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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2009年，新中国电影走过了一个甲子的漫长路程。其间既有百花盛开，也有枝残叶败；既有清风徐来，也有惊涛骇浪。无数热爱电影的人们，在崎岖的旅程中无怨无悔，勇往直前。无论是学习苏联，还是借鉴欧美,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电影民族化辉煌之路。如今，回顾往昔，瞻望未来，对于中国电影的一缕情结依然萦绕心头。 首先，1949年后的新中国电影，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形象记录。电影成为当时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载体，除了体现艺术审美价值外，还在更大意义上被当作了树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尝试和采用与之相匹配的电影语言。 此期的中国电影在美学观念、电影语汇上深受前苏联电影的影响。苏联电影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最早在世界影坛产生巨大影响的蒙太奇学派便与政治密切相关。1934年苏联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其核心是要求表现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激情，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塑造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典型形象。这一时期的《夏伯阳》、《列宁在十月》、《乡村女教师》等著名影片，对新中国电影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统计，截至1957年，我国翻译苏联电影论著和资料等约2400多万字，出版175种书籍，译制长艺术片206部，看过苏联电影的中国观众达15亿人次。另外，许多苏联电影专家到中国传教指导，我国也派遣电影工作者去苏联学习。 新中国电影在吸收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电影观众的实际接受水平，探索着自己的电影语言方式，其特点表现为：强烈的倾向性，爱憎分明，褒贬明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十分偏爱近景、特写，特别是面部特写镜头的运用。特写镜头具有一种自我完成、自我封闭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与周围背景的联系，也就是说，暂时割断了叙事链条，将事件中某个局部或瞬间加以放大与强化。这时由于画面信息主体被孤立起来，很少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观众已经熟悉了信息主体本身，如果画面停留的时间足够长，观者便会由外及里，探寻信息主体背后的意旨，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往往就承载着超出叙事之外的内涵，一些强烈的意识形态寓意溢于言表。 体察此期电影中特写镜头的运用甚为独特。特写镜头可以产生令人为之目眩的魅力形象，但对新中国电影来说，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特写镜头塑造的是有强烈政治意义和道德意味的人格形象，核心内容不是外表，而是负载的政治信息。所以，当时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被观众喜爱的演员，但由于创作目的并不是用明星去吸引观众，因而演员一般不是作为性格化的人物出现，更多的是作为某种类型、某个阶级的代表而出现；由此实现的是直接的集体化归属，是借助个体符号实现的群体性的情感体验。同时，大量特写镜头的运用，形成了电影主观化的、情绪化的、抒情性的语言特点。在电影中，还存在一种情绪性段落，其特点是在叙事的某个关键部位实行暂停，如同音乐中的华彩段落一样，铺衍一段极富感情色彩的镜头。 总之，此期电影语言既不是“照相本性”式的纪实，也不追求好莱坞式的“零度风格”；既不是“作家风格”，也不完全是苏联电影的翻版。从艺术的角度说，过多的政治参与或许会留有某些遗憾，但由于这种服务并不是干巴巴的，而往往充满真诚和激情，呈现出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趣味，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诗意”。 其次，独步天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电影带来了蓬勃生机。从1979年起始，一批又一批让观众为之惊喜的好电影汹涌而出；9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众多优秀的影片，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的进取和活力，呈现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在历史的烽烟和现实的奋进之中，唱响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同时，蕴示着中国电影更全面、更热烈地迈向大众、服务观众的浪潮。 其间，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随着电影观念的更新与电影文化的重构，欧美电影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电影人的视野，他们有意识地从世界电影话语中汲取更多的营养，以推动与丰富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新的电影语言风格与表达方式，寻求思想的突破、艺术的嬗变与观念的更新”。据记载，1979年有13个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欧美12国；1987年有46个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欧美亚非29国；1993年更有49个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欧美亚非23国；仅此可以看到中外电影交流逐渐进入了纵深发展阶段。而西方电影思潮中的“电影叙事学”、“电影符号学”、“精神分析电影批评”、“结构主义电影批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女权主义电影批评”等理论也一时覆盖了电影文化领域。但身处中华大地的电影人，寻找滋养正是为了发展自己，因而在广泛吸取过程中并未丢弃民族的立身之本，在不断消化融汇之中强壮着自身肌体。 发轫于一个世纪前的电影艺术与技术形态及其带来的文化影响和商业品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艺术格局和发展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民族电影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国电影民族化，不是禁锢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时间维和大陆地缘的空间维里原地旋转，而是坚持民族文化生态坐标，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开放和进取，坚持以实验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精神、先锋精神鼓舞和活跃民族电影生态氛围，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在中国现当代进程里，在中西、古今关系的多元格局和多边演变的巨系统下，建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现代电影文化生态体系，努力在文化、经济、传媒和社会文化心理的错综勾连中，在区域化与国际化、民族化与全球化的辩证运行中，传承中国电影生态系统的传统渊源，确立中国的国别特征和实现中国电影的全球价值。近年来，中国文化元素和资源逐渐吸引着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境外投资者。他国的制片商正在加紧开发中国题材，“唐装花木兰”在西方掀起了中国风；随着《卧虎藏龙》、《英雄》等影片在全球展映，中国电影文化的潜力被再次证实。事实证明，民族电影文化的国际交流和输出，是推动和拓展其它中国文化产业迈向国际化的一个有力催化剂。 第三，经历了新中国60年的中国电影，正在开始新的起点，迈向新的征程。热爱中国电影的人们，无不满怀期盼又心存焦虑。人们期盼着中国电影的创新飞跃；人们也焦虑着中国电影的步履维艰；并由此思考中国电影发展的民族化新途径。 60年来的新中国电影向世人表明：优秀的电影不只是艺术的创造，更是生命的传奇。它的魅力就在于深入文化、深入民族、深入时代、深入观众，以宏阔的民族文化凝聚力为支点，展现时代最前沿的风采。在众多优秀电影所展现的中国意境里，我们之所以为之感动，源于我们对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无比的崇敬和无尽的钟情。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是“视觉的世界语”；同时电影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不只是呈现过往的光阴与动人的故事，更意味着与我们一样血脉、一样情怀的人们，在一同感动，一同流连。我们深信，电影的中国气派传承与创新，将使当代生命的恒久与历史深刻的情缘遥相呼应，人们则由此得与悠远的民族情性和同为一，往来无碍。而未来中国电影民族化的根本目的，正是面向大众，服务人民。电影来自民间，也生长在民间，它的最高使命在于服务大众。未来中国电影能否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其核心就在于“民族意识”、“民本意识”是否真正确立，是否以民族性、服务性为旨归，努力创作面向新时代、面向人民的富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电影精品。电影文化产业迈入民族化与国际化的辩证里程，必将扩展影像作品的接受视阈，使越来越多样的受众参与到影像审美进程之中，传统的受众将在一个更为恢宏的层面形成越来越丰富的差异化审美特征，为电影产业带来新的消费增长点和创造活力。 由此，中国电影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民族生活；将使中国电影创作在坚实定位于广阔的民族画卷之后，得以多向度地穿梭游历；将使中国电影和电影人共同从关注“虚拟新奇”走向关注“日常新奇”；将使中国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观众双方更加珍视生活、憧憬生活、领悟生活。总之，电影与民族、艺术与大众的联动循环，将启动波澜壮阔的“大电影”战略和“社会创作工程”，最终抵达“艺术成就未来”的崭新境界。 沧桑兴替之中，电影与我们相伴而行；物换星移之间，电影加速进入了急剧变化的全球时代，呈现出继往开来的崭新特征。对于未来的中国电影，我们也更多一份期盼和瞩望。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14日2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