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电影《高考1977》在全国上映,借由这部承载着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影片,对那段岁月的讨论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而此前,直接反映这一题材的影视作品可说寥寥无几。“《高考1977》实际上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作为强势艺术的影视,表现出通过艺术表现反思回忆反省的冲动,反映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历史态度,是值得赞许的。”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这样说。 三十年间,高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某种程度上形成社会不同代际间的文化代沟,并造成不同年龄层次观众观影反应的差异。在影院里,当年的知青感动得流下热泪,比他们年轻些的观众也能感同身受。“1977年我还只是10岁左右的孩子,看不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但电影在历史细节方面进行了还原,看到人们发自骨子里的追求自由、追求知识,人性张扬的愿望,我还是感动了。”葛红兵说。却也有对1977完全没有记忆的观众,表示自己已无法理解前辈的感情,甚至在看到知青们被一颗公章决定命运的段落时笑场。“在今天的青年看来荒谬的事情,在当时却是完全正常的。”影片导演江海洋在讨论会上说。而年轻观众的笑场,也表达出他们对那段历史的不了解和隔阂,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民族记忆的缺失。 《高考1977》或许是迄今出现在公众视野内的、直接反映“恢复高考”的唯一一部故事片。“国外电影很多涉及对历史的反思,比如有许许多多电影讲述二战。但对于我们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这三十年间的历史,为何少有影视作品问津?”有观众提出这样的疑问。在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看来,“对研究历史的人而言,当代还不足以成为历史。因为它还没有稳定,需要观察。而且当代和现代有很多现实的关系,很多事件尚不能公正地加以披露。” “我们对一些比较近的历史题材的确重视不够。对离我们不太远的事件,还没有形成去及时记录的观念。”葛剑雄说。“其实,时间越近,越接近真实。恢复高考三十年,现在很多现场、实物还在,当时考试的用具还在,很多当事人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但再过三十年,就不可能有这么清晰的记忆。” 《高考1977》表达更多的是“感恩”:“影片试图脱离‘文革’电影电视的谴责模式,对国家民族采取'感恩'的态度,采取自我赞美的态度,里面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是正面形象。”葛红兵这样解读电影,“导演试图反映正面的力量,平民内心深处追求美好生活、追求人生自由的正面力量。”导演江海洋也承认,自己在创作时无法摆脱“概念先行”的约束。 但这也是导致年轻观众无法完全认同电影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人物都是如此“高大全”?“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赶考都很顺利。但那个时候就没有人阻挠?没有人抵制?都是积极配合的吗?基层的领导是不是都赞成推荐?有没有人会为了报考不择手段?这些都没有表现。”有观众这样发问。“影片还借鉴了一些‘后三十年’潜在的逻辑。比如,爱情是高于政治的,恋人之间彼此做出牺牲,我觉得这可能不是1977年的逻辑。”葛红兵说。 同时,他认为影片缺少诘问意识,“我们看到历史自然而然地出现转折,给予了我们机遇和权利,但没有发出诘问: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权利,为获得权利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这种代价是不是必须的?”在他看来,发出诘问并不代表着要审判谁,也不是要在现实生活找到这种力量,使之付出代价,而是拷问历史的一种方式:“当我们问到历史时,是否能跳出当时的历史,从民族层面进行反思和批判,给更远的历史一个交代?比如电影不是给2008、2009年的观众看,而是给60年后的观众看?如果局限一时,对历史的回忆就是没有必要的。” “完整地了解一段历史,只依靠自然无意识的记录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掘出各种历史的真相,这就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不是通过文学家、影视人、公众可以完成的。”葛剑雄表示。 “共和国六十年,被我们截然分成前后三十年。我们许多的历史思维方式,都在强调之间的转折,突出后三十年的成就。仿佛给我们一个感觉,我们的当代史是从1977年、1978年突然开始的。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赞美都像一把刀子一样,准确地卡在1978年。这不是历史反思最好的方式。”葛红兵说,“这某种程度上表现在我们现在没有用联系的方式看待历史。” 真实地记录、解读历史的确不易。除了时代,还有个人因素。现在人们回忆当时情况,是不是百分百真实?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实事求是地说出当时真实的心态呢?当时的档案材料现在是不是完全解密了?“艺术阐释代替不了忠实的历史记录:讲述的最好形式,是忠实地把有关事实记录下来。后人可以用不同观点解读,但是大家用来评论、讨论的事实基础是最重要的。”葛剑雄说。 作为唯一延续几千年历史记录的国度,中国一直具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我们要重视对当代历史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大历史,还是得靠国家、群体来完成。而一个文明的国家,也应该具备完整的保存档案记录的制度,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所欠缺。”葛剑雄这样认为。 原载:《文学报》2009-04-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