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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十年前的“68·5风暴”，旧片回顾很多，新片只一部《生于68年5月》，长三小时，史卷般的，也算是极其少见的社会思考大片。但观众领情的似乎不多，新片上映当周，我去戛纳，两周后回巴黎，发觉“大片”在影城未顶住，已落到二线影院了，这意味着大众对那场运动已背过身去，而小资们则觉得这类白描不过瘾。 整个5月，拉丁区“尚波”影院，为小资们准备了名为“聚焦68年5月”的电影回顾展。回放运动前后的几十部故事片和纪录片，比四十年后新拍了去咀嚼，从历史学角度更有意思。我抽空补看过去未看过的，尤其是戈达尔那些后来不为人提起的“革命”电影。比如他1967年拍的《中国姑娘》，验证了我以前便有的感觉。我一直认为戈达尔是电影的一个误会，他走进影坛仿佛大象闯进瓷器店，能砸的都砸了，然后自己兀立正中。常常是才微而胆大的人干这一手特别漂亮。这部电影当年是拿了威尼斯评委特别奖的。我仔细对比各类电影奖，发觉评委特别奖是最靠不住的，多半都给了政治而不是电影。 戈达尔这个瑞士犹太人犹如被空投进法国上层建筑的一颗“钉子”，“钉子”要起作用必须一夜之间被捧为“大师”。而有我前文说过的“杰作”流水线，搞出一两个“大师”易如反掌。小资们的特点是逢“大师”必拜，不管是为什么立的。马尔罗曾为了打破“杰作”流水线，策划了一次秘密行动。68年2月的一个早晨，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创立人亨利·朗格卢瓦发现办公室及各放映厅的门锁夜间被换掉，自己被强制扫地出门。人家以艺术之名早早布下阵，你到宫殿盖起来了再封门，不过是交把柄于人手。戈达尔带头上街，被警察打破头。几张画面就促成他此后二十多年的红透半边天，以及电影世界自取灭亡的一系列革命。 四十年后再看这些电影，除了识透小资们卒子的命运，被幕后夺权者玩于股掌，还能有什么更聪明的解释？反正被推翻的戴高乐和马尔罗们是永远闭嘴了。 与旧电影强烈对照的是这部《生于68年5月》，拍的人正是六十年代生人，这代人没尝到多少革命的好果子，而是艾滋病、家庭解体（个性解放）、人口剧减、经济衰退、债台高筑、大资本取代国家（自由主义）等等这些的具体承受者。影片从68·5街垒战起笔，描述了其后三十多年那批革命青年的不同归宿。片子在后一部分着重表现了嬉皮士后代们的幻灭和认命。尽管导演留了个光明的尾巴，但看得出他自己又能相信多少？ 影片的结尾是法国“68·5”四十周年纪念之尴尬心态的写照。尴尬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民间对纪念的反感，保守的民众把二十多年来吃的苦头，一股脑扔在那场运动头上；另一方面目前把持上层建筑的人多得利于“五月革命”，想庆功，又碍于萧条的现实。 围绕那场风暴的新旧电影，让人看到了四十年前的狂热和四十年后的清醒。 原载：《文汇报》2008-07-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