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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不住朋友的盛情相邀，我终于还是看了李安的《色·戒》。我说"终于"，是因为，我压根不相信一个把娱乐当作宗教的导演，一个拿"另类"当作英雄的导演，能拍出什么"伟大"的电影来；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李安不是张纯如，他对中华民族经历的那场灾难，对中国女性所承受的伤害，即使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绝对没有张纯如那样的感同身受的疼痛和不能释怀的义愤。 果然，一切都不出我所料：又是一部用欲望瓦解精神的电影；又是一部用美感撕碎伦理的电影；又是一部用"深刻"摧毁常识的电影，不仅如此，这还是一部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电影--有人斥之为"汉奸电影"，我看似乎并不十分冤枉它。 虽然我已经知道李安在"戏不惊人死不休"上有着怎样的抱负和追求，虽然我也努力说服自己应该抱着纯粹欣赏的态度来观看一部电影，但是，面对"汉奸"的病态的施虐，面对"爱国"女子欣然的受虐，面对泛滥在几乎所有细节中的庸俗和虚假，却仍然抑制不住欲出而呕之的恶心感。电影《色·戒》展现的是一个无爱的世界。在这里，几乎一切圣洁和庄严的东西，例如崇高、正直和理性精神，都被葬送到了肉欲和物欲的烂泥塘里；在这里，几乎一切被伟大的导演赞美的品质，比如忠诚、勇敢和牺牲精神，都被视为过时而可笑的德性；在这里，一切都是模糊的：爱与恨的界线是模糊的，敌与我的界线是模糊的，罪与罚的界线是模糊的。这虽然迎合了相对主义时代的无可无不可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但是，却背叛了一切伟大的艺术最起码的精神原则和价值立场：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讲，对罗伯特·贝尼尼、斯皮尔伯格和法斯宾德这些伟大的导演来讲，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之间，有着绝对不容苟且和凌越的界线。 李安说，"《色·戒》是撕破脸了"（《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7日第5版）。他的策略，似乎就是这样：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一切都要在相反的向度上推到极端，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藏龙卧虎"的非凡，才能打着"中国"的幌子招徕"西方"的看客，才能用"西方"的惊讶刺激"东方"的好奇心，才能最终获得巨额的票房收入。 李安和《色·戒》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简单，但是，似乎很少看到同样简单的判断和结论。对于我们的某些学者和批评家来讲，判断似乎越是模棱两可，越是不显示"好恶"，越是不显示"立场"，才越是具有不偏不倚的"客观性"，越是具有令人信服的"学术性"。契诃夫说，文学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我喜欢的"和"我不喜欢"的。这是一种朴素而坦率的态度。在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评价上，这样的态度，其实也是必要的。 是的，《色·戒》是一部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厌恶的电影。虽然李安选择了两个视觉上看让人觉得很美的演员，而梁朝伟和汤唯的表演也的确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是，"美"的形式并不能弥补内容的贫乏，并不能掩盖作品精神上的残缺，正像《断背山》的美景和演员出色的表演，难以解决作品"形式"与"意义"的紧张与分裂一样。 这部电影的致命问题，是严重的冷漠和虚假，是可怕的阴暗和畸形，是缺乏正常、健康的情感，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爱--既没有男女之间的真爱，也没有个体对民族和国家的大爱。有的只是欲望和狂欢，只是病态的施虐狂和病态的受虐狂，只是对肉欲和物欲的拜物教式的渲染。"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张爱玲告诉读者，王佳芝并不相信"那样下作的话"。但是，李安的电影似乎却要所有的观众相信它是真理。所以，他让易先生靠着野兽一般的性施暴，征服了王佳芝；所以，他让王佳芝在六克拉的钻戒面前，牺牲了国家、民族的尊严，牺牲了自己以及同伴们的生命。显然，在李安的阐释中，性欲和贪欲就是推进情节发展和影响人物命运的根本力量。一切都简单、荒唐得近乎儿戏，一切又都被渲染得煞有介事甚至惊心动魄。 李安说自己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夫权主义"："我们的社会是夫权结构。张爱玲是很女人、很琐碎的。麻将桌上讲的东西，和我们看到的主旋律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她女人的观点。当女人不合作的时候，就像一个音符一掉，整个结构瓦解了，真有摧枯拉朽之势。这是女性心理学最幽微的地方。同时崩颓掉的是最强大的集体意识，是社会的集体记忆，这就是张爱玲的力量……她用女性心理学去碰对日抗战这么大的题材，她真有胆识。当然她也很害怕，在小说里面可以感觉到很重的恐惧感，传染到我身上。我真不想拍那部电影，只是抗击不了。"（《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7日第5版）这是拙劣之极的掉猴弄鬼，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夫权结构"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都包含进去吗？麻将桌上的"琐碎"就一定比"主旋律"更有"现代性"？或者，就一定更有人性深度和人道主义内容吗？"女人的不合作"一定就是天经地义的吗？或者，就一定是对"夫权结构"的正当反叛而不是对正义和良心的可耻背叛吗？"最强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的集体记忆"是什么意思？是指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爱国情感吗？是对于那场民族灾难的"集体记忆"吗？如果是，为什么使之"崩颓"竟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犯罪呢？ 谈到"反夫权主义"，我觉得法斯宾德的《玛尔塔》倒是名副其实的。在这部电影里，也有着与《色·戒》里一样的情节模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性施暴，对她的自由的野蛮剥夺。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你看不到疯狂的床上镜头，看不到任何不宜展览的场面。法斯宾德的主题是指向女性的尊严和解放的，最重要的，他是尊敬和同情被伤害的人物的。虽然，最后，玛尔塔的反抗失败了，她还是落入了工程师贺尔穆特的魔爪，但是，法斯宾德借此表现的恰是一个沉重的悲剧性主题：反抗人性的邪恶和夫权意识，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充满苦难和考验的艰难过程。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李安承认自己是张爱玲的奴隶："这两年张爱玲做我的主人，不管乐意不乐意，我都被她奴役了两年。" 这就是说，问题的根源，还在张爱玲那里。 那么，再来看看张爱玲写得怎样。 说老实话，尽管我欣赏《金锁记》，欣赏作者绚烂的才华，但是，从整体上看，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尚不能与鲁迅这样的大师相提并论。胡兰成在《张爱玲论》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斗士凄厉的呼喊，而张爱玲则是一支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又说："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以前的张爱玲评说》，第3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什么叫徇私利己的批评？这就是。因为爱一个人，便将天下的好听话当作定情的礼物一股脑儿送给她，便想将天上的星星一颗不剩地摘下来献给她，--这固然有情可原，但是，说句老实话，却也实在跟羞辱她差不多。 另外，说句题外话，我读胡兰成《今生今世》等著作里的文字，常常有一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批评潘岳说："安仁党于贾后。谋杀太子遹与有力焉。人品如此，诗安得佳？"（《古诗源》，第162页，中华书局，1963年6月）但我们似乎不该因人废言，认为"汉奸"的文字，也必然像保定府里的狗腿子一样没有骨气，也必然像《金瓶梅》中的应伯爵一样没个"正相"。然而，事实却经常给古人的质疑，提供了新鲜的证据：胡兰成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顾影自怜、矫揉造作和言过其实，实在令人从头发稍到脚趾尖，都感觉别扭哩！正用得上归愚先生的一句话："如剪彩为花，绝少生意。"例如，他在《张爱玲论》中说"……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什么叫坏的文体风格？这就是哩。这种浓得化不开的语言，轻飘飘的，水唧唧的，假兮兮的，夸饰而矫情，空洞而无物，实在是顶糟糕顶糟糕的一种文风呢！ 啊呀！话说远了，言归正传。 是的，张爱玲缺乏的就是鲁迅身上的"斗士凄厉的呼喊"，缺乏的就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勇气和激情，--"政治"本来就在"人间"嘛，本来就是"人间"的谁也不应该回避的切切实实的存在嘛，所以，任何形式的"走回"，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逃避而已。至于说张爱玲"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这显然就像说猫比老虎大一样不真实，就像说狗比耗子小一样不可信。因为，张爱玲不仅没有成熟而伟大的世界观，不仅缺乏"忧愤深广"的情感世界，而且，很多时候，她对人性的理解也是褊狭的甚至是消极的。真实的情况是，张爱玲的绝大部分作品，所缺乏的，恰恰就是人性的温暖，恰恰就是"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在《金锁记》里，我们也还能感受到一丝慈悲，但是，从整体上看，不可救药的悲观和阴冷，漫漶在她的几乎所有小说里，成为她的文学精神的突出特点。张爱玲看人物的眼光是冷的--可以说是冷静的冷，但似乎更是冷漠的冷；固然不能说那中间没有一点儿怜悯，但她更经常地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超然得近乎无情的态度。夏志清对张爱玲作品的具体分析是精彩的，但他对她的整体评价是不客观、不可靠的。夏志清说："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2页，刘绍铭、李欧梵等译，友联出版社有限出版公司，1979年） 不对！"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除了"虚荣心"和"欲望"，人还有责任心，还有理想，还有包括牺牲精神在内的光辉而伟大的一面--只注意到人性的阴暗面，而看不到人性的光明和伟大，那么，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就必然是简单的、不完整的。张爱玲的作品是有才华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叹的，但却很难说是"伟大"的，因为，在她的小说中，读者的确很少感受到鲁迅的作品中的深厚的爱意和巨大的热情。说到底，作品的伟大决定于作家的伟大，决定于他对人物和读者的情感态度，决定于他对世界有多少爱，决定于他是否有担荷苦难的勇气，决定于他在追求美好事物上是否达到很高的境界。 张爱玲的《色·戒》我读了至少三遍。它的语言依然是华丽的，描写也还是精彩的，但是，作者的叙事态度，却显得暧昧而犹疑--她似乎没有勇气面对那些尖锐的问题，似乎总是回避对那些重要的问题显示自己的道德态度：一个负了荆轲使命的"圣女贞德"，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颠鸾倒凤的潘金莲？在最后的紧要关头，王佳芝为什么选择了放弃和背叛？她的行为是正常和正当的吗？ 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既不可信又不美好的故事。它的情节写得含混、飘忽、费解，在人物塑造上，则表现出一种简单而虚假的性质：王佳芝的心理永远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样就算是爱上了。"不知道怎样就算是爱上了？作者试图在刻骨铭心的爱情和恍兮惚兮的做梦之间，寻求一种神秘的关联，试图把人类在爱情方面的基本经验，变成抽象而神秘的玄学。其实，作者这是为自己的写作上的"道德冷淡"找借口，为自己随意而任性的编造留逃路："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紧接着，王佳芝就低声说"快走"，于是，易先生这个汉奸逃脱了惩罚。暗杀组织的行动失败了，所有参与暗杀行动的人都被逮捕、处决了，王佳芝也未能幸免--兽欲不是爱情，易先生不可能饶恕她。 在这里，作者的几乎所有对于王佳芝心理活动的描写，都是缺乏深度和可信度的。"突然"和"轰然"这种过于张扬的修饰语，这些在人物心理描写上最为忌讳的套话，竟然被她堂而皇之地连续用在一起。她把人物变成了自己情绪和观念的容器，把她变成了一个虚假而苍白的符号。唐文标先生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中说她笔下的人物"……看起来像丧事里纸扎的童男童女，一个个直挺挺站在那里，虽然吓人，但了无生气。原因是作者太单纯化他们了。有时单纯化得不能令人相信，这世界中的人竟不是生成的，而只不过是作者向他吹一口气，强令他活得那个样子。"（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第294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8月）他尖锐地批评"张爱玲世界"："我们以为这世界太小、太特殊，和我们世界日距日远，有什么帮助的地方呢？里面宣传的失败主义，颓废哲学，和死世界的描写，我委实只感染到绝望和对人类失去信心，我想，上海那类都市罪恶不应代表人间，男盗女娼只是租界的产物，过渡期人类劣根性的表现，我们不能讳言其必无，但深信活下去是为了把这现象改正，代替以人间的爱和同情。"（同前，第297页）从王佳芝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失败主义"，就是"颓废哲学"，就是对人性的简单理解和扭曲表现。很多时候，张爱玲的世界让人恐惧、厌恶和绝望，而不是让人觉得可爱、美好和亲切。 傅雷先生在著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这样批评《倾城之恋》：这篇小说在对最关键的地方的处理，"未免太速写式的轻轻带过去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捩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力地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傅雷文集·文学卷》，第18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又在批评《连环套》的时候说："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taste'看成了脚下的泥'。西班牙修女的行为，简直和中国从前的三姑六婆一模一样。"（同前，第185～186页）用傅雷先生的这些观点来批评《色·戒》，没有一句是不命中靶心的。 傅雷先生的《评张爱玲的小说》写于1944年，张爱玲的《色·戒》写于1950年。当年，看到傅雷的文章，张爱玲很快就写了一篇题为《自己的文章》的文章，拒谏饰非地替自己辩护："现代文学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所能取得的。"（《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75～17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不错，作者的确不应该以一种过于直接和简单的方式将"主题"强加给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作者可以"不再那么强调主题"，而是说，他应该以一种含蓄而富有诗意的方式，将正确、深刻的主题暗示给读者，让读者在具体的细节描写和象征形式里，感受到主题的存在，把握到主题的内容。总之，任何时候，主题都是重要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一部包含着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内容的作品，而一个荒谬而浅薄的主题，则会使一部作品显得无足轻重，甚至会毁掉它。 年轻气盛的张爱玲显然缺乏接受批评的成熟理性，她拒绝了傅雷的批评。拒绝批评的结果，是她不仅没有改掉傅雷先生所批评的坏毛病，反而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在艺术上，她没有取得更大的进步；在价值观上，她没有确立稳定的立场；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她没有形成健全的知识。这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面对一个最基本的善恶问题，她的《色·戒》表现出的，却是完全冷漠的因而应该谴责的态度：她竟然在一个爱国女学生和一个汉奸之间，编排出了一场滑稽的爱情游戏。 李安接受《南方周末》访谈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张爱玲的："只是有时候蛮恨她：写这个东西干什么？害人！" 但李安显然是言不由衷的。他乐于作张爱玲的受害者，他陶醉于张爱玲小说的无爱的狂欢。他踏着张爱玲的足迹，走入了危险的歧途--不是独自一人，而是裹挟了比张爱玲的读者更多的观众，甚至让那些容易激动的观众喊着"李安万岁"，与他一道走向有"色"无"戒"的世界。 卒章显志，曲终奏雅。那么，对于电影《色·戒》的导演，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也许只能模仿李安抱怨张爱玲的语气，这样说："拍这个东西干什么？害人！" 2007年12月30日，北京 原载：《黄河文学》2008年第2—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