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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正在全国各大城市热映，据说第一周的票房已经超过亿元。有幸先睹为快的娱记和影评人，早已将他们的赞美之词抛撒在大大小小的报纸和形形色色的网站上。有人甚至预言：张艺谋大片“高票房，低口碑”的历史已经结束，《黄金甲》问鼎奥斯卡指日可待。 凭心而论，《黄金甲》确实有超出《英雄》和《十面埋伏》的地方，不是指这类大片经常使用的3件“大”：大明星、大场面、大色块；而是张艺谋又开始讲故事和刻画人物了。看着银幕上一袭黄金凤袍的巩俐，我们仿佛又看到高粱地里腰系红肚兜的九妹，看到大染房里白衣白裤的菊豆，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艰难跋涉的陕北大嫂秋菊。不是说巩俐塑造的这些银幕形象有什么共通之处，而是从《黄金甲》的人物和故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上一个世纪的张艺谋，看到了热衷于拍大片之前的张艺谋。那个时代的张艺谋不带黄金甲，但是有“主脑”。 说起“主脑”，须得从明末清初的李渔谈起。李渔在他那个时代，也算是演艺界的大腕，而且是全才：能编、能导、能演、能评，还是剧团的老板。其《闲情偶记》之《词曲》、《演习》、《声容》3部（后人辑为《李笠翁曲话》），是中国戏曲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湖上笠翁的戏曲理论本色当行、系统周全，因立足于舞台演出而独树一帜且影响深远。李渔的戏曲理论是一套三字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立主脑”3个字。李渔说：“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 “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李渔所说的“主脑”，至少应包含3个“一”：一意（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一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事（作品的中心事件）。 西方戏剧理论讲“三一律”，李渔讲“三个一”，说法不同，旨趣相近：都是强调故事和人物对于表达作者本意乃至作品思想的决定性意义。对照李渔的观点，《黄金甲》从《雷雨》那里借来了主脑，然而，其人、其事、其思，都没有超越《雷雨》设定的框架。 先说其人。周公馆的男女主人公周朴园和繁漪，穿上张艺谋的黄金大袍，摇身一变，成了后唐五代的大王和王后；周萍，是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儿子，是繁漪的养子和恋人，在张艺谋的皇宫里，相应地成为太子元祥；周冲是周萍的弟弟，元杰自然是元祥的弟弟；董事长的男仆鲁贵及其美丽的女儿四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王的仆人蒋太医及其美丽的女儿蒋禅。将《黄金甲》与《雷雨》两剧中的主要人物一一对应之后，我们会发现《黄金甲》里多出一个三太子元成，其实他可以对应鲁大海，因为两人都是叛逆者。《黄金甲》不仅人物照搬《雷雨》，很多台词也是照搬的，如“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母亲不喝药你就一直这样跪着！”当然也有改动之处，如《雷雨》中的周冲是一个阳光男孩，而与之对应的杰王子却清醒得神经兮兮，聪明得糊里糊涂。 次说其事。既然两剧的人物如此相似，两剧的故事就很难有质的区别了。《黄金甲》最扣人心弦的无非是3件事：一是继母与养子那虽为人不齿却刻骨铭心的爱；二是长兄与妹妹那热情如火却阴差阳错的爱；三是男主人对自己的妻与子之间乱伦之爱的深仇大恨。这两爱一恨既构成《黄金甲》的叙事框架、情节主线和戏剧矛盾，同时也构成人物性格发展和突变的主要心理动因和情感缘由。倘若没有了剧中主要人物的这两爱一恨，《黄金甲》满城的皑甲、满殿的菊花、漫天飞舞的弯刀和枪戟，铺天盖地的猛男和靓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可是，这两爱一恨亦是借鉴了《雷雨》的基本线索。当然，《黄金甲》在借用《雷雨》之事的同时也作了一些修改，而这些修改多为败笔，比如：大王为娶梁王之女而残害王后及其全家已是令人生疑，小王子无端杀死长兄更是莫名其妙，父王鞭打幼子至死尚不肯住手更是匪夷所思。 末说其思。《雷雨》所要表达的，是令人窒息的阴沉和郁热，是撕裂夜空的雷电和骤雨，是一个近乎无解的悖论：爱与恨缠绕交错的雷雨，在撕裂黑夜的同时也毁灭了爱着与恨着的人……四凤和周冲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青春的第二代全死于雷雨之中，只剩下悲痛欲绝的父母。《黄金甲》有着大体相似的结局，元祥、元杰、元成还有蒋禅，青春的第二代全死了，只剩下他们绝望的父王。借《雷雨》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框架，张艺谋想表现他自己的“思”：权力、阴谋和贪欲。相较于《雷雨》的家族罪恶，《黄金甲》削弱了乱伦造成的罪恶，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到由权力与欲望所产生的“内乱”上。他以为将周公馆的故事搬到五代的皇宫，将曹禺的郁热和暴雨改为他的菊花和金甲，就能变《雷雨》的“思”为《黄金甲》的思。曹禺在《雷雨》中引入了忏悔，但张艺谋除了炫目的武打场面，实在没有给观众留下多少震憾的东西。 张艺谋所心仪的黑泽明成功过。黑泽明的《乱》用了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人物和故事，但黑泽明只是借用了莎翁的老瓶子，装的是他自己精心酿造的新酒。而张艺谋从曹禺那里借来的，既是瓶子也是酒，只是换了包装和商标。虽然张艺谋在出道之初就学会了黑泽明的大色块，为缝制黄金甲还花重金请来黑泽明的服装师；但是，张艺谋能借来黑泽明的大色块和服装师，却借不来黑泽明的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之术。大场面和大制作固然能带来票房，但是在投资与回报的轮回之中，电影的“主脑”丢失了，电影对人心的感动、对人生的关爱、对人性的探索也随之丢失了。 二 张艺谋是老导演，不会不深谙基本的戏曲理论。他上个世纪的作品，如《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活着》等等，成功在有“主脑”，有“三个一”。比如《秋菊打官司》，从标题就可以看出3个“一”：一人，农妇秋菊；一事，打官司，讨说法；一意，底层人通过法律的手段讨回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3个“一”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一人”、“一事”最为要紧，舍此，如何言说“一意”？当然，这还是在一个浅表的层面讨论问题。往深处说，《秋菊打官司》人物性格刻画的细腻和准确，故事讲述的层次感和起伏感，在张艺谋21世纪的大片中再难看到；而《秋菊打官司》对生活原生形态的出色传达，对社会变迁和时代脉动的敏锐把握，对底层民众和普通人命运的真诚关爱，在张艺谋后来的大制作中几乎荡然无存。 张艺谋凭借着前期作品的“主脑”（3个“一”），打动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观众的心，也打动了大大小小电影节的国外评委的心。张艺谋21世纪的电影，其导演策略发生了质的变化：由3个“一”走向了3件“大”。我们看《英雄》和《十面埋伏》，无论是皇廷、后宫还是沙场、林莽，无论是将士的呐喊还是舞女的弹唱，张艺谋都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视觉和听觉意义上的“大”，而本该居于主脑位置的一人、一事、一思，只能居其次了。严格地说，张艺谋的大片已经没有了主脑，《十面埋伏》的“事”已是漏洞百出，《英雄》的“人”和“思”更是频遭诟病。仅仅过去两三年的时间，再来努力回忆这两部大片，除了《英雄》的黑色（大色块），《十面埋伏》的打斗（大场面），以及李连杰、刘德华、陈道明、章子怡这些大牌明星，我们还能记起什么？ 张艺谋并不是不清楚这一致命的缺陷。其实，早在拍《千里走单骑》时，他就显露出要重觅“主脑”的意图。虽然这是一部为高仓健量身定做的作品，但影片中的其人其事其思，仍然有着张艺谋前期作品的某些痕迹。没有大的场面，也没有大块的色彩，只是想老老实实地讲一个父亲与儿子的故事。可是，叙述这种跨国界的故事不是张艺谋的长处；或者说白了，张艺谋本人并没有能力为他所崇敬的高仓健提供“一人”、“一事”、“一思”。他所擅长的是从既成的文学作品中借来“主脑”，像他的前期影片那样。没有了“主脑”，又不便于炫耀大场面和大色块，《千里走单骑》的失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挑剔的观众在掏钱消费了张艺谋的大餐之后，却有“贾不本物”之怨；或者这样说，他花大钱制作的3件“大”，并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观众。长此以往，他的观众或许会流失，他的票房纪录或许会下滑，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占领的市场会落入他人之手。张艺谋毕竟是“神乎技”的庖丁，面对电影市场这头怪牛，他真的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是官知止而神欲行了。他的技是什么？一方面，3件“大”不能丢，因为他不能没有投资；另一方面，他要重新找回3个“一”，要认认真真地“立主脑”， 因为他不能没有票房。于是，就有了《黄金甲》。但是，行走在市场和艺术两个领域的张艺谋，并不能挣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咒语。 三 在中国电影界，这并非个别现象。比如陈凯歌，本来是一个擅长讲故事和刻画人物的导演，他的《霸王别姬》，故事讲得回肠荡气，人物写得惊心动魄，对人性、友谊、爱情的演绎更是淋漓尽致。不幸走上3件“大”的套路之后，就有了《无极》这一大败笔。《无极》的“大”，远胜过《英雄》和《十面埋伏》：大明星是跨国界的，大色块是超音速的，大场面是超时空的。《无极》也不是没有3个“一”，片名就是它的“一意”，无欢和馒头分别是它的“一人”、“一事”。只是它的“意”太泛太虚以至成为毫无内涵的无极叙事，它的人和事也太假太空以至于成为笑柄。再比如冯小刚，是一个更会讲故事更会刻画人物的导演，可是，等到他模仿张艺谋和陈凯歌而终于拍出一部《夜宴》时，他的“大”就令观众哭笑不得了。 《黄金甲》正在热映，一位影院的工作人员说：“《黄金甲》影片本身好不好其实跟我们影院关系并不大，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只要能卖钱就是好片。”这是大实话。但是，“《黄金甲》影片本身好不好”跟张艺谋的关系就很大了，毕竟，张艺谋不是以“卖钱”为目的，张艺谋有他的艺术野心。周杰伦唱道：“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泛黄的何止是笑容？人工打造的“金甲”终究经不住时间潮水的磨洗，终究会褪色甚至会锈蚀。多少年后，谁还会记得那些皑甲、菊花、弯刀、靓女？张艺谋为炫自家“金甲”而借他人“主脑”，那些近乎赝品的“金甲”，还有银幕上的金灿灿、黑压压、绿森森、白花花，终究是过眼烟云。“主脑”，本应有其真实的生命和不死的灵魂。 只是，那“主脑”是别人的。这是张艺谋的悲哀，也是当代中国电影的悲哀！ 作 者 李建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小兰，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东华理工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2）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