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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天色阴沉。知名导演谢晋的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内举行。早上9点多就有人陆续到来，直到下午5点人群还未散去。他的亲友、学生和众多热心观众来到这里，送这个视电影为生命的老人最后一程。 10月18日凌晨，谢晋因病在浙江上虞去世，享年85岁。这个曾声泪俱下说出“我是上虞的儿子”的老人，回去参加母校春晖中学的百年庆典，不料却在出生之地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谢晋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兆国、王岐山、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俞正声、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陈至立、孟建柱、孙家正、邓朴方、丁关根、王太华、金炳华、王新宪、田聪明、万学远、周巍峙、吕祖善等同志，通过各种方式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追悼会上，俞正声、韩正、刘云耕、冯国勤、杨志今、殷一璀、王仲伟等上海市领导缓步来到谢晋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作最后送别，并与其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前来吊唁的还有万余名曾沉醉于谢晋电影艺术的观众。上海师范大学影视学院的学生们，在人行道旁一直高举着“悼念谢导，怀念院长”的牌子。《清凉寺钟声》取景地河南省郭亮村的村民们自发赶来，他们至今怀念当年的三个月拍摄期，谢晋曾与他们把酒畅谈。还有人举着自己制作的图片，上面写着“他是人民的导演，他用电影记录时代”。他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依次进入灵堂，向着这位已然安息的老人鞠最后一躬。有人从灵堂的侧门出来后，又排到队伍中去，说“我想再看他一次”。 灵堂前的空地上方悬着两张大幅的谢晋照片。照片上的谢晋，俯身站在摄像机后，仿佛还在记录人们对他的留恋和追念，他的目光就这样注视着那些正追念他的人们。而在那里，有人在等待的间隙展开了自己书写的红色条幅，条幅上写着的是谢晋当年说过的一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胶片上留下“民族记忆” “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后，我现在不在乎获奖。我在乎片子是否能留存下去。因为，最后的审片者是历史、时间、人民。”谢晋曾这样说。而在追悼会上，被他称为“审片者”的观众陆续赶来了。这些看着他的电影成长的人们，三五成群地站着，神情肃穆，他们如今大多已经五六十岁，却依然还在回忆谢晋电影带给自己的感动，述说中仿佛可见当年的激动:“印象太深刻了”，“跟我的成长经历很相似”，“他的电影我全都看了”。还有珍藏着1962年《大众电影》杂志的影迷，如数家珍地对旁人述说着谢晋的获奖经历和他与演员的交往。还有一群聋哑人在一旁用手语交流，时不时竖起大拇指。 这就是谢晋的魅力。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作为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集大成者，他自成体系的创作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电影难以逾越的经典:《女篮五号》开启了新中国体育电影的先河；《红色娘子军》完成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的美学创新；《大李、小李和老李》至今仍是中国喜剧电影的典范之作；《舞台姐妹》开创了中国戏剧电影的新风貌；《天云山传奇》是反映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代表影片之一；《牧马人》歌颂永不消逝的爱国情怀，被誉为是20世纪80年代最优秀的爱国主义电影之一；《芙蓉镇》着力反思“文革”，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鸦片战争》首开中国式“大片”制作的先河…… 在中国电影100年的“百部优秀电影评选”中，他导演的电影独占8部。他曾有6部影片获得由观众直接投票产生的“百花奖”，其电影的观众人数在中国电影史上很有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牧马人》达到一亿三千万……他的成就也在国际影坛受到充分肯定，他先后获得捷克第40届劳动人民电影节荣誉奖、法国第一届蒙彼利埃电影节“金熊猫奖”、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美洲特别大奖”等。海外影评家们盛赞他是“当今国际影坛上最有名望的中国人”。 无怪乎有人曾这样假设:“在这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谢晋，一大批中国人如果没有《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等电影可看，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失落？”更有人表示，如果把二十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 这样的赞誉并不过分。谢晋的电影曾深深地触动和抚慰了几亿人的心灵创伤和历史悲情，呼唤起全国的民族记忆，为动荡迷惑之中的中国观众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意识”。“作为一位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功勋导演，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谢晋的电影创作时刻与国家民族命运共沉浮，以镜头为笔，坚持严肃的现实主义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饱含着追求真理的热情与知识分子的灵魂反思，全景式地展现出社会历史变迁和民族精神风貌，铸造起一座铭刻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灵史的电影丰碑。”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执行院长金冠军表示。 “我从来不认为，谢晋电影是一种政治电影或者是一种什么社会电影，他就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下写那些小人物辛酸的故事，曲折的故事和命运的起伏。他能够从普通人的命运、情感出发，把个人放在一个灾难的场景当中，跟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对接，拍出感染力极强的电影。他电影里最大的共鸣是: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悲欢离合，他都能在挫折中跟自己的亲人相濡以沫，共渡难关。”40集电视纪录片《大师谢晋》编导，上海大学教授石川则如是阐释自己眼中的谢晋电影。如今，纪录片尚在后期制作之中，大师却邃然逝去，他也再没有了与谢晋对谈的机会。 十年前曾撰写《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与谢晋模式》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也表示:“一个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在谢晋时代，他已经做到最好，成为一面旗帜、一座高峰。即使在今天，在电影观照现实能力的深度、广度上，在影响大众的能力上，也都无人能够超越谢晋。” 一个电影时代的谢幕 谢晋说过:“我深信一部影片必然倾注导演最大的激情，是艺术家人品、修养的结晶，也是一次生命的燃烧。”这句话贯彻了他的一生。 从1948年进入上海大同公司担任助理导演开始，他一心扑在电影事业上已整整60个年头。他经历中国社会这半个多世纪来的种种变迁，并热忱地将这些变迁和思考凝固在胶片上。1977年后的一段时间，他保持了几乎一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创作。即使在中国的第五代导演登上中国影坛、成为电影创作的主流之后，他仍然以他的勤勉、以艺术家的良知不断奉献出新的作品。直到今年，85岁高龄的他仍在坚持创作。他的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从近代史的发端到当下的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他曾对香港导演吴思远说:“我死也要死在电影片场上。” 但《女足9号》之后的8年里，谢晋再也没有拍过电影，市场，资金等都是原因。先于他两个月去世的儿子谢衍曾说:“他有很幸福的一面，也有很痛苦的一面——现在商业社会整个都变了，他不拍那种武打的东西，不会迎合；他一直想拍电影，现在找资金不是很容易，拍片机会比较少。我想他这方面很痛苦。”但在这8年里，他每天都坚持阅读，在图书、文学杂志中寻找合适自己的题材，还和作家保持交流。他感叹“今天电影的文学基础太差了”，却仍然不忘在报纸和电视新闻中寻找合适的创作素材。 谢晋的人生计划中本还有一系列电影要拍，他说他要拍到90岁:他想拍陈圆圆，讲述历史风云变幻的背景下一个女子复杂的人生和心灵；他还想讲讲茅以升，因为日军入侵，他曾亲手炸掉自己修建的浙江钱塘江大桥；他想拍《大人家》，讲述上世纪前半叶上海大光明电影总经理胡治藩和海派京剧名旦金素雯的生死爱恋；他想拍《贝拉日记》，记录上世纪抗日战争中德国人贝拉在南京大屠杀时救助30万中国难民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源自八岁女孩的墓志铭《我来过，我很乖》，这是谢晋从报纸上看到的故事，一个患有血癌的四川儿童，在筹得社会救助款项之前病逝，家人把这笔钱捐给其他需要帮助的病人…… 这些愿望都已经没有机会实现。谢晋最后的作品是一部三分钟的公益短篇《中国，站立成树》，他为此自己掏了一万块钱，向自己担任院长的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学生征求剧本创意。在这三分钟里，一粒种子落在荒原之上，经历冰雪的考验、风雨的洗礼、石块的重压、白蚁的啃嚼而顽强的发芽、长大，成长为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10月24日，《中国，站立成树》在网络评选中获得“最具影响力人物奖”。 谢晋还抱有对中国电影前途的热忱希望。他的电影发掘了众多新人:祝希娟、李秀明、王馥荔、刘晓庆、姜文、陈冲、丛珊……如今，他们都已经成长为演艺明星。在提到当年的伯乐时，他们无不表示“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上师大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院长赵炳翔表示，谢晋办明星学校是为了探索培养影视人才的新途径，他天天到学校，亲自送学生去军训，还亲自拉来赞助让学生拍电影，以积累实际的拍摄经验。2000年3月谢晋恒通明星学校正式加盟上海师范大学，变成上师大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我永远难忘谢导来签约的样子，他和蔼可亲，谈笑风生，签约非常爽快。谢导不谈一分钱，更没有说要股份，他等于是把辛苦建设起来的明星学校拱手相送。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延续原来的办学方针——严谨治学。仅此而已。” 斯人已逝，而谢晋在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周年活动上的讲话犹在耳畔:“作为一个电影老兵，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我们的电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社会的时代的责任，在创作中应当特别注重对人的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思考，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在新的电影百年里，冀望新一代电影人关注文化、研究历史、投身火热的生活，拍摄出有社会影响力、能让人民群众记得住的电影。”他的逝去，代表着“谢晋时代”的谢幕，后来者从此只能在他留下的影像中，铭记他对电影事业的终身热忱。 原载：文学报2008-10-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