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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在当今文化生态中的再生长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李惊涛 参加讨论

    红色经典,既是共和国创建历程的反映,也是人民解放翻身过程的再现。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产生的精神力量,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经典,有其特定的历史机制与文化土壤,作品中意识形态的“红色”,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主流文化的重要元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元素在新世纪的文化生态中正栉风沐雨,再生再长。考察 红色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影视作品在当今文化生态环境中的生长轨迹,有理由成为一个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理性自觉。
    有些红色经典改编后毁誉参半,正是接受分析的恰当文本。其间反映出的某些共性问题,折射出当下文化生态的基本状况
    2005年改编的《苦菜花》与2006年改编的《红色娘子军》两部电视连续剧播出后饱受争议。新版的《红色娘子军》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而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被当成了该剧的主要卖点,剧中更破天荒出现了两人的吻戏。《苦菜花》原著的女一号是一位淳朴善良的老妈妈,重新改编后,竟摇身一变成了“中年美妇”,并且与日本特务王柬芝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笔者认为,这折射出了当今文化生态的基本状况:艺术创作主体与客体在理性和情感领域更具有互动性。
    红色经典在改编过程中遭逢的一些共性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以什么样的态度改编红色经典。答案在这里出现了多样性。一是大致忠于原著,只是佐以高新科技手段或强化悬疑色彩,如电视连续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观众基本认可;二是在原剧的基础上对人物、情节使用加法,有所丰富和发展,如电视连续剧《小兵张嘎》,观众虽然觉得变体不如原作精彩,最终还是以宽容心态接受下来;三是只利用剧名、人名和故事背景,差不多等于新创,如电视连续剧《羊城暗哨》,成了一个烧鹅店小老板成长的故事,观众虽感觉陌生,但由于找不到对比参照系,也就不便厚非;四是改编成了原作的变体,如《林海雪原》、《沙家浜》、《苦菜花》和《红色娘子军》等作品,都被认为不够“忠实”,难以接受,评价也往往毁誉参半。
    审视第四种改编方式所受的争议,对于科学认知红色经典在当下文化生态中的再生长会有裨益
    电视连续剧《苦菜花》与《红色娘子军》被有些观众打入“恶搞”之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理性地看待和分析,观众的指责和非议大概可以离析出这样几个问题以供探讨。
    在具体情境里,历史中人会不会产生情感纠葛?《苦菜花》小说作者冯德英说,冯大娘在电视剧中之所以没有杀王柬芝,是因为加入了原作中的细节。原作中冯大娘与王柬芝有一种情愫,那是一种报恩的心情。资料表明,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并非没有洪常青与吴琼花的情感戏份,但梁信与谢晋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最终删节了相关内容。必须承认,正是《红色娘子军》中对感情戏的忍痛割爱,才使王心刚与祝希娟在表现形态上欲言又止,暧昧朦胧;这种歪打正着,反而提供了影视表现手段上佯攻的艺术范例。那么,电视连续剧《红色娘子军》在情感表现上往前走一步,正面强攻,《苦菜花》往后退一步,还原小说意图,也许不够机巧,但是却为名著改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小兵张嘎》的小说与电影原作者徐光耀说:“说来也奇怪,我和身边的一些老同志不喜欢电视剧(《小兵张嘎》),但我发现很多十三四岁的孩子很喜欢,看得津津有味,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同样,对洪常青与吴琼花的吻戏以及冯大娘与王柬芝的情愫,当今的80、90后们,视若寻常,难以接受的,仍然是他们的长辈。
    究其原因,应该说问题不全出在电视剧的表现上。接受心理学表明,红色经典不仅以其价值观念与审美旨趣造就了自身的经典性,同时还造成了一种“红色经典接受心理”。即是说,已经认同了红色经典范式的中老年观众,审美取向上只接受符合其范式的形象体系,稍越雷池,便会视为“彻底破坏”了原来的人物形象。这种心理机制,对有志于改编红色经典的作者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和审慎处理。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中,也许宁可在“两难”的空间地带驻足,也不要轻意偏向其中的任何一极。
    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原本出自凡人。他们被迫走向神坛后,是在当代文化生态环境中才有了返回地面的契机
    电视连续剧《红色娘子军》和《苦菜花》面对红色经典的态度与改编方法,是一个“类现象”。对这种态度与方法,可以作两面观。
    一方面,必须承认,产生红色经典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人类对于遗传学、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尚未渗透其中;加之来自意识形态角度的抵触与漠视,弗洛伊德、荣格与马斯洛们,还徘徊在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视野之外,使得红色经典中次第出现的英雄人物,“人味”越来越少,人性的渊薮及其复杂性难以得到表现,类型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当今的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契机,借助改编者所获至的当代意识,红色经典的英雄们可以从人本理念出发,走下神坛,落脚地面,返回民间,这是一种积极和良善的努力。
    另一方面,改编者也应该充分和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是红色经典,其题材本身也便有相应的制约性,即诞生这些经典的历史机理的约束力。要表现冯大娘,人物造型上即使不“曲云”化,也不要“中年美妇”化;要表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特务连”,即使不“祝希娟、向梅”化,也不要“青春偶象化”。造型艺术不是表面文章,应该持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同样是红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在造型上严谨到几近苛刻的地步,便是出于对历史、对艺术负责的态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改编后的人物情感戏,必须考虑到历史,懂得含蓄,有分寸感,也有益于观众接受。
    改编的话题,本不轻松。改编红色经典,话题尤其沉重。但是,沉重的话题永远不会休止。因为今天的原创,也有可能成为明天的经典和后天改编的对象
    改编红色经典,不是孤立现象。近一个世纪以来,续写与改编的经典,不胜枚举,近两年来就有“重述神话”的全球性出版动作发生。改编不是原创,费力不讨好,常被品头论足、褒贬成败;但改编事业却如人在旅途,前赴后继,红色经典也不例外。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片不断涌现。这正好可以参照比对前文探讨的相关问题。我想,无论在什么背景下改编红色经典,都必须注意这样的问题: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二是当代意识的高度,三是在艺术表现上对多元受众的兼顾,四是精神信仰上的光大,这些是不能缺失的。这也是探讨红色经典在当下文化生态中的再生长轨迹之后,我们应该获至的理性认识。
    原载:《光明日报》2009-05-0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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