我，“当时我得绷着脸，因为我真的不能透露你们得奖的消息。很难得的是，这样一个蒙古族题材的电影，我一点都没感到里面有什么别的东西，你们是在很诚恳地拍摄。” 我特别希望中国电影能在这样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正常地循环，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力量，充分滋养，更茁壮。我相信中国电影能回到盛世阶段，作品包含各种戏剧元素、表演元素，很饱满。如今的中国电影人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抱负，来拍出更有作为的电影。 问：这次得奖是不是国际影坛对于中国电影一种新的理解与肯定？ 答：得奖之后的采访很说明问题。很多影评人都说，以前他们看中国是一个东方的神秘的国家，而且并没有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而改变。“第五代”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让他们很有兴趣，也形成了一种神秘感。但他们说：“我看你的电影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就像在看德国、法国的电影一样，为电影中的情节、人物而激动。”我因此感到骄傲，这表明中国电影已经进了一步，因为电影真正的价值是情感上能与人交流。世界上其他的好电影，如果说展示了什么好看的、有魅力的东西，一定是在心灵这个基础上，甚至能影响我们一生，绝对不是因为什么奇景奇观。 影片发行：不会把希望寄托在“金熊”上 问：得到了专业的肯定，接下来是要面对观众。发行方面的时间和计划如何安排？ 答：我只想拍个让自己愉快的电影，让观众喜欢的电影，如果电影节喜欢那就更好了。现在获奖为电影的传播带来更大的便利。来之前我们就在谈发行，我觉得国内已经形成一种模式——要么商业电影，要么艺术电影。这个模式其实太单调了。《图雅的婚事》的类型未必一定是艺术片，因为这样的电影内涵很丰富，很难简单的归类，就像某些韩国电影一样。而发行应该建立在电影本身的基础上。我觉得有准备的发行状态很好，如同电影创作一样。虽然目前不完全成熟，但有一点已经与以前不同，我们不会幼稚地把电影发行的希望寄托在电影节的奖项上。事实上这也行不通，还是要放在电影本身上。 《疯狂的石头》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是去年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因为它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达到了这种类型的电影应有的品质，而《图雅》目前也达到了我预计的品质。 问：内地观众大概能在什么时候看到这部电影？ 答：我希望能尽快进入发行。我特别希望它能比较轻松地进入市场，进入电影院让大家先看，因为我们以往说的很多东西都与电影无关，说得太多让人倒胃口，要先用平易的态度让观众慢慢接受。其实《疯狂的石头》也是这样的过程，说明真正有品质的电影，观众是会去看的。观众是真正聪明的人，他们知道该为什么电影花钱。 其实最好的电影是寓教于乐。一定要裹在一个让人快乐的形式里，那才是真正的高手。历史上我们喜欢的电影，一定是给人带来快乐的，不一定里面要有很多内涵。社会现实、文化那些东西稍稍有点过于沉重，它需要有一个承载物。我们制作电影其实是有这样的条件的。 当作品放到电影院里时，它是无限大的，不只有你。电影是社会中的一个东西，如果它好的时候能给别人带来乐趣，再好一点，就带来点内涵。如果它什么都不是，那就是堆胶片而已，可以扔在任何地方。得奖都会过去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这堆胶片里记录了某种快乐，那这快乐是永远存在的。 问：那下一部戏的构思是什么样的，能透露么？ 答：原来都准备拍了，但是来柏林打断了计划。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放弃。我明白自己没办法一下子完成这么多事情，所以得一件件来。现在结束了，回去后就考虑重新着手新电影的拍摄，我们想拍摄纺织女工的题材。 问：还是余男当女主角吗？ 答：对。这个戏会平均一点，我希望她能带动其他演员发挥。她演纺织女工，和自己反差不算特别大，已经回到城市里了。这是最有可能开拍的一个，也可能根据目前的情况做点调整。我会让自己慢一点，让自己变得更加从容，用更放松的心态把电影拍得更完美。 “第六代”和“第五代”：形成了互补 问：在你的三部电影中，始终表现出女性视角，这对于一个男性导演而言并不多见，是有意为之么？ 答：我选择了一个视角，主体是女性，而电影折射的是完整的生活环境，生存状态。我认为当下这种电影太少了，在中国电影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这是一个遗憾。我一般不愿评述现在的“第五代”电影，但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太少，完全回避了对自己的描述。所谓描写自己的电影就是关于我们自己活得到底怎样，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人的责任。 问：对于所谓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怎么看？代系之分目前还有用吗？ 答：我觉得有用，这是作为一个时间的分割。“第六代”有个真正重要的、共性的东西，它开启了一个个人视角的时代。对此很多人没觉察。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个危险信号，说：“你们没有‘第五代’那样心齐了。”但这是一个艺术的东西，最好的艺术一定是从这里起步的，而不是从一群人起步的。英雄历来都是一人面对所有人。我的声音从个体发出，不会由于一个人弱、一群人强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它的真谛其实是体现在这里的。 当然，一旦回到个人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无力，你的艺术必须有真实的力量感。只剩自己的时候，惟一能依靠的只有作品，所以现在的导演把自身放在作品里，若干年后对自己有一个交代——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是怎么生活的，活得怎么样。现在这些东西被“第六代”以个人视点表达出来了。这些作品描述个人体验，实际上弥补了“第五代”的缺失。虽然“第六代”没有像“第五代”那样出现一统天下的作品和人物，但是他们的作用已经通过作品体现出来了，和“第五代”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关系。 问：你觉得代系之间联系紧密吗？ 答：这不是一个联系的问题，是时代造就的。对于第六代导演而言，因为没有共通的东西，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的系统，包括发行、电影模式。但与此同时，大家又是一个整体。独特的思想、电影表达得以体现，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好作品，是真正吸引人的东西。 问：有评论说这是继贾樟科捧金狮之后，第六代导演的又一次胜利，你怎么看？ 答：我特别不习惯这样的口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导演，作品最好还是代表你自己，是否代表一个层面没什么意思。我们关注的都是个人，任何一代的人，比如说年轻的第七、八代，都可能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不喜欢说什么第几代的胜利。如果真的喜欢电影本身，各个年龄层导演之间的感情应该是很亲密的。退一步说，你处在历史的阶段，你与你之前的人是分不开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接受与影响，其实是第五代导演创立的，世俗成就上依然是我们后辈导演需要仰视的。世俗成就说的就是奖项，我们这里有一个，他们那里有一堆。这是公平的。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电影主张，不管正的还是反的，电影主张总是延续发展的。 其实目前“第六代”与“第五代”之间的文化落差还很大，整体还要大。我们没有感到太羞愧的原因是，真的勇敢地接受了对自己的表达。虽然自我表达，变成一个单独个体时你会感到自己的怯弱。现在看前面这些磨合、停滞、打断，积累了能量，能量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产生了爆发期。这是个人能量储备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为代与代之间的衔接做了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后面一代导演，个人视角已经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衔接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想说，我们能一起成为中国电影的历史，大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都为中国电影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华。我们就是历史的一站，第五站到第七站之间，走好自己这一程，尽可能填满自己的才华、创造，不要辜负历史赋予你这一程的使命。尊重历史本身就是尊重自己。艺术虽然是感性的，但要有一个理性的环境——要尊重艺术，尊重电影本身。不仅要尊重自己的电影，还要尊重所有人的电影。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更成熟些。 原载：《文汇报周末特刊》2007年3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