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读葛红兵先生大作《反历史的历史剧——质疑当前历史剧热潮》(以下简称“葛文”《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1期)。阅罢，敬佩作者点击时尚的锐气，赞叹作者犀利的批判视角，但仔细推敲总觉缺少了一点批评的理论依据。 胡适曾说，历史就像一个乡下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一语道破了历史的主观性及其复杂性。历史，广义上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作封闭回溯，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其间包括时代、价值观念、以及各种政治派别的综合因素，不同的历史观念，留下了风格迥异的历史著作。 治学严谨的历史学教授经常告诫学生，无论是《二十四史》，抑或其它史书，无外乎特定人的撰写，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其局限性。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注定了它们的相对性。从现时性上观察历史的共时性，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摆脱不了的。这样，历史也就众说纷纭了。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思想解放思维活跃的时代，历史更呈现出它的多元性。“葛文”前一、二段提出了历史观和历史意识问题，如果顺着“葛文”的思路，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只应该表现人民，历史不是太简单了吗?本文重点就“葛文”所论的艺术观和文化两方面进行质疑。 关于艺术观问题 “葛文”中提到，《康熙王朝》的导演陈家林曾说过，“我认为正说和戏说只是风格、样式的差异，细究起来都是编的，但这个编要有个度的把握。”对陈家林的艺术观，“葛文”评述：“纵观古代艺术史，我们会发现，那些政治晦暗，物质贫乏，社会动荡的时代，艺术反而会高扬人性、人生以及社会的大旗，为理想、为生命鼓与呼；而那些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物质发达的历史时代，却常常会伴随着艺术的肤浅化、戏谑化，艺术在那些清明稳定的时代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它不再为人类精神生活守夜，而是加入了喧嚣沸腾充满感官享受和欲望气息的夜生活中，它成了一个时代物质化、欲望化的急先锋。” “葛文”的这段话，混淆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创作两个不同的概念及其内涵。 毫无疑问，艺术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反作用于人类的精神生活。这一点决定了艺术本质的非功利性。但是，由于精神层面本身的多层次和多元化，艺术既能满足政治和道德的说教，也可满足个性的愉悦和释放。 建国以后，总体上来讲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纵观历史剧长廊，留下；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正面人物如：《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林则徐》中的林则徐等，他们虽说都是大清帝国的将相，然而在历史剧的舞台上却是民族英雄的象征，爱国精神的参照。作为反面典型人物的张林甫，在电影《红日》中让人记忆犹新。张林甫的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于孟梁崮。从某种角度来说，张林甫生命的顶峰在孟梁崮上展开，既而倾覆。正是这样，孟梁崮战役的意义更显伟大，张林甫的形象也才流传下来。 仅举这些例子，也决非“葛文”所云“现代文学史曾出现过一两部历史名剧。”近年来反映中国共产党史的历史剧同样红红火火，如反映“三大战役”的《大决战》和近期的《长征》更是一组组鲜活如生的现代历史人物的画卷。包括反映国民党抗战的《血战台儿庄》，同样塑造了张自忠、李宗仁等形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人物塑造既尊重历史又不失艺术的创造，注重这些人物个体命运的把握。 历史剧不等同于历史。历史在一定的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倾向，历史剧则更注重艺术的创造。现实生活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历史，作为艺术创作的“流”，其源泉乃是现实生活。这是因为历史剧的创作凝聚了特定时代艺术家的主观意识，自然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中国文学史上，艺术创作中关于“源与流”的题材，较为典型的便是“安史之乱”中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白居易的长篇抒情诗《长恨歌》处于当时之际，诗人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含有某种政治的“讽喻”。然而，因为白居易擅长感伤诗的抒写，他的笔触涉及杨、李爱情时，把生死间的苦恋之情写到了极致，留下千年咏叹的名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深的眷念，永远无法实现的情意，淡化了“惩尤物”的道德教训。《长恨歌》留给读者的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感动。 时过境迁。到了元代，白朴的元剧《梧桐雨》取材于《长恨歌》，又有许多不同的处理。《梧桐雨》不是一部爱情悲剧，也不是一部总结政治教训的历史剧，而是一部人生体验剧。《梧桐雨》的创作重心是作者的一种人生感慨。白朴通过摹写唐明皇的内心世界，那种在孤独与苍老中感受美好往日如梦般消逝的寂寞与哀伤，一种对盛衰荣枯无法预料和把握的毁灭感。写的是唐明皇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实际渗透了作者因金国的灭亡而产生的人世沧桑和人生悲凉之感。《梧桐雨》最后一曲唱道：“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因此，《梧桐雨》在文学史上获得缠绵悱恻、哀思婉转的抒情效果，也是历史剧的一种。 我们分析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创作的规律，可以看到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提升以及引导艺术创作不同的审美意味，而不是扼杀艺术创作的多元化。正说历史或戏说历史，只是艺术创作中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 关于文化问题 “葛文”尖锐地提出，“当前的历史剧是创作文化还是反文化?”文中所论：“对于大多数普通平民来说，欣赏电视剧是他们最重要的最有文化内涵的活动。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电视剧从文化走向了它的反面。”顺着“葛文”的思路，我们来探讨一下文化的本源。 文化是什么? 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或样式)。”梁漱溟曾提出文化“三大路向说”：第一，人与物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文化路向是向前面要求，求得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第二，人与人的关系，所产生的文化路向是向内用力，反求诸已，求得内心的满足与和谐；第三，人与自身生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文化路向是反身向后要求，从内在自我和外部世界存在的虚幻中解脱出来。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其运思机枢由欲望决定生活，生活又决定文化，不同的文化其根源就在于欲望趋向的不同。尽管这种文化路向说带有一些唯意志论的倾向，但某种程度上还是能涵盖广义的文化论，亦即文化是人类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第一文化路向，证明了文化带动的物质财富；第二、第三文化路向阐述了精神的需求，艺术创作为此提供了基础。 文化在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变化，每个时代都会形成一种突出的文化路向。 回观历史，在大工业时代，这样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的社会中，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而许多穷人却一无所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批判现实主义，比如巴尔扎克的《悲惨世界》等。再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换言之，物质社会条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精神的需求更为明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荒诞派，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戈多是什么?戈多是希望的象征。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精神可以弥补物质的渴求。今天早已解决温饱问题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对自身生命本体的思考和认识。因此也就有孕育了历史剧创作的文化沃土。 近年来的历史剧创作，打破传统历史剧的模式，不再是如何体现某种历史精神，如何评价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如何展现某个历史时代。所有这些传统的观念，都被推到历史剧的后面。在摄像机的作用下，观众看到一个个活泼的生命，而不单单是历史和作为历史化身的人物。即便是一些早巳被传颂了数千年的历史人物，甚至是一些著名的帝王，在历史剧中也被还原到普通人的生命原始形态里，不再戴有任何面具。从秦始皇到康熙、乾隆等，摘除了帝王将相们原来的权力象征和历史象征，还原于普通人。观众从这类艺术形象上，不再追求历史的必然性，更多地关注生命本体，并对自身有所感悟。 历史剧《英雄》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张艺谋把战国七雄之战的历史作为背景而虚化了。通过无名、残剑、飞雪不同的个体探讨生命的价值，并以“剑”的书写折射人生的境界。换一种角度来看，《英雄》把历史化为了审美的需要。无论是画面色彩还是人物塑造，《英雄》没有拘泥历史，围绕艺术的理想展开，展现了艺术的唯美。行文至此，笔者亦质疑叶文宪先生对电影《英雄》的否定评价(见《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1期《论英雄、枭雄、成功英雄、失败英雄、民族英雄和国家英雄》一兼评电影《英雄》的统一观)。 在这样一种文化审美的观照下，历史剧的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前所未有的表述，大大拓宽了艺术创作的内涵。无论是作为时代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时代，在新的历史剧中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新的历史剧不为任何传统观念和固有人物造型的束缚。 “葛文”所云，“把历史当作娱乐资源，而不是思想资源，现实之镜的历史剧是伪历史剧。”这种观点，在多元文化审美的前景下，不免有点落伍。文化，在生活的流程中，继往开来，不断突破模式的禁锢。历史剧，作为文化的体现，用审美的方式介入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奴隶，更有重写历史的气度。 这便是当今历史剧的趋向。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