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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作者，什么时刻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不是在掌声和鲜花里面，不是在面对观众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些状态都可以轻易被人替代。惟独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完成必须由你来完成的任务！尤其当写作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不得不头撞南墙苦苦思索，不得不咬牙背水一战。这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也是我最伤感同时也最幸福的时刻。 始终相信自身情感的真实性，也相信人的情感是相通的 记者：《集结号》上映后，得到观众和评论界一致好评，票房超过2.5亿，有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大片，也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片，对中国电影具有方向性和标志性意义。作为编剧，您在创作时想到过这样的结果吗？ 刘恒：前几年创作的《张思德》《云水谣》也得到很多好评。《云水谣》上映的头一周，各方面反响不错，票房也令人满意，预计能达到一个亿。可是紧接着第二周就撞上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当时我特意到一个影院看上映情况，只有1个厅放《云水谣》，其它6个厅全都放《满城尽带黄金甲》。那天影院里密密麻麻排着长队，都是买《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票的观众，我从他们中间挤出来，有一种失败感。那时候就在琢磨，找个机会把艺术电影和商业片融合起来，做一个有竞争力的片子。创作《集结号》之前，除了分析杨金远的原著之外，我到军事博物馆、解放军出版社、图书馆、书店搜集了大量资料，并且花了很长时间认真研究、消化这些材料。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很大作用。 记者：看完这部电影后很多人首先觉得非常“感动”，而且我注意到，看片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全情投入，动情处泣不成声。您觉得是什么造成这种感动的？ 刘恒：动笔前我再次确认了一个原则，在最大限度地靠拢商业电影的创作规律之下，一定要保持内心的真诚。我对剧本成败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它能不能感动自己。如果自己都不感动，如何去感动别人？我始终相信自身情感的真实性，也相信人的情感是相通的。写作期间，我经常听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音碟，其中一首《俄罗斯母亲的送别》非常感人，表现的是母亲送儿子上战场的情景，悲壮中夹杂着伤感和依依不舍的情绪。对我来讲，写《集结号》是个庄严的过程，充满了神圣感，情绪波动也非常大。剧本完成后，导演冯小刚给我来电话，说他和演员读剧本时数次落泪，经验告诉我片子八成是有了。 每个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个英雄 记者：有人说，《集结号》的成功之一在于作品创造出了一个扎扎实实的平民英雄谷子地，他绝不 “高大全”，他勇敢、执著又真实可信，正如一些观众说的：是个“真爷们儿”。 刘恒：还是那句话，真诚。从台词到细节，绝对不能虚假，虚假的英雄已经被大众遗弃了。说到英雄，从神话学角度看，所有英雄都是相似的。神话学还认为，古往今来大家用彼此不同的方法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为了家族的生存而猎取资源并为此奋斗牺牲的故事。好莱坞的所有主流大片都遵循这个原则。我们扪心自问，一生中肯定至少有一次把自己幻想成了英雄。这完全符合神话学的另一个定律:每个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个英雄。《集结号》是个外壳，我们借着它让藏在心里的英雄走出来，跟每个观众心中的英雄会合。所谓主流电影或主旋律电影，拍得好不好先不提，不得不做、最值得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在远古的狩猎场上，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具有永恒的赞美价值和美感。不论某些人怎么看，我们在当代和今后仍然需要这样的人。 记者：看《集结号》的观众中，似乎越年轻越对军人的英雄气概感兴趣；而年纪稍长的人则对尊严问题更为关注。 刘恒：这跟阅历有关系，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不论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冲动，向往英雄气概都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都承认一个前提——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处于全球竞争的考验之中，我们理应具备保卫它并使它壮大的力量。我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参观，看到了一种十分纯粹的尚武精神。我在彼得堡的街头，碰到了少年军校的返校日，一些十二三岁的小男孩穿着军大衣，雄赳赳地走在雪地上。说老实话，我有点儿嫉妒他们。在这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大家表面上喋喋不休地嚷嚷价值观的事情，骨子里早就做好准备，已经不惜为争夺资源打出脑浆子来了！一个丧失搏斗能力的民族将万劫不复，丢掉立足之地。如果《集结号》真的唤醒了一些人的英雄气概，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反正我是深感荣幸了。 在是的时候自以为是，在非的时候自以为非 记者：关于《集结号》的主题，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解读，也有一些不同声音的读解，你怎么看待这些读解与“声音”？ 刘恒：我们必须本着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声音。《集结号》被人从各种角度解读，证明读者与观众享有和创作者平等的权利。同时我也认为，所有见解都有相对的合理性，也都有相对的片面性，我必须一律给予尊重。 前些日子我一直躲在山里写作，拒绝采访也不上网。回家一看，“刘恒的话”已经在网上传遍了——“我们不讨论战争的意义，我们也不讨论牺牲的价值”，有的朋友脑子不拐弯儿，确认刘恒这小子觉得战争没意义，牺牲没价值！虽然这两句话很有趣，但是为了避免继续误读，我有必要申明:它们不是我的语言，也不符合我个人的思维逻辑。《集结号》剧本集已经出版，里面附了三万字的主题分析，从战争、人、生命、牺牲、尊严五个部分全面记录了我对战争和人的关系的探讨。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看，没兴趣的人也可以到电影里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当然，面对那些战争的虚无主义者，我们确实无须跟他们讨论战争的意义和牺牲的价值，原因不言自明。 记者：有人认为谷子地的遭遇，故事性或者说戏剧性太强，怎么可能找不到部队和战友呢？ 刘恒：我还听过一个极端的说法，声称打几个电话就能找到，故意让他找不到是别有用心！真让人哭笑不得。电影一出来，许多类似的人和事出现在媒体上，印证了艺术虚构独特而强大的预见性和真实性。太原曾经发现了几十份遗失的烈士阵亡通知书，照上面那位的说法，似乎把它们扔进信筒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有些声音认为谷子地的遭遇不典型。但是，我曾在资料中看到记载，解放初期，某支一万多人的部队，先后有两万多人找上门来，有失踪战士的家属，有失踪者本人，有冒充的人，还有因病因伤因逃跑因被俘等各种原因而脱离部队的人。这些身份真真假假的人把部队弄得完全瘫痪了，不得不把他们劝回各自家乡，由当地的政府部门负责甄别处理。结果可想而知，有些人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明，不可能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承认。总之，牺牲以新的形式再一次登场了。 记者：有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关“不可靠”的短信之类，会不会给你今后的写作造成某种负担或压力？ 刘恒：以宽容的态度来看，我觉得它们体现了民间智慧，也体现了某种司空见惯的片面性。在一个大众思维被广告思维支配的时代，偷换概念以偏概全以及把相对性弄成绝对性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可以被不加怀疑地接受。看到广告把某个化妆品和美女弄在一起，马上掏钱包买来涂抹，我们不能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吧？享受物质消费可以被三言两语牵着鼻子走，用来享受文化和思想就过于图省事了。有时候，面对一个极度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完全不能指望他会获得自以为非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尽量要求自己——在是的时候自以为是，在非的时候自以为非。只有保持这种平衡，我们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华，不仅避免被拖入信息的垃圾场，还能默默地源源不断地写出好作品。 记者：有人认为《集结号》揭示的战争过于残酷过于写实，缺少浪漫主义色彩。 刘恒：如果把死亡游戏化或者浪漫化，小孩子都能接受，好玩儿啊。但是，真实的死亡造成的感觉必定是恐惧和荒谬。真正的英雄和英雄主义，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否则，那些接受了美好的承诺和预约的辉煌之后才肯英雄一把的人，上了战场肯定是最先崩溃的人。我阅读了大量战斗日记和资料，战争的残酷性触目惊心。淮海战役中，几支部队同时攻击敌军阵地，一直攻不下来就下令撤退了。但是，有个副师长带着突击营打得非常漂亮，竟然攻到了敌人的核心阵地，根本无法接到撤退命令，结果全体阵亡。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战争的偶然性的逻辑！我当过兵，在我的心目中，这位副师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所有军中勇士的一个缩影。我们经常打比方，如果让我们的孩子在无菌的环境中长大，一旦进入社会遇到病菌，很容易夭折。我们必须直面战争的残酷性，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喜欢战争，但是战争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而消亡。思索战争的意义，描绘人在战争中的各种选择以及他们的身心状态，是我的艺术目的之一。 创作的时候才觉得生命最有价值 记者：影片表达了一个“每一个英雄都是值得被记住的”，反向思维，就是总有些英雄是被忘记的。比如电影，似乎风光的总是导演和演员，作为极重要因素的编剧更多的时候很少被提及。 刘恒：看过电影的人，一定还记得里边的主要情节。那些牺牲之后迷失在窑坑里的九连战士，他们的默默无闻乃是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隐喻。世界上到处是默默无闻的人，有些人注定要被埋没，这是生活的常态。在电影界，编剧很少被人提及，原著被人提及了吗？摄影师被大众提及了吗？我考察三大战役，最出彩的是毛泽东指挥战斗的电报，背后那些天才的参谋人员，有谁知道呢？有谁真对他们感兴趣呢？前几天读到一篇回忆淮海战役的文章，作者所在的连队一边挖战壕，一边在战壕后面挖墓坑，准备随时掩埋牺牲者。那些战士准备把自己埋进去或者真的就埋进去了，而且被人遗忘了，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我的命运促成了我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状态，我的一部分生命埋在我的剧本的文字里面，银幕上的电影就是它的墓碑，我找不到比这更贴切更优雅的祭奠方式了。 记者：小说通常被认为是纯文学，电影却被当成大众艺术。您作为著名的小说家，对于编剧这个行当，觉得有什么尴尬之处？您自己是如何把握这种关系的？ 刘恒：这个问题太复杂，说不清楚。世上的事情，通常是酸甜苦辣掺在一起，编剧这个职业也不例外。在写作界，某些品种通常被人瞧不起，哪个高级哪个不高级是有说法的，有点儿像种族主义的翻版。眼光放远一些，你会发现人类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个德行。比如价值观，有人就认准了我的好你的不好，是这样吗？这跟雅利安种族是最优秀的种族的谬论，有什么区别？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思维的简单化，单单受教育并不能避免这种简单化。比如有人强调原创，就认为改编的剧本不值钱。这就好比说，种麦子最地道，拿面粉烙饼就差点儿意思，拿烙饼做炒饼就更差劲了。是这样吗？总之，你要做编剧，你就得忍受别人包括外行们的选择和评价。剧本拿出来，你得根据各种准确的、不准确的意见修改。电影拍出来一卖票，有多少意见也累不着导演一根毫毛。这就是区别。换个说法，编剧有一线完善的机会，导演则是一锤子买卖，东西拿到电影院就听天由命了。关键是要问自己，你爱不爱这个事业？你爱，也愿意做，就想办法做好它，让它首先对得起你自己就行了。 记者：都说现在是个信息时代，也是传媒霸权的时代，而您似乎对与传媒的交流非常审慎。 刘恒：我害怕信息被扭曲，也不想招人讨厌。我常在想，作为创作者，什么时刻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不是在掌声和鲜花里面，不是在面对观众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些状态都可以轻易被人替代。惟独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完成必须由你来完成的任务！尤其当写作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不得不头撞南墙苦苦思索，不得不咬牙背水一战。这才是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也是我最伤感同时也最幸福的时刻。机不可失，我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努力奋斗，做我真心喜欢做的事情。 原载：《文艺报》2008-1-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