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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60年优秀的电影作品，不能不提到“少数民族电影”，如《五朵金花》、《农奴》、《草原上的人们》、《阿诗玛》和《东归英雄传》、《可可西里》、《花腰新娘》、《诺玛的十七岁》等等。但近年来，在大投入、大制作的影片较量着争夺国际市场时，少数民族电影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 人的生命有限，宇宙时空却是无限的，怎样以“有限”去感受“无限”， “看民族电影”显然是非常有效的途径。因为“民族电影”， 尤其是真实的反映民族历史或现实以揭示民族性格、展示民族风俗的电影，历来都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非常有效的途径。 我国历来就有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电影一直在“真实性”的基础上不断发挥认识世界、教育群众和审美娱乐的作用。扩大体验、扩大视域、扩大情怀，也是要以对象的“真实感”、能让观众动情的“真实性”为前提的，否则，观众很难在“移情”中得到精神享受。影片不能赢得市场，也就很难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推动少数民族电影进步同样离不开“真实性”的普遍逻辑，一个是民族性格的真实性，一个是民族习俗的真实性。 通常，一部作品要“表现什么、怎样表现”，受制于主创人员民族属性所决定的价值立场，而任何价值立场都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面对同一个民族题材，不同的主创人员会因个人视角不同、创作动机不同、文化情怀不同，使作品呈现出来的“真实”也就不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 有人认为电影只要故事好，就有观众，民族属性是可以淡化的。于是为了娱乐观众，创作者会把剧中人物当作一个个叙事符码，模糊其民族性格，进而使观众很难通过影片了解某一民族真实的生存状况。这样的影片，故事本身也许很好看，甚至不乏哲学的智慧，但是这样的智慧，对于观众“扩大民族文化视野、深切感受民族文化情怀”的愿望，是很难满足的。而只有特定民族历史中的民族人物，才能够作为“叙事的核心元素”在其“核心的地位”上，以鲜明的民族性格真实地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和进程。据此，凡是好看的民族电影，都必须把准确而深刻地反映民族性格的人物留在观众的记忆中。人们对于民族电影的关注，说到底是对生活在不同于自己的“那个”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境遇中的人的生存状况感兴趣，只有“真实”，观众的期待才能满足，兴趣才能延伸。 当然，在结构矛盾冲突的同时展示民族风俗，或者在展示民族习俗的过程中深化人物个性，展示存在于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血脉又溢于其言行的那些“特性”，这是民族电影的吸引力所在。只是这种展示，要以尊重生活的真实为基础、以创造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为目标。倘若只是为了“民俗”而民俗，就难免会在满足观众猎奇心理的层面流于肤浅。 如果说特定民族性格的刻画还能够在符合事物普遍逻辑的基础上生成“可信性”的话，那么，民族风俗的真实性是只能从“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中挖掘创作资源的。而这种资源，又必须是通过真实可信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因而，要通过一个个真实细节来表现某一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不论本民族还是他民族的艺术家，都不是靠几次短时间的采风活动就能完成的。只有当主创人员抛开他者心态、抛开猎奇心理、抛开俯瞰视角，让自己真正沉入民族的生活并被其所感动，进而爱其所爱、急其所急、想其所想，同时还能够深入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当中，抓住人性的基本特点，才可能廓清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才可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给予真实表现。而这种表现，是应该紧跟时代脚步的。因为，民族性格与民族风俗并非一成不变，时代的发展会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拥有新的风貌。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电影也应该“直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求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为此，反映真实的民族性格，表现真实的民族风俗，方可以让民族电影从“难以深刻”的尴尬中走出来。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10月13日20版 (责任编辑：admin) |