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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影视创作中，作家选择以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视角去阐释多元化的生活，去反映时代的变迁，从而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对多元化的认同，不等于放弃对社会的责任与道义。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影视作品必须承担道义与责任，承担塑造国民精神的重任。影视作品的成功在于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内容而不是形式。能够打动观众的是感动人们心灵的故事，而不是被金钱装扮的美丽外衣和被欲望包装的伪善面纱；不是强烈的视觉冲击下的华美盛宴，而是它的人文关怀和它对社会核心文化价值的阐释。当然，文艺作品是由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组成的，形式是文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来看，注重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普遍追求。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有论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言“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采能使言辞得以充分地表达，没有文采，言辞就不能传之久远，孔子认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对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还说“情欲信，辞欲巧。”（《文心雕龙·微圣》）也是强调要用精巧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内容。文艺发展史上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思潮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对形式的追求。应该说，文艺创作注重形式和技巧并没有错。但对形式和技巧的关注、对情色的宣泄、对金钱利益的追求不应该成为文艺创作的惟一目的，文艺创作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表现出对人生、人情、人性、人的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怀。《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作品必须先有好的内容，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修饰和加工。“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言辞等形式的根本目的是尽可能的完美地表现内容。文质彬彬，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一直是儒家的追求。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影视作品存在着过分追求形式和技巧，追求情色的刺激，而缺少人文关怀的倾向。虽触动了观众的感官，却打动不了他们的心灵。内容上的苍白无力，故事情节的胡编乱造，欲望的大量渲染，都无法留在观众的记忆中，看后，观众的心里是空荡荡的，缺少一种心灵上的感动。在某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读者和观众已很少能再读到感动，已很少能再体会到人类精神世界的浪漫情怀；人的情感领域中那些最需要向往的部分，已被逐出了表现范畴之外，一切都为现实的利益和欲望所驱动。 中国影视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关怀始终是中国影视作品成功的关键和支柱，道义与责任始终是影视工作者毕生的追求。无论如何，影视作品不能背弃这个传统。影视创作一定要体现出一种人文情怀，从单纯追求形式技巧转向那让人内心感动的、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从人出发，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与情感，表现真善美是影视创作必然的选择。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影视创作必须去传承它。 法国的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影视创作就是要承担起塑造思想与灵魂的责任。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科技与物质 ，更多地在于它的精神与文化。当我们失去了人类对终极意义的关怀之后，我们才发现它的意义弥足珍贵。影视创作并不只在于揭破虚幻、粗劣和溃烂的事物，它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意向性，它不应放弃对国家、民族以及人类命运的关怀。反对俗文化的泛滥，对于激发当代人的思想活力，发现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因素，激发全社会对真正优秀文化的强烈渴望，激活我们巨大的精神和文化的创造力，鼓舞人们去努力创造优秀的文化都是有益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绝不是一句空话，它更深的意义在于构筑一个民族的精神。影视创作，必须肩负起它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必须表现道义与良知，把我们带到那种对人类终极意义关怀的层面，帮我们重拾我们灵魂中对真善美的向往，使我们拥有形而上的追求，拥有对人类的深切关怀，让我们都以一种高尚的道德感、使命感去诗意地生存。 原载：《文艺报》2008-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